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機》（二十一）

嚴一恒夫婦接納程敏子去香港回歸他們家，是因為他們於一九四九年在香港所生的兒子有嚴重的先天性心髒病，體質極差，數度輟學，看來非但不堪造就，而且生命也朝不保夕。此外，敏子生母在大陸的顯赫處境，也使他們極其樂於合作，乃至聽命。那位當年的名門淑女、轟動一時的藝苑明星，如今已是一位身份十分崇高的領導人的夫人，在國內大有呼風喚雨的能耐，當然不可得罪。況且敏子所需的一切費用，她已預付一筆美金巨款，嚴一恒雖曾推卻一番，但那全世界通用的綠紙，委實有著無人能夠抗拒的誘惑力，於是這件聽起來頗為離奇難信的事，就無阻無攔地順利實現了。 嚴一恒所得的另一項獎賞，是一襲“港澳地區政協委員”的政治冠冕。這使他喜出望外，自得非凡。於是他此後便西裝筆挺地攜眷到北京出席會議，儼然如同英國的上議院議員。他與乃君自五一年後便 不與留在大陸的靜君、蘊君聯係，每次回大陸開會更是不想尋訪早就風聞已經落難的姨姐靜君；因為，他們感到，如今彼此身份已經大不相同，不必再拖泥帶水，惹些麻煩在身上了。 敏子到達香港，四姨夫婦歡迎之熱烈令她頗為吃驚。四姨父端詳了她一會，突然一把將她攬入懷裏，接著雙手捧起她的臉蛋，在上麵連連親吻，這使她大出意外、很不自在。 “噢，啊！我們的妹妹回家啦！”他仿佛喜不自勝地說，“多可愛的大小姐呀！怎麽不叫爹地？” “一恒！”乃君被一恒的舉動嚇了一跳，“你幹什麽啊？妹妹不習慣你這種----” “自己的孩子嘛！”他不以為意地說，“快叫爹地媽咪啊！我的乖寶寶！” 敏子的笑意裏突然有了勉強。她本來是高興的，快樂的，感動的，懷有創造一個良好開端的衷願的。但是她從姨父這個突兀、過份的動作裏感覺到一種東西。這種東西與男人對異性的貪欲有關。姨父故意用對八歲以下的小孩的態度和稱呼，掩護他的包含對成年女性才有的衝動的舉動，這迷惑不了十七歲敏子的本能鑒斷。敏子畢竟不是懵懵懂懂、渾沌未開的蒙昧少女。 “我----還是叫四姨、四姨父吧。”她竭力笑得若無其事，“我是程家的程敏子。”她接著抱歉似地說，“十幾年了，太習慣了。對不起。” “隨你，隨你，”乃君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在這一瞬間，乃君忽然本能地希望敏子在她們家的關係與地位稍微疏遠一點。 嚴一恒的笑容裏有著一種奇異的內涵。但他毫無狼狽之態。“媽媽----四姨這麽說了，就按照你的意思吧。但實際上我們還是一家子，對不對？” “當然羅。”敏子爽快地說。“你們----帶了我半年，是不是？所以，實際上我還是回家了。” 家，實際上，還是不像敏子相像的那樣溫暖，那樣融和。 姨父此後不曾再有逾矩的動作，這使敏子稍稍安心了一點。至少不用時時防範，那也是十分緊張和辛苦的。比敏子小三歲的弟弟，性情古怪，不易接近；敏子曾經煩惱，但不久便釋然。如果不能建立親愛親近關係，就以保持距離為好。反正各自一個臥室，分隔得開，獨立得起。四姨對敏子不錯，但也僅止不錯而已；姨父有點陰陽怪氣，說不出個什麽味道，讓他怪去就是，敬而遠之是最好的辦法。敏子最為氣餒和不解的是，他們----四姨和姨父，從來沒有問過一字一句解放以後程家在上海的生活情況和命運變遷；從來沒有問過一字一句敏子的成長過程，包括為什麽會在西北的一個學校讀書等等。好像過去的生活，跟俞家的關係與親情，全部一刀割斷了，那些種種，在他們的記憶裏都不存在了，他們對此再也沒有任何興趣了。