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滅》（二十五）

需要略微一說的是，靜君的五妹俞懿君，解放後不久，就被組織上調去東北工作。東北比上海早解放；解放軍苦戰數月，打下以後，各省各地一片蕭條，極需大批有文化的幹部前去接管各個部門，並改變百廢待舉的局麵。懿君一去經年，音訊全無；二姐夫婦的遭遇和老家的破落，她一點也不知道。 汽車間的生活過了不足兩年，一家人漸漸習慣。最初的窘迫和羞辱很快過去，忘言有“安貧樂道”的思想武器，以往雖然沒有怎麽“貧”過，但古人的樂於誦貧吟窮、不窮也要吟幾句“貧賤夫妻百事哀 ”“全家都在秋風裏”之類詩句的嗜好，對舊文人的確是有很大影響的。中國舊文人一向瞧不起富貴榮華，不齒於驕奢淫逸的生活，因此把清貧而照樣灑脫，匱乏而不改其樂視作一種高格調的境界，所以忘言不曾被窮愁潦倒所擊敗，反而有了做幾首舊詩的實料和合適的心境。他當然也不是那種喝冷水飽肚子而猶自在那裏吟詩作詞的傻瓜和不負責任的呆子，把養活一家人的擔子扔給靜君和大媽；他勤奮穿梭於寄賣商店和古舊書店的收購部，把家中僅剩下來的東西一件一件地拿出去換回為數微小的金錢，這還是搬到汽車間以後才苦思出來的一條生財之道。他怎麽也想不到，一枝派克金筆當時可以賣三十多元，一聽美國咖啡可以賣上十元，一把西德的小洋刀可以賣二十幾元；一些舊藏書畫，上海的文物保管委員會出價大出他的意料，而他的無數手杖，居然也很值錢，行家給每根估上不同的價格，竟然不久便能售出。他的藏墨、藏硯、藏印、藏書，各種鍾表，甚至眼鏡，竟然也是寄賣商店欣賞的東西，以致他們要求自己上門來挑選了。忘言的一些西裝和大衣，佐伯留下的幾箱雜物，件件都能標上不錯的價格；靜君那些幾乎從來不用的鑽石首飾和不算很多的翡翠寶石金器，那就頂得好一陣子的基本開支了。大媽的私人財物，原來靜君是不準觸動的，搬家前她幫大媽拾掇在幾口小箱子裏，放在最穩妥的地方。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大媽悉數捐出，大家苦勸無效，因為大媽說的話，從禮數看不可反駁，從內容看無可非議，從實用看不得不從。大媽說，“統統拿去賣了吧。不過，要一件一件地出手。這麽多東西一起拿出去，再好，在人家眼裏也變成芝麻穀子了。你們不必跟我客氣。我留到最後，也就是知道你們會客氣。客氣是犯傻。我們是不是一家人？一家人講什麽客氣？現在是飽肚子保性命要緊，別的都是空的。再說，孩子還小，要吃飽穿暖才長得大。我們家到了這般田地，誰也沒有錯。老老實實做人，規規矩矩做事，問心無愧，也不去怨天尤人。能把今天明天對付好，也就把下半輩子對付好了。”朱媽也把畢生積聚拿了出來，“你們也不要客氣。現在大家落難了，我留下這些東西聞著不香舔著不甜，要來做甚？你們好時，我跟著過的什麽日子我自己不清楚？現在你們苦了，我一個人獨好，又有什麽味道？我朱媽跟定你們沒有跟錯人。我字不識，人是識的。事不懂，理是懂的。那年我踏著啤酒瓶碎玻璃，大先生一個膝蓋跪在地上蹲在我麵前替我鉗腳底板裏麵的碎渣子，又是擦髒又是消毒，再包紮起來，整整一個鍾頭；後來二小姐自己天天幫我擦腳換藥，你們曉得那時我罰過什麽誓來……” 這樣，在當時物價還沒有衝天起飛的情況下，一家人也活過來了。那時他們所住的這條裏弄，居民多數是條件較好的人家，有幾戶還是跟俞家程家有過交往的，要不就是熟知俞程二家的來龍去脈的；事情經不起以一傳十，不久所有的鄰裏都知道這是大有來頭的倒黴大戶，再加上這一家人的彬彬有禮教養有素，大家對他們就少有輕蔑岐視多有同情敬重了。再不久，就有好幾家領取豐厚定息的昔日資產階級人家來聘請程先生就近當他們的家庭教師了；付給的報酬無一是按鍾點計算，全是出手一筆，直讓忘言目瞪口呆；受之有愧，卻之不恭，隻好感愧於心。這時，所有忘言靜君的親朋熟友均不露麵，前來汽車間作客的隻有妹妹幼稚園的老師、後來成了忘言弟子的陳煙波女士。她已從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被分配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當編緝，不過個人私事並不順遂，迄至那時，還沒有合適中意的對象。她來時，總不忘帶些那時市麵上已經普遍缺少越來越難買到的糖果糕餅之類的食物來給正在發育期間的麽弟和妹妹一償口腹之欲。 五十年代末期的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劇變的階段。共產黨執政十年有餘，經濟建設方麵由於高層意見的不一，而顯得腳步踉蹌。