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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良知
(2022-07-18 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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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來源於青衣仙子的一維空間 ，作者徐敏
© 徐敏｜文
傅雷
1947年傅雷曾發表文章痛斥蘇軍在東北的暴行。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卻批判傅雷，說傅雷反蘇，立場不對。傅雷反問周建人，這和立場有什麽關係，事實就是如此。你說不對，可以拿出證據，不要用立場壓人。
錢鍾書夫人楊絳在《憶傅雷》一文中曾提到這樣一個場麵：
“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時，傅雷未能到會，隻提了一份書麵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而討論翻譯問題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這樣一來，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還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
1958年4月，傅雷給上海作協、翻譯界提了自己的意見，聯想到傅雷曾經批評蘇聯在東北的暴行，經過上海作協的十次批評大會後，他被劃成“右派”。
周而複和柯靈曾暗示傅雷認個錯，做一個深度的檢討，“右派”帽子還是有回旋餘地的。但傅雷卻說：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任何時候都可貴。後來傅雷被摘了右派帽子，曾被要求感謝組織，傅雷說：給我戴帽子本來就是不對的。
十年動亂，傅雷和妻子雙雙自縊。負責傅雷寓所這一片的一位戶籍警後來回憶說，他負責的戶口段是從愚園路1032弄到江蘇路的285弄，共有600多戶人家，被抄家的有400多戶，自殺的文化人，幾乎每天都有。
傅雷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沒有在人前人後出賣過任何一位朋友，也沒有寫過任何一篇違背良知的檢討和發言。然而，他卻被兩個平素關係最好的朋友給出賣了。
郭小川
有人總結郭小川的為人：仁慈。“當年因為郭小川，中國作協少打了30%的右派。”不要說這麽多，哪怕是少打一個，那也是功德！何況30%，那真是功德無量了。
1957年，時任作協黨組副書記兼秘書長的郭小川，在確定右派名單時，認為《人民文學》編輯部主任李清泉可以不劃，理由是作協劃的右派已經夠多了。
詩人艾青被劃為右派後，郭小川找到當年農墾部部長王震，希望給予照顧。王震說：艾青是有才能的，給他蓋幾間房子，讓他好好在下麵鍛煉幾年。艾青在農墾部下屬的農場裏，是一直受到優待的。
《解放軍文藝》小說組組長蔣壽山，1957年被劃成右派，下放到呂梁山區勞改。他的妻子顧絳，是《光明日報》記者，原本是安排一起下放的，郭小川主動給山西省作協主席馬烽寫信請托，才沒讓顧絳跟丈夫一同下放改造。郭小川去世後，夫婦倆在1980年得到平反，才聽說是郭小川當年給了他們庇護。
1957年郭小川奉命為“丁陳反黨集團”執筆寫調查結論，發現其中摻雜著文藝界內部的權力之爭，以及三十年代左翼時期的人際恩怨，和其他複雜的政治因素。
為此，他寫出的結論第一稿，認為1955年的鬥爭搞得過火，組織應當向丁玲、陳企霞賠禮道歉。周揚等人看到結論後，對郭小川進行了嚴厲批評，郭小川被迫重新改寫。四易其稿之後，郭小川仍然否定“反黨集團”的提法。這後來成了他被批判的罪狀。1962年，他放棄級別，申請離開中國作協，到《人民日報》當了一名記者。
1973年，郭小川以乒乓球世界冠軍莊則棟為題材，寫了長篇報告文學《笨鳥先飛》。江青見報後大怒：“說莊則棟是‘笨鳥’，那中國人還有聰明的嗎？”《笨鳥先飛》的續篇被叫停，體委奉命搜集郭小川的材料，準備批判。第二年8月，郭小川受到組織審查。審查持續了一年多，信件被人拆看，不許隨便與人交談，不許外出，上廁所都派人跟著。
他又一次做檢查，寫檢討。這些檢討，後來被子女們編成了一本書：《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全書近三十萬字。如何處理這些檢討書，子女們有過躊躇，最終達成一致，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正因為是痛史，所以更不應該被遺忘。
詩人郭小川逝世後，他的骨灰盒存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按照他的生前級別歸屬八路軍，被安排到第八室。幾年前，來了一個通知：因為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可以視同紅軍資曆，往前挪到第六室。子女們決定，不挪。
溫濟澤
溫濟澤是1978年1月平反的第一個右派。57年反右時，他是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黨組成員。局黨委辦公室的負責人對他說：“你主管的部門二百幾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計算，應打出十幾個右派。”溫濟澤說：“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會放過；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當年延安整風，就曾經有過教訓。他和王實味同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王實味因為寫了雜文《野百合花》，受到批判鬥爭。溫濟澤被臨時調到院黨委搞整風，曾找王實味談過幾次話，希望他認識錯誤，做個檢查，不要與大家對立。王實味後來哭著對溫濟澤說：“像你這樣說服我，我願意檢查；但有些人誣陷我是托派，說我是敵人，我實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溫濟澤隨即向院黨委匯報說：“王實味的問題，是思想問題，不要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和反黨問題。”第二天，院黨委書記對溫濟澤說：“你的意見，我向康生匯報了。他批評了我們，還批評你有溫情主義。”
最終，康生給王實味定了三個罪名：托派、特務、反黨分子。1943年王實味被逮捕，1947年被處決。
每當想起這件往事，溫濟澤就忘不了王實味的哭泣聲。所以，當聽到院黨委要他按比例大抓右派分子時，溫濟澤忍不住脫口而出說，自己決不能硬打。所以，溫濟澤主管的對外廣播部門，最後劃定的右派數量，未能達到上麵規定的指標。
保護了別人的溫濟澤，結果卻沒能保護好自己。一年後，在中宣部一位領導的堅持下，溫濟澤在中央司局級幹部的“反右補課”中，被劃成了右派，並同時揪出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小集團。
胡喬木聽說了這一消息，十分震驚，在晚上匆匆跑到廖承誌家，問廖說：“你知道溫濟澤被打成右派了嗎？”
中宣部的答複是：這是廣播事業局黨組劃的，中宣部已經批準，並報到了書記處，沒法改了……。
溫濟澤劃為右派後，家裏的電話就被撤掉了，與朋友聯絡，就隻能靠步行或坐公交了。他所有出版過的書都成了禁書，上架的書都被新華書店撤下，送回造紙廠化為紙漿。發表文章的權利也同時受到剝奪。
1967年，奪權風暴過後，已經調到廣播學院的溫濟澤受到群眾專政。一次他坐14路公共汽車去醫院看病，車上遇見胡喬木，正欲起身招呼，卻發現胡喬木在用眼神暗示他不要說話。到了一個站口，胡喬木下車，溫濟澤才發現胡喬木的身後跟著個尾巴。
10年後，文革結束。胡喬木通過熟人跟溫濟澤打電話，告訴溫濟澤自己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問溫濟澤願不願意去他那兒工作。溫濟澤當即表示願意。
不久，通過組織協調，胡喬木將溫濟澤調到社科院，擔任新成立的科研組織局的副局長。第一天上班，秘書小於已經給他布置好了一間辦公室，溫濟澤坐到局長沙發上時，不免有點如在夢中的感覺。
《傅雷痛斥蘇軍東北暴行被說立場不對，文革中不出賣朋友拒絕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