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神愛人,有喜樂,有盼望,活得有滋有味,過的是精彩人生。
將我的博客複製一份至《海外博客》
由於數據量較大,請您耐心等待複製完成
複製
正文
他滔滔不絕,卻又啥都沒說
(2022-03-10 07:44:18)
下一個
© 徐敏|文
張奚若
民國時期,張奚若是有名的大炮,快人快語,是國民參政會中,最讓蔣介石害怕的四個人之一。他和錢端升、羅隆基、周炳琳四個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毒菜,力爭民主,而且都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一旦發言,便言辭尖銳,毫不留情,所以蔣介石最怕他們起立質詢。
張奚若是陝西大荔人,出生於富裕階級家庭。從小即受到良好教育。讀書期間他加入了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後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回國後,曆任北京國際出版品交換局局長、大學院高等教育處處長。後從事教學,任清華教授兼政治學係主任。
抗日戰爭時期,張奚若隨校遷出北平,最後落腳雲南昆明,在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聯合組建的西南聯大擔任教授。這期間,他以社會賢達身份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那段時間,張奚若與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陶孟和夫婦、周培源夫婦,還有陳岱孫、鄧以蟄、錢端升、李濟等,交往密切。每次聚會,總是從議論時局開始,但更多的時候,是談論文學藝術。
張奚若的兒子張文樸,喊林徽因叫梁阿姨。林徽因每次來張奚若家,臨走時總是叫著張文樸的小名,讓他幫著把一張順牆放的單人床豎過來放,認為這樣才比較有美感。但等她一走,張奚若就立刻叫張文樸把床恢複原狀,因為靠牆放更省空間。這樣來來回回挪動了好幾次,讓張文樸不知該聽誰的。
張奚若的性格,用周培源夫人王蒂瀓的話說:“完全是四方的。”他說話做事,總是直來直去,很難輕易改變,認準的事,要做就做到底。像挪床這樣的小事,他都決不妥協。讓他參政議政,他會把自己變成一名“炮手”。
在1941年3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上,張奚若當著蔣介石的麵猛烈抨擊國民黨的腐敗獨裁。蔣介石感到難堪,按鈴提醒,語氣平和地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等到參政會再次開會,國民政府照例給他寄來開會的路費和通知,對此,張奚若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張奚若一向以自由知識分子自居。他任西南聯大政治學係主任時,教育部規定大學係主任以上領導,一律要參加國民黨。張奚若拒不填表,上麵也不追究,係主任照當。
1946年,政協開幕前夕,張奚若受學生聯合會之邀,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作題為《政治協商會議應解決的問題》的演講,當時聽眾有六七千人。張奚若大聲疾呼:“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滾蛋!”他還說:“現在中國害的政治病是,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汙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製的政治集團所壟斷。這個集團就是中國國民黨。”他稱當權者“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他強調中國要有光明的前途,隻能是廢除國民黨的一黨磚政和蔣介石的個人毒菜。他的講演贏得了青年學生和知識界人士的熱烈擁護。有關方麵對他這樣極端的講話,采取了容忍的態度,沒有給予追究。
1949年6月15日,張奚若應邀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在討論國旗、國徽、國歌方案征集條例時,他認為居安不能忘危,同意用《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為國歌之詞。當有人提議將國名定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時,張建議去掉民主二字。他說:人民共和國已經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已經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因此,不必讓‘民主’二字再出現一次,以免重複。他的意見後來得到了采納。
新政權成立後,張奚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張奚若所在的清華大學政治係並入了北大,他也離開了任教23年的清華大學,調教育部接替馬敘倫擔任部長。工資待遇定為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的行政三級,全家隨即搬進了中南海東側北長街一處獨門深院。除專車司機外,還配備有一名警衛員。張奚若同時還兼任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
