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徒手
編輯：徐爾新
1949年後，沈從文轉行做起了曆史研究，分配在曆史博物館工作。
我在這裏每天上班下班，從早七時到下六時共十一個小時。從公務員而言，隻是個越來越平庸的公務員，別的事通說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曆史博物館及國家文物局曆任領導對沈從文的“轉業”充滿複雜而微妙的情感。史樹青回憶：“文物局長王冶秋……覺得沈先生轉行是文人來避風，文物界有無沈先生沒關係。他對沈先生的使用沒怎麽安排。”老同事楊文和說；“館裏有一段對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緒低落。沈先生要什麽不給什麽，沈先生要一間辦公房，當時辦公室很多，我們也說，給沈先生一個房，但館裏就是不鬆口。我曾聽一位副館長說，‘沈從文，哼，鴛鴦蝴蝶派！’”
沈從文後來自己描述道：“事實上，我就在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十年……記得當時冬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麵是不許烤火的，在上麵轉來轉去學習《為人民服務》，是要有較大耐心和持久熱情的！我呢，覺得十分自然平常。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等於打仗，我就盡可能堅持下去，一直打到底。”早十年，沈從文除了在館裏鑒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門樓上展覽會自願當解說員，他自己稱之為“唯一和人民碰頭的機會”。
汪曾祺當年親眼看見老師沈從文非常熱情地向觀眾講解的場麵，不免唏噓而歎：“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得有什麽‘丟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隻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裏總不免有些淒然。”
這種淒然感在多年老友蕭乾身上也感受到了。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醫院病房，蕭乾向筆者講述了當年那一難堪局麵：
那個時候他在故宮處境不好，一個那麽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會反而難處。當時有中蘇友好協會、工會之類，挑著人入會。聽說就沒讓沈從文加入，在政治上給他壓力。
我跟他有幾次接觸，彼此的心情都很複雜。有一回我陪外賓去故宮參觀，恰好是他在解說，拿一根講解棍，非常認真。我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幹的事，怎麽讓他幹？我怕影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沒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那樣的年代裏是很難抬頭的。
老朋友鄭振鐸當上了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長，沈從文沒有因事找過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鄭振鐸參加館裏的工作會議，在會上作了總結：“曆史博物館在午門前麵，國民黨時期是灰溜溜的，一天隻有三五人入門參觀。而這幾年來，進步很大、很快。”會後，沈從文遇到了鄭振鐸。史樹青看到了兩人見麵的情景：“沈先生看見老朋友很激動，還掉了眼淚，說：‘我現在不搞文藝了，你是主管文物的領導，你應該多關心文物。’鄭振鐸說什麽話我忘了，但鄭似乎感到沈先生還是落後分子。”
在老同事的記憶中，曆史博物館的幾任領導盡管情況各異，但都依據上麵精神，把沈從文看成是“統戰對象”，采取冷處理的辦法：
張文教是館裏的第一任書記，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館裏。他曾在抗戰時期率領八路軍隊伍保護過金代藏經，還犧牲了幾名戰士。他看不起舊知識分子，對沈從文這樣的專家不太客氣，動不動就訓人一頓，訓得太嚴。而且張經常詐人，讓人交待曆史。他業務沒有能力，過了許多年還是如此。他曾跟我學銅器，學詩經，但都白講。
文革時，我們一起當上“黑幫”。他填表時，“專長”一項寫了“打倒帝王將相”和“愛吃窩窩頭”。他就是這麽一個人，左得厲害，把我們都看成敵人。他認為沈從文是混飯吃，責問沈買那麽多瓷器幹什麽？是不是浪費國家錢財？而沈先生覺得中國瓷器工藝水平最高，有研究價值。
沈從文從幹校回到北京，他在東堂子的三間房被一位工人同誌在文革中強占。沈提出落實房子和著作出版問題，但遲遲解決不了。為了出那本服飾的專著，打了一個報告到文物局，一直壓著。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態，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長也就不積極。王冶秋不點頭，怎麽印出來？王冶秋對沈有看法，認為沈是灰色的舊知識分子，是在舊社會培養的，要控製使用。
那時沈找過我，發過牢騷。我隻能做一些解釋工作，我是副館長，隻能提意見，沒有決定權。楊振亞館長認為沈不是主要人才，並說“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見，後來帶著激憤的心情離開了曆博。
有一點我說明一下，曆史博物館建成以後，由於挨著大會堂、天安門，有關部門曾來館裏審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麵目模糊的人員強行調離出去，而沈先生留下來了，說明當時政治上還是比較信任他的。（原曆博副館長陳喬，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訪）
在那漫長的歲月裏，我們很難從沈從文的口中、筆下得到他對領導的意見。他是一個沉默的人。隻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資派”的年代，我們才在沈從文的檢查稿中讀到那樣的激憤：“這是誰的責任？我想領導業務的應負責任。他本人對文物學了什麽？隻有天知道！說我飄飄蕩蕩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點成績，他又有理由說我是‘白專’了。全不想想直接領導業務，而對具體文物業務那麽無知而不學，是什麽？”
