《契機》(二十九)
(2004-05-26 17:51:04)
下一個
鄧小平之取代華國鋒,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毛的專權政治的全部弊端,鄧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毛派政治家的角色定位,使鄧不可能站到真正客觀的立場上去看待毛、評價毛,大刀闊斧地消解毛造成的一切禍害。
盡管毛曾使自己骨肉離散愛子殘廢,鄧內心對毛有刻骨的仇恨,但他不可能徹底推翻毛的政治。因為這個政治跟鄧自己畢生的功業是契合在一起的。文革以前毛做的一切,大部份有鄧小平的份。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盡管他們各有過錯罪孽,但他們聯手建造起來的這架龐大國家機器的結構與性能,對於操控這架機器的最高統治者來說,永遠是一架最合意最可愛的機器。中國共產黨一直說他們施行的這個社會主義製度是古今中外人類曆史上最為優越的製度,吃足這個製度苦頭的人們也許萬難苟同,但站到統治者的立場去看去想,就會感到這個論點非常正確:
----所有的工農商貿利潤加上稅收全部歸入國庫,而國庫就是統治者的褲袋荷包,他們愛怎麽花就怎麽花,誰也不能有什麽異議;
----所有的軍事、外交、內政,大事小事,就那麽幾個人,或者就是某一個人說了算,誰也不能反對阻撓;
----一切的成就、功勞、榮耀全部歸於統治者。他們幾個人,或者他一個人,身兼幾億百姓身體、生命、思想、靈魂的總管,百姓隻能匐伏聽命、交心懺悔,不能有任何懷疑非議;
----統治者永遠、絕對正確。人民隻能歌功頌德,沒有批評指責的資格;誰人敢於出言不遜,地獄就對他敞開大門;
----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力量可以製衡約束統治者的權勢的膨脹和失控。沒有不同的聲音。連呼痛的悲鳴也被扼殺禁絕;
---永遠有足夠的自發的粉飾、掩蓋、捧場、奉承、喝彩;
----幾個人或一個人的意願,幾分鍾內就能變成幾億人的行動;
統治者當時的內外夥伴會受到歡呼愛戴,統治者當時的內外敵人將受到仇視怒斥;
對統治者個人私利來說, 世上難道還有更優越的製度嗎?
鄧小平是這個製度的締造者實行者之一。是這個製度的受益者之一。他當然會維護和繼續加強這個製度。
鄧自然也是這個製度的受害者之一。但這隻是毛跟他個人之間的事。或者說,是他們幾個人內部的事。也可以說,對毛以外的其他人而言,這個製度的確有點問題。但毛已死去,行將取代毛的權位的鄧,就無意傷害死了的毛以及從根子上去改造這個製度。因為這個製度對它的第一把手來說,永遠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
因此,毛死前,實在對鄧是多疑多慮了。
鄧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澤東。
所以鄧小平主政後,毛的權威榮光毫發未損。
這也正是中國人特有的含蓄內勁之所在。外國人和恩怨分明感情正常的人都難以理解,毛三次貶逐鄧、毛狠心整死高彭劉林及無數自己手下的幹部、毛縱容唆使四人幫做盡壞事,而鄧卻尊毛護毛如故。
但是,鄧畢竟不是跟毛一模一樣的人。品格、本質、個性、作風,都有不同。鄧很明白,毛的胡作非為帶來的危難處境,必須突圍出去,否則必趨崩潰。文革中及文革前,曆次運動傷人過眾,埋下的仇恨情緒非得立時化解不可,否則就是天大的隱患。如果不能讓人民看到新的曙光產生新的希望開始新的生活,鄧小平是不會迷醉於人民在威逼下表現出來的擁戴假象之中的。因為他自己已經有過體驗。文革中,他的一家被活生生拆得四分五散,大兒子被批鬥得跳樓尋死,他對文革、對毛,也不敢有半句怨言。但隻是不敢而已,隻是好漢不吃眼前虧而已。心裏,是恨的。恨小非君子嘛。能不恨嗎?那麽,數以千萬計的受打擊遭整肅被下放的幹部人民青年學生以及他們的數以億計的家屬呢?能不恨嗎?他們的不出怨言,他們的默不作聲,他們的熱烈擁護,能是真心的嗎?
