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機》（五）

這番談話之後不久，程之朗升任本廠革命委員會主任。 黨委書記是一位軍隊轉業的局級幹部，他特別欣賞程之朗的淳樸 踏實。換句話說，對這個老實得有點傻氣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他最為放心。一般來說，在一個單位裏黨的領導跟行政領導多數相處不好的原因就在於兩人互不買賬，都要抓權，都會直接向上級邀寵，都去向上峰說對方的壞話；而作為上級，卻又喜歡保持這種分裂對抗的形勢，以便掌控局麵。程之朗在政治手段上的零分，在心機權謀上的空白，在行事處世上的怯懦，在上下關係上的無知，都是黨委書記覺得他的可愛可信之處。他跟黨委書記之間，簡直不是平起平坐的行政領導跟黨領導的關係，而是勤務兵跟總司令的關係；尤為可貴的是，這是真誠的而不是裝出來的。他懂業務，肯做事，能解決問題，會擔當責任，指揮生產是本領一流；然而，在別的方麵，他事事仰賴書記，事事聽從書記，比孩子對父母還要依順。他從不居功自傲，也不搶奪風頭，有了成績，他絕對由衷地認為是黨領導得好；有了問題，他馬上誠懇地承認是自己安排失當。接待什麽阿爾巴尼亞或朝鮮、越南的外賓，他因不善交際而竭力回避；有什麽出國訪問的機會，他更因害怕有失國體而堅決推辭。在跟書記私下接觸時，他常常央求對方在政治上多教導自己，在不得不當眾講話時，他總是預先寫好稿子請書記審改。他是廠裏跑黨委書記辦公室跑得最起勁的一個，不是拍馬奉承，而是請示匯報；不是討好邀寵，而是怕出差錯；不是懷有利己之意，而是隻想搞好工作。這些種種，怎能不使書記對他絕對放心交口讚譽呢。書記初來時，也曾用懷疑的冷眼審察過他。表麵看去，他的所有表現，都跟一心靠攏組織拚命顯示積極的人的表現毫無二致；區別僅僅在於，他是真心，別人是假意。書記是個老謀深算的老革命，識別真假，慧眼獨具。要不了多久，他即得出結論，這個程之朗是個靠得住的人。他是那麽的老實，(書記知道，現在，有幾個人真的老實？)那麽的不會在嘴皮上和實際上討便宜，(書記也知道，現在，有幾個人不想討便宜？)那麽的不會鑽空子，那麽的不計較個人的得失，那 麽的真心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薄弱，那麽的不懂依恃嶽丈的勢力----這種人，才是最佳的合作對象；這種人，才是最理想的提拔對象。因為他們實心實意，因為他們知恩圖報，因為他們不把我們當作往上爬 的階梯，因為他們不會見利忘義過河拆橋，因為他們對我們有真心的感激和仰賴。 然而，對丈夫的種種表現，羅曉陽卻不免怨言頻頻了。 她對爸爸說，”你看，這個人，要廠不要家了。他當上了這麽個大廠的頭，我們老婆孩子叨上了什麽光？文藝演出的票子都給別人，連個車子，都成了書記的私家車了。一天到晚騎著他那老破車，是演給別人看還是怎麽的？誰給你記上功啦？” 少將看看女兒，含蓄地笑笑，不緊不慢地說，“凡事，要從大處著眼。圖小利的人，是沒有大出息的。” “大出息？省省吧。瞧那寒酸樣，像大出息的人嗎？那個官，還不是靠了你的牌頭才混上的？要是沒有你，到退休，恐怕那副工程師的副字都還摘不了帽呢。” “也不見得。”少將說，“你，對他，恐怕還不怎麽了解呢。” 曉陽睜大眼睛看著父親說，“難道還是你了解他？” “咱們先別下結論。”少將說，“車子算什麽？你要用車，給我來個電話就行。” “倒不是我在乎坐車。司機小方早說了，給他個電話就行，不用繞程主任那圈子。” 