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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老書記走了
(2022-07-06 07:55:43)
下一個
他曾經是我的頂頭上司
© 舒巧 / 文
我一生中有過許多頂頭上司，但老書記是領導我時間最長的一個。他是真心地將“整人”這件事當作一個黨的政工幹部的事業來完成的。有些幹部是整著整著人就升上去了，但老書記卻始終沒能升上去。
我稱他“老書記”倒不是他年齡老到哪裏去，就因為他老是隻在我們的頭上當書記。
老書記1941年入黨，黨齡五十好幾，做到最後也僅是一個黨支部書記，處級，恐怕還是副的。
1955年，我在出國前的集訓期間常去“青年藝術劇院”玩兒。當時隻懂跳舞和玩的我，根本不知道胡風是什麽（後來知道“青年藝術劇院”算是胡風分子吳祖光“小家族”的“老窩”），我隻是被那裏聚集著的一群年輕畫家、作家、音樂家……所吸引。他們談天說地，從貝多芬到蕭斯塔科維奇，從魯迅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莎士比亞到托爾斯泰，從列賓到畢加索……我傻聽，興趣濃且很仰慕。
集訓完畢要出國了，當時的文化部長夏衍悄悄地叮囑我：千萬不要給你的朋友們寫信回來呀！
等到我出國回來再往“青年藝術劇院”去時，朋友們已一個不剩，都是用手銬銬走的，罪名是“二流堂”，“吳祖光小家族”，“胡風反革命集團”。我因沒落下一紙一字的實證，沒銬我，但還是被算作“外圍人物”受到審查。
劇院開我的批判會，由老書記主持，這是他第一次整我。
批判會開得不很成功，沒有氣氛，盡管老書記反複動員，卻沒人能拿得出驚人的材料，會場顯得鬆垮垮的。老書記著急，我也著急，很想能幫得上老書記。
那些年，隔三差五都有運動，因為有了二流堂小家族這個案底，每次運動都會找到我頭上。
1962年“文藝整風”我是“白專典型”，1964年“文化革命”我是“黑線人物”，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升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了，一步一個台階。
“文藝整風”時，老書記找我談話。一身永遠的藍布褲和洗黃了的白襯衫，褲腿總是卷到膝蓋處，還一高一低。好好一把椅子他不坐，蹲在上麵，一口接一口抽著劣質的“飛馬”煙（老書記工資不高生活儉省）。劣質煙嗆得他連連咳嗽眼淚汪汪，他正感冒，是帶病來做我的思想工作的。
老書記說我檢查寫得空洞無物，對嚴肅的政治運動你怎麽可以這樣敷衍了事。
我說：根本鬧不明白什麽叫“白專典型”，什麽是“白旗”。
老書記生氣了：弄到現在還不明白什麽叫“白專”？就憑這點你也夠白專的了。文件不是明明白白說了嗎，白專就是隻專不紅。
有一個問題印象深刻，他指責我自編自演的雙人舞《飛天》：弄出那樣腐朽的東西你敢說你還不“白專”？資產階級思想還不嚴重？
有一段時間我迷雙人舞托舉技巧。五十年代舞蹈家戴愛蓮曾創作了《飛天》，我不滿足它隻在地麵活動，想試著淩空飛一飛。我和男舞伴練得很辛苦，不斷地失誤甚至不斷地跌倒、摔跤，每個動作百遍千遍地足足練了有半年。
終於完工，領導審查。其中有一個雙人舞技巧，男伴托舉的手位在女伴的屁股上，這可不得了啦，領導當場叫停，這樣下流的動作也做得出來……這個創作就這樣被槍斃了。
我不服氣找老書記說，這個“托屁股”的動作又不是我發明的，古典芭蕾中常用，都用了幾百年了。
老書記教訓我說：古典芭蕾是娛樂帝王將相資產階級的，你是什麽人？是共產黨員，還記得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嗎？
你，你，你……老書記氣壞了，猛咳。我立刻去倒水，回屋時老書記已經走了，我想他這是去醫務室了。
第二天，我也咳嗽了，體溫37.5。熱度並不高，卻趁此不起床。熬到下午老書記又來了，送來了感冒藥：唉，傳染給你了。一副抱歉麵孔。
我剛要感動，他又開口了：感冒麽，小毛病，快起來把檢討書好好重寫一遍，明天要開會。
1964年批“黑線人物”。我不明白什麽是黑線，打了五六個電話向當時一同被折騰的朋友詢問，電話那頭竟然也回答不出來。真是白折騰了幾十年。
後來，一位理論界的年輕朋友幫我查了大百科，總算得知：黑線，三十年代“民主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之爭，“國防文學”是黑線。
我當時創作了一部舞劇《後羿與嫦娥》，後羿射日、嫦娥奔月，那是我獨立進行舞劇創作的第一部作品。這部舞劇演出了上百場，還有好幾個地方的舞團學演，所以放毒既深且廣，一棵很大的大毒草。
批判我時，我說：“後羿射日”的典故毛主席寫文章都用的……
馬上收口，將毛主席與自己相提並論這罪名可比大毒草厲害，。
仍是這部舞劇，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反黨反社會主義”了。罪證：把矛頭指向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大字報指出：“她射出惡毒之箭將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粉身碎骨，以泄她這個喪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的心頭之恨”。
