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15歲的女孩林永生—王友琴

 

王友琴 談天說地專用 2021-10-28 11:58

 

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文革受難者》一書，書中有659名受難者。我和很多文革經曆者談話，尋找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受難者情況。但是，有的受難者，雖然他們被打死的事情，是有不止一名受訪者知道的；他們被毆打和死亡的地點是知道的（因為是在公眾麵前被打死，並非在秘密的地方）；甚至他們被毆打的聲音以及其他細節也是受訪者聽到或看到的，但是他們的名字卻找不到了。

 

在《文革受難者》書中，受難者的名字按照姓名的拚音字母排列。這是基於我的一個理念：所有的受難者都是平等的，都是重要的。但是死亡情況確實，名字卻不清楚的人，怎麽排入此書中呢？我隻好在A-Z開頭的名字的後麵，設了特別的一章，題為“未知姓名的受難者”。在這一章裏，受難者是按照他們的死亡地點排列的。

 

在“未知姓名的受難者”一章中，有北京第27中學的一名初二女生，在1966年8月在校中被該校紅衛兵打死在校中。這所中學位於北京市中心，是北京曆史最長的中學之一。數位受訪者記得她被打死的事情，但是，沒有找到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死亡日期。

 

《文革受難者》書出版14年後，我收到了一個輾轉送來的“微信”。寫信者說，這個女學生是他妻子的發小。這名女學生名叫林永生，她在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學校中被紅衛兵打死。她初中二年級，七班，15歲。

 

在北京的朋友開始聯絡林永生的家人，從而知道了詳細的情況。

 

林永生原名王廣平。父親王磊，母親林永彥。家中共有兒女五人。她是第二個孩子。父親王磊在1960年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判處“無期徒刑”（文革後被釋放了）。母親和其父親離婚，並把所有的孩子都改為母親的林姓，希望以此能保護孩子。王廣平因此改名為林永生。她的母親在2017年去世了。

 

家人說，那天學校開大會。學校沒有那麽大的禮堂，所以學生們都坐在室外地上。林永生那天來例假，開會中間去上廁所，把她的紅色塑料封麵的《毛主席語錄》放在了地上。她從廁所回來，紅衛兵說她把《毛主席語錄》坐在身子下麵，是“侮辱偉大領袖”，加上她“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紅衛兵的毆打，被打死。

 

 林永生的母親被叫到學校。她把女兒的屍體背回了家中，放在床上擦洗，洗去臉上和身上的血跡，送去火化了。

 

幾天後，幾個紅衛兵到她家中強要了20元錢，“理由”是打她時把打人用的皮帶打壞了，要她家人“賠償”。（這樣殘忍和荒唐的事情，在別的學校也曾經發生。）

 

她家被紅衛兵抄了。全家被趕出家門。文革後“落實私房政策”才回到城裏原來的家中。

 

一個十五歲的中學生在校中被打死，她的名字被忘卻，在正常的年代會被看作難以置信的事情。但是了解文革和1966年紅衛兵暴力的大背景，就能知道這是怎麽發生的。

 

1，1966年8月下旬是北京紅衛兵暴力迫害的最高峰時期。中學生紅衛兵打死人從8月5日開始，那一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校長卞仲耘在校中被打死。接著，8月7日，通縣一中副校長程瑉在學校“勞改隊”中被毆打折磨致死。8月17日，北京一零一中學教員陳葆昆在校中被打死。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之後，暴力大規模升級。在林永生被打死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打死。從8月26日到9月1日，北京每天有三位數的人被紅衛兵打死，最多的一天（9月1日）高達282人。

 

2，紅衛兵的加入條件是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被稱為“混蛋”，或者更難聽的“狗崽子”-- 意思是他們的父母是“狗”，他們是“狗”的孩子。紅衛兵不但毆打甚至打死他們的校長和老師，也毆打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林永生雖然改了姓，但是不起作用。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106中學高一學生田鉞被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9月27日，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被該校紅衛兵打死在校中私設的監獄裏，都是例子。文革前，”家庭出身不好“青年就受到歧視，例如不準上大學甚至不準上中學。但是公然把他們叫做”狗崽子”和毆打甚至打死他們，是文革造成的。

 

