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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欠學生一筆心債
(2022-06-16 14: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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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欠學生一筆心債
1982年,82歲的錢端升不顧年邁體衰,執意要參加一場追悼會。了解內情的人知道,他這是在償還一筆心債。
1948年,錢端升到美國講學,許多人勸他留下來,胡適也勸過他,但錢端升還是放棄了優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國內。不僅他回來了,還說動他的學生田保生,帶著妻子一同回到了大陸。
田保生畢業於清華大學,是錢端升的得意門生。他參加了第一屆高等外交官的考試,錄取後在國民政府外交部歐美司工作,與外交官淩其翰是同事。1940年代末,田保生在聯合國辦事處工作,環境安定,生活無憂。此時,錢端升找到他,希望他回大陸參加建設。在田保生心目中,已經享有國際聲譽的老師,就如同引路人一般的存在,他沒有多想,便毅然放棄了在聯合國辦事處的工作,帶著妻子胡芳奔向新中國的懷抱。回國後,田保生被分配在外交學會擔任國際法的編譯。據淩其翰回憶,置身於新崗位的田保生,“埋首苦幹,舉凡奧本海國際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國際法等英文原著譯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勞。”
讓田保生沒想到的是,他後來和老師錢端升一樣,都成了右派。
1957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冊子,名稱叫《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集》,記錄了錢端升和他的同事在整風運動中的發言。錢端升在發言中提出,大學裏書記和校長到底誰負責的問題;同時還表達了對“舊法教授”被棄之不用的惋惜。
田保生具體說了什麽,沒查到相關資料。總之,師生二人同時被劃成了右派。
引蛇出洞的鳴放結束不久,錢端升就在北京市人代會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然後就消失了。
後來的日子裏,他一直在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經曆過那種學習的人形容說,他們的生活就是每天開“神仙會”,大家沒事在那裏閑聊,也基本上沒什麽勞動任務,管理比較鬆散。
相比文革中的遭遇,這樣的境況簡直有點優哉遊哉,很類似於神仙。但錢端升卻感覺十分苦悶,沒事幹對他來說就是一種痛苦。這位曾經的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客座教授,就這樣開了15年的“神仙會”。
田保生就沒有這樣幸運了。文革剛一開始,1966年的8月28日,他就被一夥歹徒打得“體無完膚”,受盡淩辱,夫妻雙雙羞憤自殺。田保生當年遭受毒打的場景,他兒子田中行,至今還記得一清二楚。領頭的那個暴徒,名叫黨小池。
田保生後來獲得平反昭雪,但人死不能複生。錢端升每每念及學生的慘死,總是深感痛心,追悔莫及。“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這種歉疚,一直伴隨至死。
錢端升命長,整整活到了90歲。他的後半生,與學術無緣,與事業無緣,與知識無緣,所求不過“饑即食、病即醫”,已經無暇顧及知識分子的尊嚴和體麵,為了改善處境,他不惜認錯、懺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
即便如此,他也很感謝一個人。據他的後人講,這個人就是周恩來。
1952年,高校院係調整,由北大、清華、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法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合並組建北京政法學院,錢端升被任命為首任院長,是毛澤東親自簽發的任命書。但另外一個職務,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錢家人相信是周恩來決定的。當時,新政權和許多西方國家都沒有外交關係,與這些國家的往來都是通過民間組織——外交學會來進行的。那段時間,錢端升被安排經常出麵接待外賓。
1956年美國人伊頓邀請中、美、英、蘇四國的科學家在加拿大聚會,外交部接到邀請函後,認為我國沒人可去,就將邀請函壓著沒有報告周恩來。這件事被周恩來知道了,說:“怎麽沒人可去?錢端升就可以去嘛!”錢端升動身時,擔心有人不放心讓他獨自出國,就請示周恩來要不要帶秘書?周恩來說:“就你一個人去。”錢端升為此感動了很久。
第二年,還沉浸在感動中的錢端升,因為說了幾句心裏話,竟然被打成了“右派”,頓時心情壓抑,終日鬱鬱寡歡。周恩來聽說了這種情況,知道李四光和錢端升私交不錯,就讓李四光找錢端升談談,代他安慰安慰錢端升。那段時間,錢端升非常苦悶,也希望找個人訴說。兩人相約在頤和園見麵,沒想到李四光不是一人來的,身邊還跟著秘書,兩人走到哪,秘書就跟到哪。結果臨到分手,錢端升也沒能把心裏話講出來。但即便如此,錢端升仍然感受到了來自周恩來的安慰。
1960年,正是全國上下陷於饑餓的時候,有天,錢端升帶了全家去政協禮堂改善生活。飯後,錢端升一家正在二樓的大廳裏休息,突然幾個警衛走了進來,催促大廳的人趕快離開。錢端升一家正往外走,“突然電梯門開了,隻見周恩來大步走來,口稱‘端公’”,主動同錢端升握手,並停下腳步,安慰了錢端升一番,鼓勵他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並對在場的錢氏家人,也都一一問及。
1972年尼克鬆訪華,中美出現建交意向。但建交必須首先解決涉及雙方的資產問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的外交政策全麵倒向蘇聯,凍結了美國在中國大陸的一切財產。現在兩國準備建交,當初凍結的資產怎麽解凍。對外交部來說,這是個難題,中方以前沒有碰到過,一時有點束手無策。周恩來指示說,可以去找錢端升。於是立刻將錢端升借調到外交部條法司,負責研究檔案資料,確定依據哪些條文來進行談判。那段時間,外交部特別給錢端升派了輛車,每天專門接送這個72歲的老頭。
事情結束後,周恩來忙於處理政務,日理萬機,錢端升又閑在一邊無事可做。1973年8月,周恩來會見並宴請繆雲台,再次想到了錢端升,特地邀請他出席作陪。此後直到周恩來去世,兩人再無見麵機會。
多年之後,錢端升在回憶文章中,對1960年和1973年周恩來兩次給予他的鼓勵和關心,心存感激,在他的客廳中,一直隻掛周恩來一人的照片。錢端升說,在那檢討不起作用,實事不能求是,呼籲不獲同情,妻兒不能幸免的多災多難的歲月裏,我之所以能堅定地生存下去,是與周恩來的開導分不開的。
其實,周恩來替錢端升還間接做過一件事。文革開始後,錢端升的四合院老宅,被北京政法學院的一夥職工霸占,住進了很多人,變成了一個大雜院。錢端升一家隻能住在幾間小屋子裏。錢端升直到晚年,對此都守口如瓶,隻敢說是被一夥紅衛兵擠占的。
1971年,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前,周恩來要求喬冠華動身之前,再到錢端升家商討一下。喬冠華根據周恩來指示,專程拜訪了錢端升。他走進錢家,看到的情況使他非常吃驚,忍不住問:“你家怎麽成了這個樣子?”錢端升自我解嘲說:“門戶開放了嘛。現在是門戶開放政策。”喬冠華說:“這怎麽行,請他們回家。”喬冠華離開錢家後,院子裏的人很快就搬走了。
這件事嚴格講,周恩來是不知道的,是喬冠華看不下去了,主動出麵幫忙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