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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課上得最好,但結局最慘
(2022-03-30 08: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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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敏|文
袁昌英
民國時期,武大有三位女性,外文係的袁昌英、中文係的淩叔華和蘇雪林,皆是文壇中的秀逸人物,被並稱為“珞珈三傑”。一般情形,皆言“文人相輕”,唯三人能彼此欣賞,相近相親,常於春秋佳日,聯袂出遊,登高望遠,盡興始歸。
三人中,論文筆各有千秋;論講課,袁昌英課上得最好,但結局最慘。
但凡聽過袁昌英課的人,還記得她講莎士比亞的《奧賽羅》。“她穿著淺藍色的西裝套裙,胸前別著一對白蘭花,顫抖著舉起雙手,朗誦男主人公的獨白;忽然又倒退幾步,扮演起女主人公的憂傷和恐懼,銀邊眼鏡裏閃爍著迷朦的淚光。”
在武漢大學的外國文學講堂上,袁昌英這樣講了30年。
她是一個標準的老師,眉清目秀,著裝整潔,總是保持著淺淺的微笑,顯得嫣然動人。做事一絲不苟,頭發一絲不亂,衣服無一絲皺褶。站上講台,光彩照人;開口授課,悅耳動聽。從莎士比亞、古希臘悲劇,到法文和英語翻譯,袁昌英獨講7門課,成為武大外文係的一塊招牌。
除了教書,她也寫文章介紹莎士比亞、易卜生、哈代,編選法國文學,寫作西洋音樂史,她創作的一些優美散文,曾入選當時的中學國文課本。
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武漢大學外文係撤銷,58歲的袁昌英被分配到中文係。此時蘇聯文學成為重點,為適應教學,她轉而苦學俄文,翻譯蘇聯作品。教授評級時,她因此受到影響,被定為四級。
那段時間,教授們悲慘的境遇還沒開始,武大的學生仍然可以在校園內的林蔭道上,偶爾看見她和67歲的丈夫楊端六相攜而行的身影。
袁昌英是湖南醴陵人,父親袁雪庵曾任山東、雲南的財政廳長。她幼年在家讀的私塾,然後進入上海教會中西女塾學校。早年兩度出國求學。第一次出國是在1916年,自費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獲文學碩士學位,是當年在英國取得碩士學位的首位中國女性。英國的《泰晤士報》和國內一些大報都刊登了這條新聞。袁昌英的研究方向是戲劇,碩士論文寫的是《哈姆雷特》。
1921年,她學成歸國。在英國留學期間,她與楊端六相戀訂婚。
楊端六也是湖南人,比袁昌英大將近10歲。1885年6月出生,以陰曆記日,恰好在端午的第二天,母親便為兒子取名“端六”。15歲時祖父、父親相繼去世,因家無恒產,所以選讀了完全免費的師範學堂。畢業後做小學教員。又三年,受親友資助赴日留學。辛亥革命後回國辦報,因反對袁世凱遭到逮捕,被營救出獄後,於1913年在黃興的幫助下去了英國,進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這一讀就是7年。
楊端六到英國時已經28歲,尚未訂親,也未談婚論嫁,冥冥之中似乎在等著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晚他三年來到英國求學的袁昌英。袁昌英的父親袁雪庵,是湖南名士,楊端六還在國內時便受到他的賞識。袁昌英聽父親說起過這位湖南老鄉,兩人異國相逢,很自然地便走到了一起。雖然專業方向不同,但誌趣相投。於是每逢假期,楊端六會約上漂亮而浪漫的袁昌英,四處遊曆,或是去法國,或是去瑞士。
1920年,楊端六學成回國,受聘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並在中國公學兼任經濟學、會計學教授。第二年,袁昌英也完成學業回到國內,兩人這才正式完婚。此時,新郎楊端六36歲,新娘袁昌英27歲。
1926年,楊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出任研究院所屬的經濟研究所所長。也是這一年,袁昌英選擇了再次出國。她和楊端六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她把孩子托付給父親和繼母,隻身去了巴黎,在巴黎大學潛心研究法國文學和歐美戲劇。
兩年後,袁昌英回國,任上海中國公學教授,教外國文學及西方戲劇。
1930年,國立武漢大學完成籌建,參與籌建工作的楊端六舉家遷往武漢,在武漢大學,楊端六先後擔任過教授兼經濟係主任、法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因為丈夫的工作在武大,袁昌英隨後也在1932年來到武大,受聘為外文係教授,講授英法文學史、戲劇史和名著選讀。這一教就是25年。
她把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教育,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外國文學人才。知名作家、翻譯家葉君健就是她的學生;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的法文就是她教的。她的專著《法國文學史》,是國內各大學的教材,15年中重印4次。她的散文《遊新都後的感想》,與朱自清、俞平伯的兩篇同題散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被文壇譽為鼎足而三,其藝術技巧已達到與朱、俞並列的地步。她還是一位熱忱的愛國學者,曾把多年積蓄的很大一筆錢,捐給國家支持抗日。
1948年3月,袁昌英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一年後,新政權建立,她一如既往熱情工作,1956年加入民盟,選為武漢市政協委員,三次參加武漢市文代會,當選為武漢市文聯執行委員。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1957年,這個隻醉心於教書做學問的知識女性,會被劃為右派,免去了她的教授職務,下放到圖書館勞動。一年之後又以莫須有的罪名,由法院宣判為曆史反革命,開除公職,交由街道監督勞動改造。
1966年文革降臨,與袁昌英共同生活了45年的伴侶楊端六去世。造反派勒令她搬出原有的教授房,居住到一間狹窄的房子中。兒子楊弘遠也被迫與母親分開,同她劃清界限,斷絕關係。1969年12月,袁昌英在武大珞珈山居住了幾十年的權利被強行剝奪,作為“五類分子”勒令限期離開。這一年,袁昌英已經75歲,白發蒼蒼,竟然被逼到無處安身。而遠在北京的女兒楊靜遠正在“五七”幹校勞動鍛煉,自顧不暇。幸虧老家有一位貧下中農,是她從未見過麵的遠方侄子,經聯係後表示願意收留她,這才有了安身之處。
寒冬臘月,步履蹣跚的袁昌英,在凜冽的北風中,被遣送回離別了幾十年的醴陵鄉下。
在故園駱家坳,沒人把她當做知識分子,更沒人知道她曾經是講台上意氣風發的女教授。她隻能獨自一人躺在破舊的床上,望著麥草鋪蓋的房頂。唯一能給她安慰的,是身邊堆放的書籍。她為自己居住的山村小屋,取了個“陋園”的名字。
在這兒,她不再是眾望所歸的教授,不再是莎翁的講授者,也不再是享譽文壇的作家。她隻是個被人疏遠的“五類分子”,每月要靠女兒楊靜遠寄來的20元錢支撐度日。
而曾經的珞珈三傑,淩叔華遠在英國倫敦,蘇雪林住在海峽對岸。曾經那樣親密的女友,再也無法相聚談心,攜手出遊,登高望遠。曾經風華,都漸漸遠去,在越來越淡的回憶中,遠得那樣蒼茫,那樣往事如煙。
1973年4月,在遣返回醴陵鄉下的第四個年頭,袁昌英在駱家坳的陋園小屋中去世,身邊沒有親人。
6年後,武漢大學改正了袁昌英的右派結論,武漢市法院也撤銷了1958年對她所作的錯誤判決。
在此之前,也是這樣的兩張紙,將她徹底摧毀,使她從講台消失,從創作的舞台墜落,把她變成了一個被遺忘的人。
香蕉魚《袁昌英:一片被多數人遺忘而讓少數人落淚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