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敏｜文
金仲華（1907年－1968年4月3日），浙江桐鄉人，現代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社會活動家。抗戰時任《世界知識》主編，49後任上海市副市長。文革期間受到迫害。宋慶齡曾囑咐他將往來信件"閱後燒掉"，他未照辦，結果被抄家時抄走。1968年4月3日，金仲華在書房上吊自殺。
消息是金仲華的侄子金民生打電話報告市革委辦公室的。
這天早晨，金家保姆上樓去整理房間，推開書房門見金仲華吊在窗前，嚇得驚叫一聲，急急忙忙下樓告訴了金仲華母親和金民生。金民生上樓查看後，立即打電話報告了市革委辦公室。
金仲華的老母親已經80多歲，兒子最近幾天的反常舉動，已經讓她擔憂可能出事。她發現兒子有時會一個人發呆，站在二樓陽台上沉默不語。最反常的是這幾天吃過晚飯，金仲華會捧著她的手，要她“多保重”。
這讓老太太多了幾分警覺，隻要兒子一個人上二樓，老太太就會叮嚀保姆：“到樓上看看，仲華他在做啥。”昨晚半夜，老太太聽到樓上“嘭”的一聲，急忙叫醒保姆，催她趕快上樓，去看看出了什麽事情。保姆睡意朦朧地來到二樓，見書房門關著，已經熄燈。她小聲地喊了幾聲“金先生，金先生”，無人應答，以為主人已經睡了，就下樓回稟老太太說：“先生已經睡覺了。”
當日下午2點，市外事組、公安局、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市人委辦公廳造反隊四個組織，齊聚金仲華家，共同商量處理方案。
在從金民生處了解到基本情況後，市革委常委馮國柱帶領大家來到二樓，此時書房門敞開著，能清楚地看見金仲華吊在南窗口，臉朝牆壁，兩腳離地板僅幾公分，一隻腳穿著襪子，一隻腳光著，麵貌慘不忍睹。
馮國柱招呼公安局來的同誌趕快把屍體放下來，妥善搬走，並關照多拍些照片。公安局的四五個人先進入拍照，然後動作麻利地用刀割斷繩子，將屍體平放在地板上，用從臥室床上抽取的床單裹好，由兩個人抱著出來，見樓梯上站滿了人，就轉身回到臥室打開落地玻璃門，將金仲華從陽台上傳到樓下運走。
遺體運走後，馮國柱帶著大家走進書房，都擁到還掛著半段繩索的窗架旁察看。留在現場的一位公安同誌分析，從現場情況初步判斷，死者是站在熱水汀上，用百頁窗上的紗繩繞在窗簾架上，套住脖子後，腳離開熱水汀，繩子嵌入頸部卡住氣管窒息而亡的。估計斷氣前，死者本能地掙紮，兩腿蹬踢，腳上的拖鞋一隻掉在熱水汀旁，一隻甩到了寫字台下，還套著一隻襪子。進一步的詳情有待法醫驗屍報告。
在場所有人都鴉雀無聲地聽著。忽然有人叫了一聲：“桌上有字條。”一共三張，是用鋼筆豎著書寫的。中間一張紙上寫著：“國際問題研究所階級關係複雜，我忍無可忍。金仲華”
看到這條遺言，大家議論紛紛。馮國柱突然怒吼道：“國際所的人來了吧？”人群後有個男子一麵回答“來了”，一麵穿過人叢走到寫字台前，當他看到桌上的紙條時，臉色刹那間全白了。馮國柱當眾訓斥說：“誰叫你們搞他的！”“事前請示過誰啦？！”那個人不敢吭聲。馮國柱去拉寫字台的抽屜，所有抽屜都沒有上鎖，每個抽屜都整理得有條不紊，中間的抽屜裏還放著幾百元人民幣。
隨後，馮國柱領著大家來到金仲華的臥室，在靠牆一排壁櫥正中位置的擱板上，看見有一個舊信封，裏麵裝著一束書信，信封上金仲華用鉛筆注明：“這是宋副委員長給我的信。”粗略一看，大約有十封左右。馮國柱沒有細看，就退到臥室與書房之間的地方，對眾人說：“大家都看了，商量一下怎麽做吧？”
見沒人發表意見，馮國柱問金仲華的侄兒金民生：“他的子女知道了嗎？”金民生說還沒有告訴。
於是馮國柱談了他的幾點意見：金仲華死亡的事，由金民生通知其子女；寫字台上的三張字條和壁櫥裏的信，由人辦造反隊帶回單位保存；金仲華的書房和臥室，保持原樣不動，貼上封條。
回頭又對金民生說：“寫字台抽屜裏的錢，以及這兩個房間裏凡是你們家裏需要用的東西，盡管拿，都拿到樓下去。”
以上內容，在陳邦本的《金仲華自盡前後》一文中，都有很具體的敘述。陳邦本50年代在市府辦公廳工作，與副市長金仲華相識。在陳邦本印象中，金仲華學識淵博，平易近人，為人厚道，有口皆碑。