實際上，程之朗不用廠裏配備給書記、主任的小車，絕不是表現“艱苦樸素”的一種做作，而是他有一種特殊的心虛。他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他從小家裏就有私家汽車；上學放學，都是汽車接送的。他把自己的幼時家庭生活，看成是一種罪惡，而自己也有一份。坐上汽車，他就覺得自己反動階級出身的狐狸尾巴難免露餡。而，實際上 ，他在黨委書記麵前的那種無限順從和謙恭自抑，也正是一種自感隱藏著可恥原罪的自卑與心虛。但是，在黨委書記和少將嶽父眼裏，他的表現，卻變成了一種難得的品質。這符合他們這代掌權的共產黨人挑選提拔對象的標準。他們欣賞、信任、需要：在技術業務上真正得力、在政治權術上不玩花招，在人格品質上忠誠老實，在為人處世上敬宗尊祖的人。 少將看出，自己的女婿前程無限。 經過跟劉少奇的惡鬥，跟林彪的惡鬥，以及將鄧小平的拋棄與對文革派的失望，十年下來，耗盡了體力與心智，成了風中之燭的毛澤東，喪失了從容安排繼承人選的餘裕。 實際上，他從來也沒有誠心誠意地認真物色過自己的無比威嚴顯赫的權柄的繼承人選。長期以來，他把接掌大位的資格和機會拿在手裏當某種誘餌，以換取某個一度與他勢均力敵的黨內巨頭對他的支持和跟從；如對劉少奇。或者，以此作為一種權宜之計來交換自己一時急需的某種助力，如對林彪。自己的目的達到之後，他即刻就將這個被他以公開的宣告或黨章的條文欽定的接位者看成是最可恨的敵人。 這是不可避免的心態。這是典型的獨裁者的人性表現。 因為，大凡獨裁者，總是把自己看成是獨一無二、舉世無雙的民族救星和民眾導師。他的手裏集中了極度膨脹的權勢與力量，這使他得以為所欲為、役盡天下蒼生，把他的人性的每一方麵發揮到了極致。他不可能承認有哪一個同僚有資格有本領繼承自己所開創的宏偉功業，他不可能甘心讓哪一個下屬從自己手裏把他惡鬥了一輩子經略擴展而成的地位和權勢不費吹灰之力地接收過去。在帝製社會，傳位給兒子，不管願意不願意，放心不放心，總之家族利益有了保障，且有祖製成法，自有成例可循。在現代的專製社會，這就是獨裁者第一頭疼的事情。一想到自己憑了渾身架數曆經無數險阻掃除多少強敵才抓到手中的大權，日後不得不一古腦兒讓某個小子白得了去，他心中的恨意、嫉意和失落感就不打一處來。於是，原該是最中意最欣賞最貼心的對象，在內心深處一下子就變成了最仇視最提防最不能相容的死敵。如果他還有時間，他就一定對那接位者橫挑鼻子豎挑眼，這也不對那也不行，直到將之廢黜、眼看那小子落得竹籃子打水一場空的狼狽下場才獲得了心理的平衡。 從另一方麵去看，獨裁者絕對隻把自己看成人，神，上帝，而把任何別人隻當做自己手裏的工具和棋子。真正出類拔萃的同僚戰友，不是被他踐踏成了奴才便是讓他斬絞成了肉醬。最後在他周圍的，就隻剩下一些無能無恥而又陰險狡猾的小人，而對這些小人的嘴臉和本質，獨裁者又是最清楚不過的。因此，在獨裁者行將離世的時候，他總是看來看去沒有一個人看得上眼。最後的唯一選擇----同樣出自人性規律----就是，隻好在絕未覬覦他的大位、從未伸長脖子等著的、候選圈子之外的人裏麵挑選一個喜出望外的幸運兒，以造就此人成為世上最大政治暴發戶的巨大代價，換取其對本人身後英名或者家族利益的長期保護。至於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我死之後，洪水其來”，管不得那麽多了。