據張兆和介紹，沈從文有寫日記的習慣，但隻是簡單記幾筆。現在已經公開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幾則日記中，竟反複著一個“多事煩人”的主題。如，“可能還是多事……多事可能對他們即是一種攪擾”（三月二十八日）；“對人過於熱心，對事過於熱心，都易成多事，無補實際……極離奇，人人均若欣欣向榮，我卻那樣萎下去。相當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說或不說館中問題，凡事稟承館中首長——館長，主任、組長……要作什麽即作什麽，實事求是作一小職員，一切會好得多。對人，對我，對事，都比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這是沈從文生活和工作的質量都很低劣的時候，苦悶無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體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
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裏。如果館裏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時別人弄糊塗了，結果變成了公家庫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宮》長畫卷是他自己買的，後來弄成了館藏。
故宮辦了一個《紅樓夢》展覽，沈先生很熱心地把庫房裏的衣服找出來放在旁邊，用實際文物來配合。館裏很多人在學問上得到過他的幫助。記得有一本館藏圖書《曆代古人像讚》，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寫字條貼在書裏，讓別人看時注意，比如此像在何處可找，為何比別處更好之類話語。
沈先生在館裏解說時，連小腳老太太都接待。他還在庫房編目，規規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還買來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給館裏，便於接待外賓。對我們講心裏話，不講虛話，老鼓勵我們讀書，常說，“你們不讀書怎麽為黨工作？”
陳伯達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話，沈先生卻說博物館應厚今厚古，今天厚古還不夠，應該多向古代學習。他反對把博物館辦成文化館，為館裏讀書風氣不濃而焦急。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們故宮織繡組當顧問，帶我們上課，上榮寶齋、珠市口。給他幾十元車馬費，他不要，全買了書存在織繡組的書櫃裏。給中央美院學生講課，學校給他一百元，他讓我們退財務處，說，“不能再拿國家錢”。而他自己掏錢請人繪畫，然後又租黃包車到學校，車上裝了各種實物、繪畫作品，以便讓學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當教材顧問，把自己的筆記統統拿出來給大家參考。從全國調來寫作的專家住在香山飯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飯店住，自己在家裏白天黑夜地幹，流著一身汗，工作量比編寫的人還要大。
沈先生在我們麵前從來不說苦惱，隻談業務。文革中他下鄉看鴨子，無書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國》，在空白處寫滿字寄給我們，內容大多是文物方麵的考證。他在信中告訴我們，“什麽材料沒有，我就這樣做學問”。我們要寫《中國染織》，他就用毛筆抄了一大遝材料給我們。文革中吃了苦頭，我們曾想不幹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們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樣子。他說，“眼光看遠一點，這些事你們不做誰做？”沈從文的學生黃能馥、陳娟娟說。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從文五十八歲的生日，這一天他在故宮陪三十多個年輕美術學生看了一天綢緞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後獨自一人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樂，覺得聲音那麽歡樂而清靜。在音樂聲中，他給雲六大哥寫信，信中說：“我總深信隻要工作對國家整個向前有益，也就夠了。個人吃點虧或生活寂寞些，都無妨。”
他此時最大的感歎是，“沒有一個真正知道我在為什麽努力的人”。
與熱鬧的文壇遙遙相對，寂寞中的沈從文有時會悄悄地說出驚人的話：“文壇實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張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這幾句話是一九五一年說的，置身圈外，他對文壇的感覺比別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又給雲六大哥寫信，再次談及他的感觸：“一些作家寫作差不多，永遠在寫，卻永遠寫不出絲毫精彩過人之處，真如四川人說的‘不知咋個搞法！’”
汪曾祺、林斤瀾等學生輩的作家見老師過於冷落，有時會拉他參加北京市文聯的一些活動，他隻是默默地坐在最後一排聽著。林斤瀾記得這樣一次會議：“那次下鄉回來的作家座談，主持人最後禮節性地請沈先生說話，他隻是說：‘我不會寫小說，我不太懂小說！’這是反話，意思是說你們這樣下鄉下廠寫小說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
一九六一年是個小陽春。有一次在新僑飯店開會，周揚到小組會上來，陳翔鶴說，“沈從文能否繼續寫作？”周揚一聽有些不高興，板著臉。他是很會當領導的，考慮了一會兒，說，“可以，能不能給他創作假，十年。”陳翔鶴高興地說：“好，好！”
陳翔鶴的過問隻是一個契機，不久中宣部、中國作協有意安排沈從文“出山”。中國作協辦公室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給沙汀及作協四川分會發出一封公函：
最近，經周揚同誌指示，我們對沈從文同誌的創作做了一些安排，並已向曆史博物館領導和齊燕銘同誌為他請準了創作假。他將於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動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個半月左右，動筆寫醞釀已久的一部長篇小說（以其內兄——一九三六年犧牲的共產黨員張鼎和同誌一生鬥爭事跡為題材，寫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約二十萬字），請對他的住宿等問題作安排。
沈從文同誌患有心髒冠狀動脈硬化症，血壓時有上升，並伴有心絞痛發生，請在安排住處時注意安靜、醫療等條件。