金仲華是浙江嘉興桐鄉梧桐鎮人，1907年出生，6歲時讀崇實小學，12歲考入嘉興浙江省立第二中學。1923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1927年畢業。次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任《婦女雜誌》助理。1934年與胡愈之等創辦《世界知識》雜誌，擔任主編。1935年任生活書店編輯部主任，與鄒韜奮等共同創辦《大眾生活》周刊。1936年任《永生》雜誌主編。1937年抗戰爆發後，在香港加入宋慶齡創辦的“保衛中國同盟”，任執行委員。1944年底到重慶，由中共黨員介紹，任美國新聞處譯報部主任。1948年辭去美國新聞處職務後去香港，接受中共委托，主編新華社香港分社對外英文期刊《東方通訊》。1949年3月，離港北上，經山東進入解放區。4月，隨軍南下。5月27日，上海解放，參加軍管會工作，接管《新聞報》，改組為《新聞日報》，任社長兼總編。組建新政府時，出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新政權建立後的十多年，是金仲華一生中工作最忙，也最得意的時期。直到文革降臨，他才受到衝擊。1967年，上海革委會成立，金仲華不在結合之列。新班子領導派人告訴金仲華，要他深居簡出。金仲華按照革委會吩咐，閑居家中，基本不出房門，每天就是聽聽廣播看看報。他曾對來看望他的陳邦本自嘲說，自己好像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但即便這樣，造反派也沒放過他。還在革委會成立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便已對金仲華大會轟，小會批，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學無術的假專家”，執行的是修正主義的辦所路線。在上海奪權的張春橋在一次講話中說，美國新聞處就是特務機關，參加美國新聞處的人，多數都是特務。並特別針對金仲華專案組的報告批示說：“此人社會關係複雜，務必查清。”
如同拿了尚方寶劍，國際研究所的造反派對金仲華的鬥爭隨之急劇升級。這些人采用逼供信的方式，侮辱踐踏金仲華的尊嚴。金仲華的兒子和兩個女兒遠在南寧、北京，身邊隻有86歲的老母親和小孫女。金仲華怕母親擔驚受怕，在家總是強顏歡笑，將真相掩蓋得嚴嚴實實，以免母親知道。
1968年初，春節剛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就根據張春橋的批示，來到複興西路金仲華家。這些人抄走了數千冊的中外圖書，以及大量字畫、古物。
當造反派搜查金仲華的私人信件，準備裝進麻袋帶走時，一向溫和的金仲華再也無法冷靜，大聲抗議說：“這些信件你們不能動！也不應該看，這是曆史文獻。”
但造反派毫不理睬，將他推到一邊，提著麻袋揚長而去。
被抄走的信函，包括周恩來、宋慶齡、廖承誌、黃華等人給金仲華的重要信件，內容涉及核心機密。
這批信件被抄走後，金仲華情緒消沉，整天憂心忡忡，沉默寡言。
多年來，因為工作的關係，金仲華與宋慶齡交往密切，宋慶齡對金仲華的才幹和為人非常器重。金仲華中英文功底都很紮實，文筆流暢，能自如地將宋慶齡用英文撰寫的原稿譯成中文。宋慶齡的許多重要文章，都是經金仲華之手從英文翻譯過來的。
為此，兩人間常有書信往來。1966年文革初起，金仲華對“運動”很不理解，在與宋慶齡的通信中，談了一些對文革的觀感。當時，宋慶齡也受到衝擊，在上海的父母墓地，也遭到了紅衛兵破壞，對此，宋慶齡寫信給金仲華，表達了自己的憤怒和傷心。信中還談及北京造反的情況，流露出極不理解的心情。
這些信件，落到造反派手中，被斷章取義，篡改利用我，會給宋慶齡帶來怎樣的傷害？金仲華不敢想象。此前，宋慶齡曾囑咐金仲華，將寄去的信件“閱後燒掉”。金仲華沒有照辦，結果被造反派抄家時抄走。
金仲華追悔莫及，深感內疚，精神壓力越來越大。他有話難說，有口難辯，想來想去，隻能以死抗爭。
金仲華死後，上海市革委會對金仲華有過兩個結論。第一個結論是美國間諜，屬於敵我矛盾，把他的財物處理了。後來，又指示專案組重寫結論，第二個結論說他在美國新聞處期間，向盟軍提供日軍的情報，是革命工作。
但悲劇還是發生了。當年，女兒金立勤接到父親死訊，沒敢聲張，請了事假，一人悄悄趕到了上海。因為金仲華被定性是“畏罪自殺”，所以匆匆火化後連骨灰也沒留下。
1978年，金仲華被平反，在上海龍華公墓舉行骨灰安放儀式。骨灰盒中因無骨灰，隻能用他生前使用過的自來水筆和印章替代。
幾十年後，兒子金立誠撰文悼念父親，題目是《我與父親金仲華在一起的歲月》。這篇登在澎湃號《世紀》雜誌上的文章，提到一個細節：“1948年，內戰全麵展開，時局日益緊張。有一天爸爸忽然回家來拿了簡單的行李，低聲和祖母道別就走了，後來知道他已到香港。在此之前，有美國朋友曾建議他去美國，他沒有接受。”他決定留在國內。
就是這樣一個披肝瀝膽之人，卻受到莫須有的誣陷，最終隻能一死自證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