一個穩健的計劃剛剛在爭議之後推出，馬上就來了一個瘋狂的“大躍進”。“大躍進”的瘋狂性惡果立顯，跟著就來了全國性的大衰退大饑荒。在統治集團的核心，一個總結教訓商討善後的會議突然變成掌權而又須負主要責任者的惡狠狠反撲，帶來的後果是將原先的瘋狂繼續推向極至。在政治上，一個不折不扣的帝製皇朝從此確立。一切現象都告訴世人，在中國，隻有一個人的意誌可以橫行無忌，不管是非對錯，此人觸犯不得，違逆不得。但是，此人卻又玩了一個把戲，在重新確立自己的威嚴和權柄之後，他讓出了他的一個禮儀性的位置－－國家主席－－把這個皇冠加到長期以來擁戴他最賣力氣的劉少奇的頭上，讓這個姓劉的去代自己做許多吃力不討好的瑣碎事。國人、世人看得眼花撩亂莫名其妙，有的以為他引咎退讓，有的以為他貴在自知，有的以為他大勢已去，有的以為他安排接班；實際上他在騰出精力準備對整個不聽使喚的僚屬班子做一次最大的割除手術。 不管怎樣，忘言報紙是必看的。他看出了中央核心的動蕩不穩，看出了這個本領確實不小的人以獨霸天下為唯一目的的心理。這本也不是十分反常的心理。這就是人性。隻不過是極少數偉人的人性。中 國本無民主政治基礎，抗戰前有過實施孫中山的民主理想的契機，但給日寇的入侵破壞了。接著就是抗日的戰亂，國共的戰亂，最後就是上一世紀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結合本世紀蘇俄式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忘言在早年曾強烈懷疑過這種全盤西化的思想和體製對於古老貧窮中國的適合性，後來國民黨統治的專製和腐敗使他對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共產黨宣傳發生了好奇和期盼，因此他決定留下來刮目以相看。看 了十年，他完全明白了。出生在清末、跟蔣介石差不多年齡的毛澤東，盡管打著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一旦登上最高統治者的大位，絕對無法避免把自己看作“真命天子”的心理。十年來的種種折騰，無非就是他確立自己“真命天子”的地位的鬥爭；跟他的革命同誌鬥，跟中國的知識分子鬥，跟一切阻礙他確立這種地位的人鬥。這種鬥爭，波及社會，就變成了令億萬人激動緊張、，令一部分人得福遭殃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在這些鬥爭中，他無往而不勝，隻因幾十年來他已經把他的大部分臣屬變成了見風使舵趨炎附勢的小人；在他的部下中是非明確嫉惡如仇的人已被摧折殆盡；他隻需略施小技就能大獲全勝，因為他作風的無賴手段的毒辣是無人不怕的。到了六十年代起始 ，這些形勢，在忘言心中，已經了然。他深信，中國的局勢還會繼續惡化，眼前的大饑荒隻不過是個序幕。 忘言對自己已完全不抱希望。在蘇俄，比自己無辜得多的許多優秀知識分子，都被成批成批地槍決了。自己還活著，還能教教自己和 鄰家的小孩，這就是中共統治的仁慈了。對這點，他倒是不無感激的；好像自己原先的看法還不絕對錯誤。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投入對兩個尚在自己身邊的孩子的家教。他深信，中國未來的轉機，有賴於人們的覺醒，而人們的覺醒，有賴於他們的認知能力，而認知能力，則來自知識學問。但是，對人的教育，卻不能速成，還得一步一步地來，一點一點地增益；還得跟孩子們自身在成長中經驗感受的積累結合起來。程忘言有了一種空前的緊迫感。他把孩子的家課增加到每天三個小時。他給麽弟和妹妹講論語、大學、禮記，講國策，講史記，讓他們熟誦默寫。他認為，孔子的思想裏有對人性人生、人際關係、政治理想的最先進最優秀最顛撲不破的總結和闡述。這些思想會使人不受欺愚，堅強有力。 一九六零年開春，忘言所住地區的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組織，傳喚忘言前去開會。在會上，忘言得到通知，他的全家，必須遷徙到甘肅省的一個地方。名為動員，實是強迫。如若不從，戶口會被注銷，糧食供應隨即斷絕。動員者還描繪了一些美好的前景，說開發邊疆，建設新的家園，每個人都能發揮特長，得到重用，有文化的人前途尤為廣闊。 事實是，全國的大饑荒造成了城市糧食供應的巨大壓力。中央政府和市政當局，接受了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的提議，把上海等中央直轄城市內閑散失業的“四類分子”放逐出去，到邊遠地區墾荒自食。 