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經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中國全世界播報，程之朗聞之如喪考妣，渾身發抖，不能自製。 多年的領導幹部做過來，他已習慣於跟這個政權合為一體、休戚與共了。 他沒有像許多幹部工人那樣地一下子驚呆，繼而放聲大哭起來。 他的震驚和內心的淒惶遠甚於一般的人。他頓時覺得天旋地轉，仿佛精神上的支柱一下子崩塌了，從此連生活的方向都失去了。 對毛澤東的死亡，應該說，當時，中國半數以上民眾的哀慟是由衷的，真實的。 民眾，不管世上哪一個地區和何種民族，對於專橫的、殘暴的，虐迫他們、視他們為草芥的獨裁領袖，都有一種天生的敬畏和奴性的愛戴。因為民眾好比羊群，領袖就是牧人。牧人越是凶狠冷酷，羊群 越是馴服聽話。牧人如果疏懶隨便，丟開鞭子，也不吆喝，羊群就走散了，趕不回來了。反之，在真正的民主政體裏，領袖視民眾為主人，無時無刻不向民眾獻媚討好，盡心盡力為民眾服務，隻望民眾把選票投給自己，這時，民眾就會變成刁蠻的悍主，對他們的公仆肆意指責橫加挑剔，總之是一百個不稱心。領袖稍有失職或失德，辱罵和嘲諷就奔瀉而來，直至將之淹沒為止。這就是人性。群體意義上的人性。不認識這一點，人們就不能真正理解何以一些不正義不公道的社會結構反而看上去更具凝聚力，而某些十足的惡棍倒比一些偉人更能獲得長久的擁戴和習慣成自然的好評。 大陸中國的民眾，自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所受的統治的性質與形式，與他們曆祖曆宗所慣受的截然不同。以“槍杆子打出來的政權”為標號的統治者，無事無時無措無處不在向民眾顯示一種明確無誤的軍事征服的本質和特點。所有的私人財物，說剝奪就剝奪；所有的個人自由，說取締就取締。一切的個人，在全麵的意義上統統成了俘虜 ，除了無條件服從，人們不能希冀任何方麵的自主之權。原先的社會結構，被徹底摧毀；原先的人際關係，被完全改變。中國人信奉了幾千年的維係縱向橫向感情信義關係的許多美好原則被掃蕩無遺。幾分 類似邪教，幾分有若黑幫，每一個人都必須絕對忠誠於統治者----甚至隻是最高統治者一個人----他就是上帝和龍頭老大，他就是靈魂和肉體的主宰者。人們必須時時歌頌他讚美他感激他敬拜他，必須時時 準備著為他舍棄自己的一切。人們被教導說私心私欲是可鄙可恥的，期望吃好穿好則是邪惡的意念。為了實現那位神人合一的領袖的偉大理想，人們應該終身流血流汗吃苦赴死。而，這個軍事政權又不斷訓練出足夠使用的各級黨工把持控製著社會的每一個細胞，監視和壓製著每一個人可能產生的不滿之色與反抗之意。這樣，二十七年下來，出頭之鳥早已打光，剩下來的就多是嚇壞了的，馴傻了的，適應了的，迷信盲從的良民了。毛死之時，三、四十歲以下的多數人已經不記得、不知道、不相信中國人曾經有過以及還可能有什麽別的活法。他們不知道人應該有些什麽權利和應該受到怎樣的對待。他們已經習慣於認為自己是微渺的，不足道的，甚至是天生具有罪惡思想的，活著就是領袖恩賜的幸福，活命就是為領袖不停地勞動、對領袖不停地感 恩和贖罪的過程。因此，當他們獲悉這個領袖竟然也會像所有的凡人那樣死去時，怎不驚駭、絕望乃至痛不欲生呢？何況，人類還有一種本能的勢利傾向，芸芸的眾生，總是簇擁在一個最凶狠最厲害最有財勢的強者周圍，向他歡呼，為其作倀；而一旦發覺失去了這個偶象，人們的悲傷是可想而知的。 程之朗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