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身份的周揚

 

原創 徐敏 漢嘉女1 2022-04-09 05:25

 

晚年的良知

© 徐敏｜文

 

 

1975年，中共中央決定對絕大多數關押、監護的幹部予以釋放。因“周揚一案”受到牽連的林默涵被解除監護，就近分配到江西省豐城縣鋼鐵廠工作。為此，林默涵致信毛澤東表示感謝。雙目幾近失明的毛澤東聽機要秘書讀了林默涵的來信後，沉默了許久，寫下這樣一段話：“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付討論酌處。”

 

12天後，周揚獲釋。

 

7月14日，在北京萬壽路西街7號中組部招待所，被囚禁近9年的周揚，在二樓一個房間與家人團聚。

 

被捕前的周揚，曾是炙手可熱的人物。1930年代他在上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擔任過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後來去延安，受到器重，曆任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49年建政後，繼續主政文化領域，先後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等職。文革前的17年，他一直是中國意識形態最主要的領導人，也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解釋者和執行者，領導和參與過批胡風、鬥丁玲、反右派等一係列運動。

 

文革後張光年有次拜訪周揚，感慨萬端地說：“我們這些年幹了些什麽？是不是做了嬰兒殺戮的工作？”張光年所說的“嬰兒殺戮”，來自早期日本左翼的同名劇作，指的是對自主創作的扼殺。張光年反思一問，讓周揚深受觸動。

 

當他居高臨下揮斥方遒的時候，他從未想過，被人打倒的場景終有一天也會輪到自己。文革剛揭開序幕，他就被姚文元定性為“反革命兩麵派”；江青對這個不積極支持自己戲劇改革的頂頭上司，更是心懷不滿，公開宣稱“我恨死周揚了”！周揚這才知道，昔日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文革前，江青是中宣部下屬的電影處處長，周揚是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是江青的直接領導。有次，周揚去見毛澤東，毛問起江青的工作。周揚提到一個問題，就是江青在中宣部談的意見，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個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們堅決執行；如果是她個人的意見，大家可以討論。

 

這想法擱在平時也就罷了。等到了文革時期《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出台，再這麽傻傻的分不清是戰略部署還是個人意見，不打倒你又打倒誰呢？原本自己倒也就罷了，卻連帶文藝界76人受到株連。相比當年逮捕胡風，有2100人受到牽連，周揚一案的規模要小了許多。

 

周揚出獄後的第3天，他過去的秘書露菲來到萬壽路西街7號看望他。還沒進屋，就聽到周揚夫人蘇靈揚在屋裏大聲說：你不要有顧慮，毛主席說什麽，我們就做什麽。進屋後，露菲才知道，蘇靈揚的話是說給外人聽的，她怕房內有竊聽。

 

當時的中組部招待所，文革後期獲釋的老幹部都住在那兒，一個個仍心有餘悸，深怕哪天又被突然抓進去了。有一天，招待所來了許多警衛人員，搞得大家相當緊張，以為又來抓人了，結果是一位在位的國家領導人，要到小樓拜會一位剛“解放”的老同誌，弄得大家虛驚一場。

 

複出後的周揚，對過去的種種作為開始反思，分別在不同場合，一再向過去被他傷害過的同誌道歉。對此，許多人士理解和原諒了他，但也有人對他始終不肯諒解。

 

粉碎四人幫後，周揚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不但對自己過去“左”的錯誤，作了真誠的反省，還發表了許多新的文藝理論的見解。

 

1979年，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召開，周揚當選為全國文聯主席。文代會後，他調任中宣部任主管文藝的副部長，這使他再次回到主管文藝領域的曆史舞台。但他的思想意識，已經從過去惟命是從的框架中，開始尋求自己的獨立思考。

 

在一次小說評獎的頒獎大會上，周揚總結發言時，提到某位作家說，藝術家是講良心的，而政治家不然。周揚對此萬般感慨，訴苦說：在某些作家心目中，他是被看作政治家的，是“不講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卻又把他視作藝術家的保護傘，是“自由化”的。

 

幾十年來，他就在這樣一種雙重身份中，扮演著政治家或是文藝理論家的角色，做了許多違背本心的事情，也傷害了許多無辜人士。那天，周揚表現得異常激動，哽咽著，有半天說不出話來。坐在前排的作家王蒙，看到周揚竟然流下了眼淚。

 

當時在場的許多人，並沒有讀懂此時此刻的周揚，他其實是在表達一種懺悔，一種反思，他決心要從過去那種雙重身份中掙脫出來，力爭使自己向文藝家靠近。隻可惜他的這種努力，最終卻沒能逃出政治文化的羈絆。

 

1982年底，按上層安排，決定在第二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舉行兩場重要的紀念活動：一個是紀念會，由中央召開；另一個是學術討論會，由中宣部、中央黨校、社會科學院、教育部聯合召開，指定周揚作大會報告。

 

