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真話
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文：索爾仁尼琴 編：先知書店
1974年，諾貝爾獎迎來了一個遲來的領獎者，此人便是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
他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那一年，他因“個人理由”沒來領獎，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國；1974年他來補領，是因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
在諾貝爾獎的曆史上，被迫用“個人理由”拒領的人很多，但能在有生之年讓諾獎開特例補領的人卻很少。
正如索爾仁尼琴在頒獎儀式上說：“在這個大廳裏曾經有許多獲獎者在你們麵前發表過頒獎演說，然而，大概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給瑞典皇家學院和諾貝爾基金會帶來如此之多的麻煩。”
這是一個對於作家來說，一生僅有一次機會登上的講台。而我為了登上這個宣講諾貝爾獎獲獎演說的講台，並不僅僅是隻是登了三四級臨時搭建的台階，而是足足登了幾百級台階，甚至是幾千級的台階；
在這些從黑暗與寒冷之中延伸出來的——不屈、險峻、凍結的台階中，我幸存了下來，但其他比我更有天賦，更堅強的人，卻死去了。
我本人在勞動營的“群島”裏遇見過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那些已經享有文名的人，落入勞動營的深淵，起碼還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從未被認出過，從未在公開場合被提及過一次的人？
整個民族的文學都留存在那兒，湮沒無聞，不僅沒有墳墓，而且甚至沒有貼身衣褲，赤裸著，腳趾上貼著號碼。
我今天站在了這裏。我隻能低下頭，好讓其他足以獲獎卻不幸喪生者，能在我的前頭來到這個地方。當我站在這兒，我有義務推測他們，把他們想說的話表達出來，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講的內容。
一個人，隻要不是被催眠，他的動機、價值標準、行動和目的，都是被他個人和群體的生活經曆所決定的。
俄國有句諺語：“別相信你兄弟說的話，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這就是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以及行為最可靠的基礎。
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突然人類不知不覺變成了一體——滿懷希望卻又危險的成為一體。
人類變成了一體，既不是通過一隻單獨的眼睛，也不是通過一種共同的民族語言，而是通過國際廣播和印刷，越過一切障礙變成了一體。
在世界各地，人們把自己辛辛苦苦“學習”的價值應用在事件上，自信地判斷著整個世界。隻要距離我們足夠遠，隻要今時今刻並不威脅著要侵入我們的門口，哪怕他在發出呻吟，發出壓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毀滅，即使由此帶來幾百萬犧牲者，我們都會認為，這是完全可以忍受的。
如果一個社會，同時麵臨著六個、四個或者甚至兩個價值標準，那麽人類是很難同時存在的：我們將被的這種不一致的節奏扯開。
正如一個世界不可能存在有兩顆心髒的人，多個價值標準的我們，也將不能夠在一個地球上肩並肩地生活著。
但是誰又將協調這些價值標準呢，而且又將怎樣使這些價值標準達到協調呢？宣傳、壓迫、科學證明——這一切都是無用的。但是所幸，在我們的世界裏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手段——文學。
文學能夠創造奇跡：它們能夠戰勝人隻從個人的經驗中進行學習，而無視別人經驗的有害特征。
當人在地球上度過他短暫一生的時候，文學可以把一個陌生人終生的經曆，連同它的一切負擔、色彩、生命的力量，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了。
文學可以在肉體上再次創造出一個未知的經曆，並允許我們擁有它，讓它成為我們自己的東西。
文學擁有一種奇妙的才能：它們能夠超出語言、習慣、社會結構，將一整個民族的生活傳達給另一個民族。它們能夠向一個沒有經驗的民族，傳達經過多年嚴苛磨練民族的經驗，甚至能夠使一整個民族免於走著一條不必要的，或者錯誤的，或者甚至是災難的曆程，從而使人類曆史少走彎路。
文學可以將無可辯駁的、濃縮的經驗一代代地傳下去。它就變成了民族活的記憶，文學就在自身之內保存並點燃了這個民族的曆史之火。
文學就是以這種方式，和語言一起保護著民族的靈魂，使他免遭畸形和詆毀。
但一個民族的文學，如果受到權力的幹涉，那就是太不幸了，因為這不僅僅是對”出版自由”的侵犯，更是關閉了整個民族的心靈，將民族的記憶擊成碎片，被剝奪了其精神上的團結。
當像阿赫瑪托娃這樣的卓越的作家，終生都處於活埋狀態，一直到死都要在緘默中創作，那麽這就不僅僅是他們的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民族的一種悲哀，是整個民族的一種危險。
而當這樣的緘默，使得整個曆史不再被人從整體上予以理解時——就將是整個人類的災難。
▲年輕時被關入勞動營的索爾仁尼琴
我們的世界，被貪婪、嫉妒、缺乏控製、相互的敵意這些穴居時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這些情感又順便揀起了諸如階級鬥爭、種族衝突、群眾鬥爭、工會爭端之類體麵的假名。
從外部來看，西方社會正逐漸變得動蕩不安，甚至崩潰。暴力正在厚顏無恥地和勝利地闊步跨過整個世界，世界正在被那厚顏無恥的信念淹沒，那信念就是：權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所成。
而且它們可能會獲得完全的成功，因為年輕人從未經曆過多年的個人苦難，他們正在興高采烈地重複著我們十九世紀的錯誤，卻又誤以為他們是在發現某種新的東西。
慕尼黑的幽靈絕非已退卻到過去，麵對著一種突然複活的無恥暴行的猛烈進攻，膽怯的文明除了讓步之外，並沒有找到什麽可用來進行反抗。