3，紅衛兵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毛澤東崇拜高潮。當時人人隨身攜帶毛澤東語錄本，佩戴毛澤東像章，到處張貼“毛主席萬歲”的標語。於是，和毛澤東有關的這些物件若被損壞，無論真假，都可以作為殘酷毆打和迫害人的“理由”，不論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林永生生於五十年代，不可能和前政權或者私有財產有任何關係，卻被用“把《毛主席語錄》坐在身子底下”的罪名活活打死了。所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大罪名，在文革後才取消了。

 

4，在1966年夏天發生的紅衛兵暴行，受攻擊的主要對象，在教育工作者之外，主要受害群體之一，是住在自己擁有的房子裏的人。很多私人房產主被活活打死，或者被掃地出門。林永生死後，他們家被驅逐到平穀縣農村。他們的房子被沒收占用。她家住的房子是她祖父的，祖父曾開過家具廠。她外公曾開過綢緞商店。他們都算是“資本家”，緊排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五類“階級敵人”之後。即使林永生沒有“把《毛主席語錄》坐在身子下麵”這樣的所謂“罪行”，他們家也會遭到抄家和驅逐。北京那個時期驅逐了九萬多人。人們可以合法買房子和開店鋪，是文革結束多年以後才又開始的事情。

 

至於林永生的名字被忘卻，那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大量受難者的名字被忘卻了。盡管文革發生並不遙遠，但是調查文革事實卻可能比調查古代曆史還難。一方麵，人們仍然生活在恐懼中，不願談及。另一方麵，雖然鄧小平說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發表關於受難者的報告受到嚴格控製。一名曆史學刊的編輯說，“寫文革的文章不能發表，不發表文章就不能升職稱，不升職稱就不能漲工資……。因此，沒有人做文革曆史的調查和研究。”

 

此外，人們的價值觀受到文革的強烈腐蝕。一名受訪者說，連劉少奇都被迫害死了，普通人的死又算什麽呢？

 

如果普通人的死不算什麽，那麽，在普通人中，林永生的死就被更不當作什麽了。文革後，對文革中被害死的在職職工，北京的標準補償是420元。這是按照文革前職工死亡的標準給的。其中喪葬費240元，撫恤金180元。林永生不是職工。她隻有十五歲。和我通過采訪找到的659名受難者相比，她是最年輕的。但是，從不同的價值觀來看，她的死，和劉少奇的死一樣應該得到記載，應該受到紀念。她對她的死，一點責任都沒有。她完完全全是無辜的。對一個無辜的少年人被打死采取忘卻和隱瞞態度，會是人類社會的癌症，侵襲著社會的健康肌體。

 

感謝林永生的母親。在林永生死後，雖然生活動蕩，但是她保留了林永生的照片。因此，在53年後，我們還能看到她。她是真實的曆史，她見證文革的罪惡。

 

上麵的三張照片中，有一張是彩色的。當時中國還沒有彩色照片，那是用特別的彩色筆在黑白照相上染了顏色，一種那時候保留色彩的方法。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她的形象就是彩色的，她也一定有過彩色的夢。她的姐姐說，林永生喜歡唱歌，還特別喜歡好看的花裙子。-- 這不正是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會有的特色嗎？假使她沒有在1966年被打死，她應該還活著，68歲。這個年齡的人現在絕大多數都還活著。她卻已經離開這個世界53年了。今天的人們記住林永生，不是為了她，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將來社會中的公正與安全。（2019年8月23日）

 

 

 

 

附錄

 

下麵是《文革受難者》書中關於當時還是“未知姓名的受難者”的林永生的描述。感謝數位知情者在十七年前接受了我的采訪。這些記錄雖然不完整，但是相當準確。這也說明，一些前紅衛兵這些年來宣揚的“故事不是曆史”的說法的荒謬。（他們說我寫的是“故事“，不是“曆史”。）

 

我也感謝一組在校大學生。針對那些說什麽“故事不是曆史”的文革暴行否認者，他們給我寫信說：曆史不是故事。

 

這些年輕人的意思十分明確。曆史，不論多麽恐怖或醜惡，都不能當作虛構小說來看。必須認真嚴肅地對待。

 

我希望通過日漸普遍的電子通訊，會找出更多的林永生這樣的受難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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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難者》509-511頁，或在ywang.uchicago.edu/history上的電子書,625頁 

 

未知姓名的受難者：北京東城區第27中學

 

