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滅》（二）

（二） 座落在上海西區海格路（今華山路）距交通大學左向兩裏處的俞家大宅，深入在一條環圍著許多舊 式黑瓦青磚平房的弄堂中間，是三十年代初期俞家老先生從南京財政部退休返滬後自建的西式洋房。它占地數畝，有圍牆鐵門，草地庭院，與周圍井院式舊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是，海格路後段一帶越來越多的洋房樓房聯片成群，這幢洋房，在極能接受和容忍新事新物的上海市民的眼中也就不以為忤為怪 了。相反的，因為俞家大宅，主仆老少，都對鄰人客氣有禮，殷勤周到，所以四周的土著居民，對之倒 也覺得頗為親近；更況，俞家的大鐵門，在天黑之前，多年來始終是敞開的，也並不豢有守宅吠人的惡 犬。 俞佐伯的祖父，（在晚清）雖然畢生隻有舉人功名，但文望詩聲卻遠播大江南北，赫在當代名士之列。他曾入幕李鴻章吳長慶府中，為這些位居中堂、軍機的大儒重臣出謀獻策，與他們詩詞唱和，並代筆奏章文書乃至私人信件。他與張季直是交情至篤的密友，與袁世凱也有不淺的私誼。他的次子，即宅主俞老先生，精通俄文，曾在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開過課，後隨同顏惠慶氏駐節俄國多年，最後任職財政部，掌持鹽務總署，直至胃疾吐血，以五十歲的年齡告老，數年後歿於上海。他的發妻，俞佐伯的生母，則早於其夫而亡。 上文俞佐伯與俞懿君兄妹在汽車裏談到的“大媽”，是俞老先生長兄的遺孀。這位長兄二十四歲英年 早逝，未有兒女；遺下妻室茅氏，出身沒落世家，雖無豐厚嫁資，但極受公婆寵愛。兩老去世之後，俞老先生執“長嫂為母”之禮始終將她奉養在家，並把自己的長子嗣寄於她名下，作為她的兒子。及至俞老太太和俞老先生過世，俞佐伯當家，這位“大媽”，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俞家一言九鼎的最高長輩。 這位“大媽”，在俞家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並不純粹由於宗親倫理，主要的是她的人格力量 所致。她自幼在父親的教養下飽讀詩書，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刺繡女紅雖不能說樣樣精通，卻沒有一樣難得倒她。五四運動之後，她也常看報刊雜誌和新文學書籍翻譯小說；她的公公，俞老舉人，對這些是不予禁阻的。現今的青年男女，極少知道也極少相信，他們的祖先，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先驅，在七、八十年前的遙遠過往世代，曾經有過怎麽樣難能可貴的思想啟蒙和觀念突破。老舉人生性十分嚴肅，小輩在他麵前不敢有半點失態，但他內心慈厚，不忍以舊規俗矩扼殺年輕人的天性。長子夭折，老人鄭重考慮年僅二十一歲的長媳的漫長未來生活。最後他讓婆母出麵對媳婦宣布：願意讓她改姓歸宗，認作嗣女，日後擇個合適人家，陪以妝奩，嫁送出去。媳婦茅氏要求守喪三年，服滿之後在再作決定。三年轉眼過去，茅氏答覆公婆：“俞家就是我的家。姓茅姓俞一個樣，無所謂。離開俞家我就真正孤苦伶仃舉目無親了。我不願再嫁。我不可能有更好的歸宿了。”