共產黨坐在如此的火山口上,能高枕無憂地輕鬆統治嗎?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於是,鄧小平在實際上已經大權在握時,謹慎地著手他的局部的改良、彌補、糾偏、療傷工作。說局部,是指在對整個國家機器一個螺絲釘也不拆不動的前提下,給它做維修保養複健加強的調整翻新。把生鏽的部件擦亮上油,把太緊的地方擰鬆,把過快的速率減慢,把磨壞刮傷的機體填平補齊;該冷卻就冷卻,該灌油便灌油,需潤滑就潤滑,當暫停就暫停。
正因破壞深钜曆時且久,這個“局部改良”所覆蓋的麵就相當的廣,涉及的對象就相當的多。
許多人從監獄、勞改勞教場所、流放地、農村、邊疆,回家了。
許多人去除了頭上的政治緊箍咒,從什麽“四類”、“五類”、“ 六類”份子變回普通人了。
出版社又可以出版毛澤東著作馬恩列斯著作以外的書籍了。
學校又招生開課了。
女人又可以燙發打扮穿後跟略高的皮鞋了。
社會生活在一點一點恢複最基本的常態。人民重獲一星半點的最不在話下、最微不足道的部份生存權利。
但中國人民已經欣喜若狂,猶如久旱逢到甘霖,覺得光明終於來到。
也有很多老年、中年、青年人,開始較冷靜較深層的反思。也有很多描寫“文革”時期以及更早些的“反右運動”中人民所受苦難的文藝作品問世。但總前提無一不設定在“共產黨是絕對正確的。毛澤東是絕對偉大的。”這一基礎之上。
當然,也有大批在文革中非常活躍相當得勢的人遭受無情的整肅和清洗。政治形勢一有任何風吹草動,總會有一批人滾入溝壑,受苦受難,出頭無望。這就是中國的政治特色和社會狀況。
張誌強接獲公安局派出所通知,叫他前往郊區一個不掛牌的關押人犯的地方接領父親張振雄回家。
我們在本書的第二章裏曾經提及,俞家三小姐俞蘊君的丈夫張振雄,在五十年代曾經神話般地發跡。他早年畢業於上海震旦醫學院,資曆尚可,智力卻甚平庸;一直供職於滬西一家私立小醫院當外科醫生,大手術輪不到他做,小手術割不死人,一份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薪水,加上妻家的間接輸供,小家庭的生活在上海還算是殷實的。一九四七年因人事糾葛他辭職回家,自己掛牌開設內外全科診所,蘊君就當醫師助理;她原學藥物化工,在信誼製藥廠工作,正好回來自設藥房賺那處方配藥的利潤。當時,由於俞佐伯、程忘言、俞靜君的上層社會人事關係,加上張振雄的油嘴滑舌海派作風,更有頗具大家閨秀風範的三小姐親自接待招呼,同時還聘請幾名青春美貌的護士小姐,張振雄診所的業務一開張便不同凡響;一些獻殷勤的小報記者使勁吹捧,張醫生便儼然成了原法租界一帶高級住宅區的名醫;上海灘上沒有點身價的人是不敢去他的診所看病的。
解放以後,政府倡導私人開業醫生組織聯合診所,張振雄逡巡不前,因為他覺得一經合並,他的貴族化優勢便蕩然無存;社會不管如何變遷,舊貴族紛紛破落,新貴族相應產生,為上層服務的行業必然有其存在的需要與價值。所以他拒不參加聯合診所。當然心裏是有點忐忑不安的,因為衛生局幹部的臉上分明寫著“此人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字樣,凡有例行檢查,必定特別嚴格,百般挑剔刁難是極其明顯的。
正在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時,有一位中央軍方大人物患病來滬就醫,派人傳喚張振雄到一個神秘的內部醫院會診。張振雄福至心靈,力排眾議,提出截然不同於另外幾位名醫的治療方案,經過專家小組的反複討論,大人物的夫人慧眼獨具,力主由張領銜主治,結果大人物不僅化險為夷而且霍然而愈,張振雄頓時身價百倍,成了這對權傾一時的夫妻的心腹至交;接著便被安排進當時在整個遠東地區都赫赫有名的廣慈醫院當主治醫生,還兼任軍醫大學的專科教授,隨後更是進了軍隊編製,成了少校軍醫,換了住房,出入有軍用汽車軍人司機;此時張振雄可謂春風得意,以革命軍人紅色專家自居,再也不把忘言夫婦放在眼裏,認為他們是破落反動人物,自己是紅朝得意新貴,把從忘言靜君家裏趁人之危‘賞臉’拿來的貴重家俱珍奇文物將自己的家居布置得古樸高雅氣派非凡。張振雄在某種意義上是出手大方的,有時某位高幹或要員看中了他家的什麽,他馬上會慷慨貢獻上去,因為這些東西派上這種用處,是最最得其所哉了;他才不會貪戀一個瓷瓶一個玉雕而得罪一個當權人物呢。於是乎,靠了時運和心機,靠了技巧和奉獻,張振雄進入新朝上層,蘊君也左右逢源,與一班高幹夫人稱姐呼妹,打得火熱;那些得自娘家的獺皮大衣、鑽石戒指、東珠項鏈當然是日漸減少,但在革命皇朝,有什麽比當人上之人更讓人心曠神怡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