但是，中國作協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致電沙汀，告知領導又重新安排沈從文到青島休息。沈從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車費，到青島又看了幾家繡藝工廠、印染廠，想在工藝上給工廠幫助。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他在青島寫信給中國作協副秘書長張僖，談到自己的寫作狀況：“頭腦能否使用到過去一半樣子，也無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過了頭即有些亂，過一陣子又才回複。心髒部分不太嚴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設想把所收小說材料重謄一份，理出個順序線索。萬一我不能用，另外同誌還可利用這份材料。最好當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來成個中型故事，初步估計用十六萬字，安排可以寫得清楚，如順手，也不會要半年時間。”
這部作品最終沒有完整地寫出來，夫人張兆和談及原因：“堂哥犧牲了，堂嫂還在，從文從她那裏收集了一些材料。還到宣化煤礦去了好幾次，記了好幾本。一九六一年熱鬧，他想寫，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體怎樣寫，他就不行了。沒有多大把握，寫了也寫不好。”
淩宇的《沈從文傳》中曾寫到一九五八年周揚擬請沈從文擔任北京市文聯主席。史樹青證實此事，但在細節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請沈先生當文聯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說，這是主席的客氣話，我也不能去，我還是愛好文物。”在北京市文聯工作幾十年的林斤瀾從未聽說過此事，對此深表懷疑。他告訴筆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沒聽他提過此事。”
但不管怎麽樣，一九六一年以後的幾年間，沈從文變得少見的活躍，對文藝的看法也樂於表達。沙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記中，就記錄了沈從文和巴金、沙汀閑聊創作的一幕。沙汀還在別的場合轉述了沈從文的意見，惹得作協黨組的一些人驚訝不已：“啊？他敢說這個話？”
家人對沈從文重新寫作之類的事情有些擔憂，而最操心的時刻莫過於政治風暴來臨之際。張兆和對一九五七年至今還有後怕：“整風時也有人動員從文大膽發言，他居然沒說，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麽沒說，否則他當右派跑不了——”
後來搞政治運動，沈從文就找機會躲著不來。有時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問：“還沒批判完？”
文革初期，沈從文終於沒有躲過去。麵對滿牆的大字報，極為憂愁地告訴史樹青：“台灣罵我是反動文人，共產黨說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難歸，我往哪去呢？”
讓沈從文震驚的是，寫大字報揭發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經幫助過的範曾。範曾寫道：“（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沈從文用了八個字來表達觀後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動”。
一九六二年範曾來到曆博當沈從文的助手，為編著中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插圖。此間調動工作，沈從文盡力最多。據知情者介紹，當時範曾天天給沈從文寫信，有一次天剛亮就敲沈從文的家門：“昨晚夢見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連夜從天津趕來。”
那時，範曾畫了一個屈原像。沈先生看後，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飾上的錯誤。範曾指著沈先生說，“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那套。我這是中央批準的，你靠邊吧。”記得那是冬天，下著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個多小時到我們家。他氣得眼睛紅紅的，一進門就講了範曾的事情。他說，“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
這是沈從文晚年最慘痛的一件事情，後來他再也不提範的名字。
沈從文跟陳喬、史樹青他們一起關進牛棚，挨鬥挨批之餘，就是清掃廁所，拔草。有時發呆地看著天安門廣場人來人往的景象，然後回過頭對史樹青說：“我去擦廁所上麵的玻璃。”
文革漸近尾聲，一九七四年七十二歲的沈從文找到館長楊振亞，談話中流下眼淚。他希望得到最後的幫助，但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回來後，激動之中給楊振亞寫了長信，信中寫道：
我應向你認真匯報一下，現在粗粗作大略估計，除服裝外，綢緞史是拿下來了，我過手十多萬綢緞；家具發展史拿下來了；漆工藝發展史拿下來了；前期山水畫史拿下來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過，我們新材料比他們十倍多；陶瓷加工藝術史拿下來了，也過手了近十萬件，重點注意在可否供生產；扇子和燈的應用史拿下來了，也都可即刻轉到生產上；金石加工藝術史拿下來了；三千年來馬的應用和裝備進展史拿下來了；樂舞雜伎演出的發展資料拿下來了；……乍一看來，這麽一大堆事物，怎麽會忽然抓得下？簡直不易設想。事實上，十分簡單，隻是一個肯學而已。毫無什麽天才或神秘可言。
這麽龐大的學術專題中，隻有服裝史由於周恩來的關心一直編著著，等待著出版的機會，其他的專題研究和出版都煙消雲散，領導上無暇顧及這些亟需搶救的研究結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飾研究”大樣被貼在大字報上展覽，兩麻袋的書稿清樣險些被送到造紙廠化漿。
沈從文壓抑不住悲憤，在信中傾訴道：“無人接手，無可奈何，一切隻有交付於天！”無盡的痛苦表露無遺，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後拚搏。無奈，還是無奈！他被迫離開曆史博物館，再也沒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築裏。
常去探望的林斤瀾描述道，臨近生命終點的沈從文常常一個人木然地看著電視，一坐就是大半天，無所思無所欲。
有一次，沈從文突然對汪曾祺、林斤瀾說了這麽一句：“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麽好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