敏子曾經以為他們會有無窮無盡的問題，從一九四九年年初離開上海之後問起，一直問到自己走進這個家門為止，會有數不清的秉燭夜談感歎唏噓，這樣才像敏子所設想的親姐妹、親姨甥之間的關係所應有的情狀。敏子很不明白。敏子以為自己太幼稚了。成年人的世界，也許本來就是這樣冷漠和不近(孩子們心目中的)情理的。 敏子在四姨和姨父提議的兩所學校中選擇了一所女子寄宿學校。這是一個赴英留學的預備學校，以學英語和英國文學為主。敏子作這樣的抉擇，一是想起生母的囑告，爭取去英美留學，二是可以不必住在“家”裏、時時感受那種壓抑和拘束。 在春季班開學時，敏子就搬到學校去住了。 她學習得異常勤奮。她原先有點英文底子，還是十歲以前爸爸教的；後來幾經離亂，早已置之腦後，但一旦沉入這種環境和氛圍，記憶裏的遺痕像奇跡似地一下子浮現，好比一張塵封久藏的照相膠片，一經曬印，清晰的畫麵就即刻顯形了。敏子的英語學習進步神速，在班上領先奪魁，毫不費力，校方也驚訝這個內地裏的窮鄉僻壤(她曾說過自己來自大陸甘肅省的河西走廊)來的小姑娘何以有如此不凡的英語學習能力。英國文學，她更是駕輕就熟，因為許多讀本她都看過中文譯作，有的還經過爸爸或者郭聖逸的分析解說，理解起來答釋起來就必然遠遠超過同班同齡的香港女孩了。這，引得那班嬌滴滴假惺惺、矯情做作、虛榮傲慢的香港富家小姐們恨煞妒煞，卻又無可奈何。因為敏子口袋裏的錢不比她們少，身上的衣穿不比她們寒酸，出手又遠比她們大方，智力遠比她們優越，同時還有一種謙虛退讓質樸深沉的高貴氣質，不久敏子就成為眾女孩的仰望之星了。 一天，一位留英博士、上海籍的副校長浦女士找敏子談話。在她辦公室裏逗留了兩個小時，敏子從來沒有把自己的身世經曆講述得如此透徹如此完整如此痛快過。敏子沒有哭泣，浦女士卻頻頻拭淚了。最後，浦女士說，“起先，我對你很不了解，很迷惑，很好奇。聽了你的故事，我覺得，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你的爸爸原來就是忘言先生！那時的青年學生都知道他。但我決想不到，他，竟會落到這麽悲慘的境地。程敏子啊，你有過這樣的一個爸爸，你就無可抱怨於你的命運了。努力吧，你的前程無限。你想過要做一個作家嗎？” 敏子一楞。 她本來快要哭出來了，但悲情即刻又退了回去。 想了一想之後，她說，“沒有。” “沒有？” “還沒有。” 浦女士笑了，“如果你寫作，你會成為一個好作家的。” 敏子滿腹狐疑。她思忖良久，說“您，以為我在編故事？” “不，不，不，敏子，你真敏感。我是說，你有非常豐富的經曆和非常敏銳的感覺。這就是成為一個好作家的必備條件。悲劇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大苦大難總會變成某種非凡人物的財富。你不能把財富隨手拋棄了。” “對不起，我，誤解了。”敏子接著側頭想了一會。“您說，我可以成為作家？” “你不相信？”副校長笑笑說，“我跟你相約二十年，三十年，好不好？如果我們有緣再相會，那時，再看吧。” 作家？敏子第一次開始考慮這個問題。 誰說不想？而是，能做得了嗎？ 敏子讀的書多，對“作家”一詞的內涵和外延是很有了解的，是大有仰慕的，是覺得可望不可及的。 但是，浦女士的這個主意，卻根植於敏子心中，怎麽樣也揮之不去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