為此，1983年春節剛過，周揚即通知中宣部文化局的顧驤、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和上海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王元化，一同趕往天津，參與起草報告稿的工作。

 

周揚一行住進了天津迎賓館。在周揚大套間的40平米的客廳，朝東的落地玻璃窗，陽光充足。周揚、王若水、王元化和顧驤4人，圍坐在一張小方桌旁，各占一方，秘書則在一邊記錄。

 

四人用了兩天的時間，擬定出了報告四個部分的框架：一、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二、要重視認識論問題；三、馬克思主義與文化批判；四、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

 

尚未動筆，王若水便因有事返京，執筆起草的任務落到了王元化和顧驤兩人肩上。顧寫一、四部分，王寫二、三部分。

 

第四部分第一稿出來後，當晚送周揚審閱。第二天早晨，周揚將稿子退給顧驤，強調說：我考慮了好久，還是要寫“異化”。

 

緊趕慢趕，稿子竣工時已臨近會期。3月6日，周揚一行趕回北京，當晚在《人民日報》印刷廠排印，由王元化與王若水在印刷廠做最後的校改、潤色。

 

3月7日，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在中央黨校禮堂如期舉行，周揚作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報告由一位女播音員代讀。周揚在開場白中，說明了講話是幾個人一起商量寫作完成的。

 

這篇報告，一經讀畢，便獲得了長時間的掌聲。會議休息時，中宣部部長鄧力群上前向周揚祝賀，說講得好。中央黨校校長王震也說講得好，還問周揚“異化”究竟是什麽意思？能不能換一個詞？周揚對王震說，不能換。

 

關於“異化”問題，周揚的報告是這樣闡述的：

 

“社會主義社會比之資本主義社會，有極大的優越性。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任何異化了。在經濟建設中，由於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幹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是經濟領導域的異化。由於民主和法製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時會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

 

主要就是這段文字，後來引發爭議。還在報告會當天下午，就已經出現不同聲音，有人認為周揚事先沒有報告中央主管部門，就對涉及黨的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發表與黨的文件和當時宣傳口徑很不相同的意見，極不合適。

 

3月16日，周揚報告全文在《人民日報》發表，同時見報的還有反駁周揚的文章。這引起了更大的風波。一場批判隨之而來。這場爭論不但驚動了高層，還使周揚與胡喬木最終反目。

 

3月21日，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間小會議室裏，由胡喬木主持召集會議，大家分坐兩排，在鋪著白色桌布的會議桌前，閱讀中宣部給中央的報告。周揚看得快一些。他氣色有些不對，想站起來說話，又坐了下去。突然，他舉起那本報告，擲在胡喬木麵前，連聲說：“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

 

坐在對麵的胡喬木吃驚地瞪大了眼睛：“你說什麽？誰不正派？”

 

周揚憤怒了：“你們這樣不正派！”

 

雙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會議室裏氣氛緊張，令人坐立不安。於是有人趕忙出來打圓場：“你們都是老上級、老領導，還是團結起來坐下說吧。”胡喬木大概也意識到自己的失態，接過話茬說：“是啊，我和周揚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喬木稍微冷靜了一下，問：“告訴你不要發表，為什麽還要發表？”

 

周揚說：“你來我家時沒有說過不讓發表，你隻是說異化部分要聯係實際，加強一下，修改以後發表。我沒法修改。既然大會都講了，講話稿也印發了，報紙為什麽不可以發表？”

 

胡喬木堅持說不聽招呼擅自發表是錯誤的。周揚則重申他從未聽說過不讓發表。

 

會場歸於沉寂。此時有位領導同誌突然站了起來，聲音大得驚人：“周揚同誌，我多年來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誌……”這句開場白之後是一番劈頭蓋腦的批判。最後他說：“希望周揚同誌認真學習有關講話，不要幹預中宣部工作！”

 

這件事表麵上好像是觀點不同之爭，而實質上是理論權威地位之爭，彼此都自認為是蘇共主管意識形態權威日丹諾夫的傳人，這才導致周、胡二人針鋒相對，彼此相惡，到最後雙方劍拔弩張，也就不奇怪了。

 

在這樣的論爭中，胡喬木的理論獲得了上麵的認可，成為新時期的意識形態。從1983年下半年開始，用了三年時間，在全國開展“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矛頭指向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1984年1月3日，胡喬木在中央黨校宣講了批判周揚的重要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幾十年後回頭再看，異化現象其實是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表現，曆史證明社會發展也循此規律。周揚在文革後複出，以其親身經曆，反思曆史，提出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再認識。能在改革之初就有如此高度敏銳的思想認識，難能可貴，堪稱先見之明。

 

但周揚卻因此受到批判，甚至從理論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甚至被指稱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這讓周揚愈發想不通，但他到底還是被迫做了檢討，不久便一病不起，躺在醫院養病長達四年直到去世。

  

資料來源：

陳曉萍《周揚在“異化”風波中》

盛夏文《毛澤東與周揚》

鄧小平談精神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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