與過去一樣,張奚若仍然堅持講真話,講硬話。當年在西南聯大時,針對有人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張奚若說:“現在已經是民國了,為什麽還老喊萬歲?”1956年上半年,在一次學習會上,張奚若強調說:“喊萬歲,這是人類文明的墮落。”
1957年,在有關方麵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張奚若批評上麵的做法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大家都感覺他這話有危險,沒想到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相當多的民主人士被劃為了右派,但張奚若卻安然無事。
民革中央的陳銘樞也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典”的批評,被劃為了右派。陳銘樞的資格比張奚若還老,尚且不能幸免,而張奚若反倒躲過一劫?這件事成了一個難解的謎。有人說是周恩來出麵保了他,又有人說是鄧小平起了作用。這些都無從判斷了。張奚若自己的感覺,是他向來不拉幫結派的做法幫了他。他是無黨派人士,隻和陳叔通一人來往較多,從不加入任何有形的群體,實際就是一個“單幹戶”。
雖然57年沒給他戴帽子,但在1958年初的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對在場的張奚若作了不點名的嚴厲批判,但又申明:“說這些話的是一位朋友,不是右派。”作為呼應,張奚若在這次會上做了檢討性發言,他的這個發言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認可。毛澤東表示,不是舊的一切都好,新的都不好,青島這個城市就勝過開封、洛陽嘛。對此,張奚若並不完全服氣,他對張文樸說:“談到這個,那是我看得多,還是他看得多?”但這樣的話不能公開,張奚若隻敢在私下對兒子說。
受到批判後,張奚若從此深居簡出,閉門謝客,還一度想到辭官。1958年2月,張奚若被免去教育部長職務,卻又被任命為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
1960年11月5日上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約見國務院各部委黨外正、副部長,當麵肯定了張奚若在外交學會的工作,還說張奚若能接受毛澤東的批評體現了思想進步。
王楚光是60年代進入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工作的,在辦公廳擔任秘書。當年,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是國務院下屬的主管對外文化工作的實權部門,但王楚光發現,張奚若隻是每周到機關巡視一次,其他諸事不管,實際事務由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李昌操辦。
每周一上午,張奚若的專車會停在機關大樓門前,此時秘書迎上前去,拉開車門。已經年過古稀的張奚若,還是那樣精神抖擻,儀表堂堂,身穿一套剪裁合體的深灰色中山裝,足蹬皮鞋,手持文明棍,步伐穩健。進入大樓後,秘書幫他寬衣摘帽,陪他走進早已等候在那裏的電梯。電梯到達三樓,秘書陪他進入辦公室,端茶倒水,在桌上放好供閱讀的文件,即悄聲退出。他在辦公室停留約一個小時,既不約人談話,也無人向他匯報工作。每次都是悄然而來,揚長而去,常年如此。
一天上午工間操時,王楚光和幾個秘書站在走廊聊天,見張奚若迎麵走來,立即退到兩側大聲說:“張奚老,您好!”或許是一時興起,張奚若駐足與他們攀談起來,大談他的人生閱曆:如何出走陝西,怎麽參加辛亥革命;如何留洋求學,怎樣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如何迎接開國盛典,怎樣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滔滔不絕,講了近一個小時。
目送張奚若離開後,王楚光久久不能平靜,他能感受到一個寂寞老人的悲涼,因為無所事事,就隻剩下既往的光榮還值得回顧。真是盛名之下,其鳴也哀呀。
但無論怎樣,相比其他人,張奚若要算幸運的。文革中,他沒有受到衝擊。1966年底,周恩來親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上有13位高級民主人士,張奚若名列其中。
文革初期,張奚若一度興趣濃厚,常去外文委機關看大字報。然而隨著運動的發展,他感到迷惘,決心保持沉默,置身事外。有次張文樸從自己工作的教育部帶了準備寫大字報的材料回家,張奚若知道後叫他趕快拿走。
1972年尼克鬆訪華,張奚若見到了來訪的老朋友費正清。費正清印象中的張奚若,是昆明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最具盛名的個人主義者。但分別二十多年後再次重逢,他看到的卻是“滔滔不絕,卻又啥都沒說”的張奚若。
宋春丹《晚年張奚若》(《中國新聞周刊》總第978期2020.12.28)
胡亞東《“民國炮手”張奚若》(人民政協報2016.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