三星期後，忘言靜君夫婦，帶了大婆朱媽，以及麽弟妹妹，一家六口，老弱婦孺，攜帶著全部財產－－隨身幾個包裹，登上了滬寧線轉隴海線的裝貨悶罐火車車廂。 到派出所送行的隻有麽弟和妹妹的幾個同學。 （十） 邱仁傑是一個地位、處境非常特殊的人。 他首先是一個有成就有名望的學者。這個身份在解放前就已確立。參加革命後，他基本上從事的也是教學工作。他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過中國曆史，同時又一直兼任中央機關的秘書，為首長做文書工作；很多中央文件不是出自他的手筆，就是經他修改潤色。但是，不管工作多忙，他從來沒有中輟過他對中國曆史的研究和一部《中國封建社會初探》巨著的寫作。毛澤東對邱仁傑向來是另眼看待的，對他的研究和寫作也很讚許和支持，常常囑告其他同誌減少對“邱先生”的工作要求。照說邱仁傑在赴延安前早已入黨，毛應以“同誌”稱之，因為那時的慣例對黨外名人才稱“先生”；但不知為何，黨的主席從來不改這一稱呼。下麵的人琢磨出來這不是領袖對此人的見外，而是對其人的尊重；一句話，領袖不曾把他當作部下，而是把他當作朋友。究其原因，主要是邱在革命隊伍裏立身姿態的正確。那個時候，在延安革命隊伍之中，文化界有點名氣的角色大有人在，邱未必屬於鳳毛麟角的拔尖人物，他更不竭盡全力表現激進；要說浪花，他是一點也不曾翻起過的。但是，正是由於他的勤奮工作，刻苦進取，不求聞達，不攀關係，不想升官，不撈好處，贏得了毛的注意。毛知道，革命隊伍，也就是政治團體，投身此道的人，大都是名位欲權勢欲很強的人，即使說是為信仰理想奮鬥，但在奮鬥中本性也會顯露無遺。 邱仁傑這種人，是比較罕見的。他把工作隻當工作，做完就轉向另一件事，一點也不去收獲成績和積累資本；他去中央機關或某個領袖身邊接受某項任務，從來不對人說，也不從此自認是什麽人的親隨。他 不以學識自傲，也不以微渺自卑；他雖然不時出現在某位要人的住所身邊，常常受命經手重要任務，級別卻始終不高，而他又從來不感委屈，提出什麽個人利益方麵的要求。所以，毛對此人，是很有敬重之 感頗有親近之願的。毛十分需要阿諛奉承、助紂為虐，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人，但他內心深處，又十分鄙視和痛恨這種人。 邱仁傑的明智在於，他知道，在中共隊伍裏，有了毛的這份心照不宣的友誼，他還要名位、待遇、官銜來做什麽呢。 解放以後，邱的工作單位落實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職銜是曆史研究所的研究員，照常從事他的中國曆史的研究。但是，他又有一個從不對外公開的兼職，那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他沒有具體的職稱和職位，也不隸屬於任何一位領導人，他是整個中央核心組織的機動的文書人員或稱諮詢人員。他的身份非常微妙，十分神秘。由於從延安帶過來的習慣，別的中央領導人很少找他辦事，有需要時，也往往不厭其煩地設法先通過毛的肯首。進城之後，在毛的要求下，他住入了中南海，在一般中層幹部的宿舍裏占用一套三小間的住所。滑稽的是，通常他騎一輛自行車從中南海出發去社科院上班；當然他的所謂上班完全是自己有所需要時才去，院領導對他的特殊性是一清二楚的，對他的行動是絕不過問的。他在中南海裏，沒事的時候就做自己的工作，有通知時便被小車接了到需要他的地方去。一般來說，毛及其同事們，凡是找了“邱先生”來，在他麵前，說話絕不避諱。他總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做要求他做的事；如果要他說話，他就據其所知盡其所能地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大體上，不是講解一段曆史來源，就是解釋一條理論根據。有時，他也說點自己的看法。當然，多數時候，是毛找他聊天。不過，找他的次數並不頻繁。有時，毛也給他布置一些極其特殊的個人性質的任務，讓他出京去一些地方，這時，毛的總管就會替他安排一切，包括給地方上預打招呼，以及提供最舒適最迅捷的交通便利。在這種情況下，臨時加給他的頭銜就是“中央書記處代表”。這樣，各地大員，對他自是十分熟悉，又禮敬有加。 在六零年年底的一天晚餐後，毛把邱仁傑找了去。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