二十五年以前，抱著人類的偉大希望，聯合國組織誕生了。可歎的是，在一個不道德的世界裏，這個組織也變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個聯合國組織，而是一個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聯合政府組織；在那些政府當中，有些是自由選舉的，有些是用暴力強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奪取的。在這樣一國一票平起平坐的偉大的組織中，平民百姓單獨的呻吟、尖叫和懇求，是根本不足掛齒的。
當世界處於可能毀滅的邊緣，那麽作家在這個殘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麽呢？盡管，我們也退卻，認為善良不可動搖，真理不可分割，卻又喪失信心，而隻是將世界給予我們的辛酸，作超然的觀摩。
但作家並不是這個時代裏超然的法官，而是他祖國裏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惡行徑的同謀：
如果他祖國的軍隊，用鮮血淹沒了一個外國首都的柏油馬路，那麽褐色的汙點也就永遠摑在作家的臉上；
如果在一個致命的夜晚，他們把那個信任他人的朋友悶死在睡眠中，那麽作家的手掌就帶有那條繩子上留下的傷痕；
如果他的年輕的公民夥伴活潑地宣稱，墮落比誠實的工作優越，如果他們沉溺於毒品或扣押人質之中而不能自拔，那麽他們的臭氣，也就與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們能輕率地宣稱，我們對當前世界的創傷不負責任嗎？
盡管懷有偏見的人民和政黨，被灌輸以種種思想和信仰，但我卻相信，在人類的這些煩惱的時刻裏，世界文學有幫助人類的力量，有看清人類的真相的力量。
世界文學有力量將濃縮了的經驗從一個國家傳送到另一個國家，這樣我們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價值標準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個國家能正確而概括地學習另一個國家真正的曆史，這樣一來它也就得以不再重複那些相同的殘酷的錯誤。
我們不要忘記，暴力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夠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與虛假交織在一起。在它們之間有著最親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結合。暴力在虛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難所，虛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
凡是曾經把暴力當作他的方式來歡呼的人，就必然無情地把虛假選作他的原則。
暴力並非總是公開使喉嚨窒息，也並不是必然使喉嚨窒息，更為經常的是，它隻要求其臣民發誓忠於虛假，隻要求其臣民在虛假上共謀。
而一個純樸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簡單的一步就是不參與虛假，就是不支持虛假的行動！在與虛假進行鬥爭中，文學過去總是取得勝利，而且現在也總是取得勝利！
在這個世界上虛假能夠抵禦許多東西，但就是不能抵禦文學。
而且一旦虛假被驅散，那麽赤裸裸的暴力就會立即顯露出它的一切醜惡——暴力也將變得老朽、衰亡。
我的朋友們，我之所以相信，我們能夠在世界的白熱的時刻幫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這並不是靠著為不擁有武器製造借口，不是靠著使我們自己沉溺於一種輕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參戰！
在俄語中，有關真理的格言是被人們所深愛的，它們穩定地、有時又是引人注目地表達了俄羅斯民族嚴酷的經驗，那就是：
正因為如此，在這個既違反質量守恒，又違反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頭上，我為我本人的行動，也為我對整個世界的作家的呼籲找到了基礎。
景凱旋老師曾說：“如果有人問我，誰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索爾仁尼琴。”
可以說，索翁的創作是記憶的文學，或見證的文學。為了這一點，為了那些生者和死者，索氏決心把看到與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以強烈的使命感創作出一部部傳世之作。
而索翁交出的成果正是兩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寫，令索爾仁尼琴名揚全球的《群島》；而後者則為他流亡期間寫就，傾注了一生思考與生命之火的作品《紅輪》。
就重要性而言，索爾仁尼琴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並非《群島》，而是這部《紅輪》。
為此，先知書店特別推薦索爾仁尼琴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紅輪》，這套書：
●“20世紀俄羅斯版的史記”：本書對“蘇聯這一體製何以產生在這片土地上”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被稱為“20世紀俄羅斯版的史記”。然而，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其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比史記更重要，更直接。因為，它描寫的那段曆史距今並不遙遠，而我們依然生活他的延長線上。
●題材特殊：蘇聯的崛起與崩潰，堪稱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曆史事件，其中有無數的經驗教訓有待反思。但盡管讀者的需求很大，現實卻是類似《紅輪》這樣深刻的書，無論新、老書的出版和討論，都已經越來越少。
●經典稀缺：《紅輪》中文版共出版三卷、16冊，但因為目前已經絕版，網上在售的，都是零散的殘卷，並且散落在不同的渠道，即便一卷本的二手書都溢價到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