公婆慮及她這種表態可能出自年少氣盛的一種貞烈感，允許她任何時候都可改變主意。事實上，她從來沒有改變主意。佐伯及眾兒女長大之後，她曾多次解釋她當年的決定。“......寡婦再嫁，怎麽可能比初嫁更稱心？人生在世，我想最可貴的不是飲食男女 ，而是骨肉真情。我怎麽舍得丟開疼我愛我敬我的一家老少，跟一個陌生男人去過日子？” 茅氏是一個思路明晰，情緒穩定，天性單純，達觀開朗的人。在俞家，她從不恃寵驕橫，常常願意 下廚幫忙，做些粗活。因為她本不是養尊處優、弱不禁風的閨閣小姐，而且體力也好。她信佛念經，卻 不嚴格茹素，一切隨意隨緣而已。她對公婆極孝，是出於天籟的真實感情，而不是從禮行儀的矯情做作。她對錢財毫不在意，常常到手就施贈出去。在阿叔、弟媳在世之日，她對家中大局從不參與主張，在成了一家之長之後，仍然一切悉聽佐伯的安排，絕不讓他為難或者窘迫。在解決問題和承擔責任的時候，她是一個積極主動的人，在涉及權力和私利的時候，她則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局外之人。她的弟媳，佐伯的母親，雖然度量不廣，但對大嫂，可是沒有半點怨尤和不快的；特別是在丈夫麵前，她根本沒有開口貶議大嫂的餘地。在俞家，三代當家人的有情有義的原則立場和至情至理的堅決態度，加上茅氏本人的美好天性，幾十年下來，她漸漸成為一家大小的敬愛對象和溫暖之源。 大媽經曆過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各種各樣的動蕩，她都在巨室富家及長輩的蔭庇下，雖然多 次遷徙，卻也安然度過。唯獨抗戰後期，日軍進入租界，佐伯及二女婿程忘言投身抗敵地下工作常常離開上海，她以花甲老媼之身，站到了衛護家庭的前沿。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一個深夜，防空警報響起；不久，大鐵門嘩啦啦打開，頓時驚醒了沉寂的 村裏，幾聲鄰家的狗叫，尤為使人膽戰心驚。一家老小匆匆披衣起床，圍到大媽房中。 “把電燈統統關掉。點幾支蠟燭來。快去檢查窗戶，把窗廉遮嚴。是燈光把日本人惹來了。” 過了一會，喀嚓喀嚓的皮靴聲響。日軍巡查小隊穿過庭院，來到階前。 前廳大門打開，廚子老周手擎一支蠟燭，迎進了一隊約十來個全副武裝的日本軍人。 為首的一個矮個子日軍，瘦削的長臉，戴著一副眼鏡；旁邊站著一個穿黑大衣的中年華人譯 員。 大門關上後，門廊裏鴉雀無聲。 日本軍士東張西望，驚訝於大宅的堂皇肅穆，無人敢出聲和亂動 。 譯員問：“男主人呢？” “不在。”大媽說。 “他是誰？”指向老周。 “燒飯師傅。” 軍官和譯員定定地瞅著老周。怎麽看他也是一個十足的仆人。 “當家人呢？” “我是個老寡婦。兒子在外麵做生意。絲茶生意。很久沒有回家了。” 戴眼鏡的軍官對譯員說了幾句。譯員對大媽說，“要進屋查看一下。” 大媽攔在門廊裏。“查什麽？” “閃開！”譯員厲聲說。 大媽望他一眼，閃開了。 十來個穿著厚大衣的日本軍人推推擁擁地進入屋內。 突然，一個士兵的長槍托柄無意中一甩，把走道邊一個香案上的一尊彩瓷佛象和一瓶鮮花並 倒了。 “匡啷！”一聲巨響，在沉寂中分外清脆刺耳。 佛象和花瓶滾落在硬木打蠟地板上，狼籍粉碎，水流滿地。 “啊呀呀！不得了！罪過啊！罪過！”大媽猝然一聲尖利的驚叫，令所有的人心驚肉跳。 