當時為了這“粉身碎骨”，我和舞美設計費盡心機。六十年代沒有現在的先進燈光設備，舞台上表現射下一個太陽時總不成大餅一樣“撲”地掉下來算數，四分五裂飛濺才有氣氛，在紗幕後邊靠一大批人汗流浹背手忙腳亂地操作……
在批鬥中我又有疑問：羿射九日時連太陽係都未形成，毛主席遠未出生，怎麽射他？
誰說是後羿去射毛主席啦，是你，是你自己假借後羿之手以發泄你心頭之恨！革命群眾氣憤地反擊。
這次運動老書記起先還是在“文革領導小組”裏負責整人，很快就變成“走資派”也被人整了。
我當上牛鬼蛇神後，台是不準上了，功也不用練了，按時去被鬥或陪鬥，來來去去也就是“反動”“反革命”“狗屎堆”“牛鬼蛇神”。鬥完下來拖地、掃廁所、擦窗戶……我們牛鬼蛇神們最願意被罰的一種勞動是去洗服裝。歌劇院有五十幾個牛鬼蛇神，在文化廣場後台幾十個人一起，又搓又洗又衝又擰嘻嘻哈哈就像兒時玩水一樣。我們派出一個“蛇”放哨，若有人來，就打個暗號，大家即刻就做出一副接受改造的愁眉苦臉狀。待人一走，又照樣嘻嘻哈哈。
1968年，剛剛適應了“牛棚”生活，突然給調進了樣板團“白毛女劇組”。是張春橋點名要我去的，張春橋當時是“四人幫”在上海的頭兒。
也在那一年，上海爆發了有名的“四一二炮打張春橋”事件，“白毛女劇組”領頭炮打的是劇組的頭麵人物：白毛女的首個扮演者顧俠美。我兼任審查她的專案組，專案組的另一名成員是上尉銜的軍宣隊員。
這個“專案”，最終將老書記和我卷在了一起，老書記倒黴也是倒在這個“專案”上。
我學著老書記的樣，第一天與審查對象談話特別嚴肅，我對白毛女說，炮打張春橋炮打中央文革是很嚴重的事件。我威懾她。
隨著審查深入下去，話題越來越廣。不知不覺間我忘記了自己的角色，審查變成了聊天，湊巧那位軍宣隊員也溫良恭儉讓，我們三人的相處在那時的氛圍裏甚至顯得有點溫馨。
這點溫馨後來害苦了“白毛女”，她因全無顧忌，對我們沒有警惕，交代材料寫了有一寸厚。記得其中最醒目的一條，她說：林彪是“五一六後台”。那時林彪正紅，是“副統帥、接班人”。
“審查”結束後，我們按報紙、文件上常用的詞語給她做了結論：“小將關心國家大事，有錯誤，嗆幾口水屬於在遊泳中學遊泳”。
不久就把我們的專案組撤消了，我們以為是任務完成了。後來才知道，撤消我們的專案組後重新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對她進行審查。
我想到了那寸把厚的交代材料，是我們那可惡的“溫馨”給了她錯覺，贏得了她的信任，她才會交代得那麽多！現在白紙黑字全落在新專案組手中，隨便抓出其中一句，上綱上線，就可以將她置於死地。我隻覺得自己成了騙子、幫凶，活活坑了她。
上天有眼！就在我不知所措的當口，“四人幫”粉碎了。
比戲劇還具戲劇性吧？我們的女主角從“五一六分子”一翻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人物，我心中這塊石頭總算落地。
然而，她成了英雄，我卻變成了迫害英雄的四人幫的走狗。於是，我成了“講清楚”對象，負責要我“講清楚”的又是老書記。
此時我已經換了單位，老書記也跟著轉到這個單位了。真是有緣。
我需要“講清楚”的問題應該是整了反四人幫的英雄，但老書記抓的問題卻是：“舞蹈界這麽多人，為什麽張春橋偏偏選中了你，調你而不是調別人加入白毛女劇組，你和張春橋是什麽關係？”
我編舞能力強唄！不管是張春橋李春橋總不至於找個不會編舞或編不好舞的去修改白毛女吧？可是，我沒有那麽厚的臉皮，將這句有自我吹噓之嫌的話說出來。隻好反複絮叨：這事兒你們要問張春橋，提審一下張春橋就清楚了。
接下來是動用群眾力量，開“講清楚會”。會場設在排練廳，一個大圈圍著一張凳子，那張凳子當然是屬於我的。
太陽光穿過排練廳特有的大玻璃窗罩住我全身，就像在舞台上。“打倒四人幫餘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四人幫猖狂不得好下場！”那深烙於記憶中的口號聲一輪又一輪地在排練廳裏回旋。
“講清楚”會開了好幾天，我緊張地等待那盤問，老書記卻自始至終沒有將那顆“炮彈”丟出來。
結果，有個青年人舞員，將老書記告到上級黨委了。罪名是：保四人幫餘黨，運動走過場。
這也叫“長江後浪推前浪”，在後來去探望早已離休養病在家的老書記時，我說，老書記，是我連累了你。
老書記患的是帕金森。這時行動已很遲緩，他若要站起來，必須呆呆地想許久，而後，觸電一樣“霍”地站起來了。若想走動，也要呆呆地想許久，然後騰、騰、騰一串碎步就衝了出去，扶都來不及。老書記是病得很厲害了。
丈夫告訴我，我在香港那段日子，老書記拖著病軀頂著炎熱為了我的房子奔波。最後一批分房了，丈夫不認識什麽人，嘴又笨拙，老書記著急。是老書記為我奔得了現今這套三房一廳的居室。可老書記自己呢，雖也有三間屋卻三代同堂。沒有廚房，在走廊煮飯，衛生間小，浴缸隻能坐不能躺。這就是老書記最後的住房。
那天，追悼會進行到遺體告別，我隨著人群最後一次繞著老書記轉。這是老書記滯留人間的最後一點時間了。我念叨：快快地飛了吧，當靈魂輕輕飄起，一切就都不會將你糾纏羈絆了，不會再要你做你不願意做的事，你可以快快樂樂自由自在了，老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