矮個子軍官擰亮手電，照了照香案和地上的破碎佛象花瓶，他似乎猛然一驚。 “罪過啊！罪過！”大媽屈膝跪地，大聲哭叫。 軍官轉身對著肇禍的士兵狠狠罵了一通。那士兵立刻不聲不響地低頭走出屋去。 軍官對著大媽，語氣溫和地說了幾句。 譯員說：“隊長先生說，損壞菩薩，感到有罪。” 大媽並不接口，隻是不停地朝著神龕揖拜，口中念念有詞。過了好久，她緩緩站起，說：“我們 多燒香，多念經，多贖罪，少作孽；無心之過，菩薩慈悲，不會加罪。” 譯員把大媽的話譯告了隊長。隊長的臉色更和氣了。他轉身朝著一隊士兵說了幾句，士兵們即刻 立正。 大媽接過老周手裏的蠟燭。譯員揮一下手，示意讓她帶路。 那隊士兵站在原地，沒有尾隨進去。 進入客廳，譯員先查看窗廉，把它們一一拉好，遮嚴。“燈火管製。知道嗎？”他對大媽說，“屋 子裏的燈要全部關滅。以後再發覺這裏有亮光，麻煩就大了。” “是，是，”大媽一邊點頭一邊說。 他們又走進書齋。書齋裏並未開燈，也沒點蠟燭。軍官打開手電，審視四周，最後，手電光束掃 過沿壁滿櫥滿架的線裝古書和各種圖書。他回頭問了一句。 “你兒子究竟是幹什麽行當的？” “做生意。”大媽說，“女婿是教書先生。” 軍官聽後，點了點頭。忽然，他把手電照在書架上的一排書上，同時，興奮地“幾哩呱啦”大聲說 了一大串話。 “你們有日本書。”譯員告訴大媽。“隊長來勁了。” “是我兒子和女婿的書，”大媽說。 書架上的這一長排書，是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菊池寬、有島武郎、穀畸潤一郎、廚川白 村、小泉八雲等等的許多原版作品以及它們的中文譯本。“老夫人也知道這些書？”軍官通過譯員問。 “我隻會看中文。”大媽說。 軍官抽出一本小泉八雲的著作，把封麵示向大媽，指指作者姓名。“這個......知道？” “他是英國人。起了這個日本名字。對不對？我女婿說的。” 軍官哈哈大笑，頻頻點頭，把書放回原處，又“幾哩呱啦”說了一大通。 “隊長先生說他本人是學文學的，入伍前當書局編輯。他很高興知道中國有許多人了解日本文學， 翻譯日本文學。” “有一本穀畸潤一郎的《殺豔》我倒讀過。”大媽又說。 隊長聽了譯員的轉譯，更高興了。他又說了一番話。 “隊長說，中國不愧是文明古國。連老夫人都這麽有學問。” “啊喲，不敢當的，”大媽說，“我不過是偷空看閑書罷了。” 又聊了幾句後，隊長對大媽鞠了一躬，轉身帶隊退去。 譯員走過大媽身邊時悄悄對她說，“老太太，你真有本事，我很佩服你。” “我倒不佩服你。看你長得人模人樣的，做日本人的跟屁蟲，將來有什麽臉再做人！” 在這整個過程中，全家的人，包括老周和仆婦，都已嚇得汗流浹背。因為這天淩晨，從安徽山 區化妝潛入上海的邱仁傑（俞佐伯與二女婿程忘言的兒時同窗）摸黑前來敲門。俞家二小姐俞靜君起床接待，在客廳裏一邊招呼吃飯一邊聊著，心中十分踟躕。這邱仁傑，靜君是極為熟識的；但此時本住俞家的邱妻範玉屏，已帶著孩子轉移到鄉下去了；近期日軍盤查太緊，仁傑又是新四軍那邊的人，萬一出事，幹係極大。不久大媽聞聲叫人來問，靜君進大媽房間，大媽說，“沒有閉門不納的道理。讓他住在三樓老五隔壁那個小房間裏吧。那裏有個老虎天窗，逃也容易。” 事後，大媽吩咐把家中所有的日文書籍都揀出來，專置於一個玻璃門書櫥，擺放在門廳的一側， 直到抗戰勝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