第27中學初二的一名女學生，由於“家庭出身不好”以及被指控把《毛主席語錄》坐在身體下麵，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該校紅衛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學在北京市中心，1949年以前的名字是“孔德中學”。原為中法大學附中，所以用法國19世紀數學家和哲學家孔德的名字命名。這是“五四”時代北京最早的新式學堂之一。校址原來是紫禁城附屬的孔廟，教室是舊式的殿宇。

第27中學的高幹子弟很多，因為學校兩側就是南北池子、南北長街，都是獨門的四合院，1949年以後住進了很多高級幹部。中共中央宣傳部就在學校附近。這個學校也有很多軍人子弟。1966年8月紅衛兵興起“破四舊”的時候，把這所學校改名為“解放軍中學”。

三位受訪者都知道有這樣一名女學生被打死。其中一人還知道打死她的紅衛兵的名字。但是，他們都不知道這個女學生的名字。他們也不知道這個女學生被打死的準確日期，但是可以肯定是在1966年8月18日以後的一天，離8月18日不會隔多久。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這個日子那時的中學生都記得。第27中的學生說，在8月18日以前，校園裏還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殘酷的暴力行為，雖然也“鬥爭”了老師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第27中，殘酷打人的風潮是在紅衛兵去天安門廣場見到毛澤東以後興起的。

這個女學生是第27中學校園裏第一個被打死的人。當時，第27中的紅衛兵不但打學校裏的老師和學生，還把學校附近的居民拉進來，說是“逃亡地主“富農份子”等等，在校園裏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別的學校也在這樣打人。滿城都一樣。人們看得多了，不再覺得觸目驚心，也不記得第27中校園裏打死了多少人。但是對第一個被打死在校園裏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學生，當時的學生還記得。

一位當時的學生說，記得被打死的學生是一個挺老實的女生，不是出風頭的人。據說是“家庭出身不好”，當時到處貼著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些被罵做“混蛋”的學生，隨時可能被當了紅衛兵的同學侮辱和毆打，全憑那些紅衛兵高興不高興那樣作。 

一位受訪者說，聽說這個女學生被打死，是因為一次在席地而坐開會的時候，她把那時人人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墊在屁股底下。紅衛兵指此為“反革命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擊者說，那天上午，他聽到在初二的一間教室裏正在打人。教室裏傳出紅衛兵大聲的叱罵和被打者的慘叫。那是一間平房教室。當時這個學校男女分班。那是一個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這個女學生的衣服已經被打得破破爛爛。

打了一陣，這個女學生被拉到院子裏。紅衛兵罰她在院子裏掃地。在院子裏，她掃地的時候，繼續被打。這時大約是吃午飯的時候。

後來，這個女學生被打昏過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覺。紅衛兵說她是“裝死”。說要試試她是否真死。他們把一塊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裏揉。眼睛流出血來。她醒過來。

 

她滿臉渾身都是血。紅衛兵用盆端來水澆她。他們先澆了腳，又澆頭。血水流了一地。

當時第27中的紅衛兵中，有四個女紅衛兵，被叫作“四閻王”。因為她們打人特別凶惡殘忍，所以得到這樣的外號。她們都是所謂“革命幹部子弟”。這樣的家庭出身的學生，是當時北京紅衛兵的主力。他們打人甚至打死人，沒有任何顧忌，因為他們得到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熱情支持。“四閻王”是初中一年級學生，當時14歲。學校的人都知道，“四閻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不止是這一個初二女生。

 

據曾經和“四閻王”在小學裏是同班同學的人說，記得她們在六年級的時候還是有點害羞的小女孩，怎麽進了中學一年，文革開始，她們就變成了虐待狂和殺人狂？是她們本性中就有這樣的殘酷種子，還是紅衛兵運動把她們改變得這樣凶暴？

 

從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來參與打這個女學生，打得時間最長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閻王”。她們用銅頭軍用皮帶抽她。在打她的過程中，紅衛兵的皮帶上的銅頭都打碎了一個。目擊者聽到打人的紅衛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賠皮帶。

 

 

她是在當天死亡的。她死於長時間的毆打和折磨。她是初二的學生，她的年齡應為15歲左右。

第二天上午，這位目擊者來到學校，看到院子裏亂七八糟。紅衛兵用來端水澆醒她的臉盆仍然丟在地上。地上飛著一些破紙片，紙片上都有血跡。地上還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來揉進她的眼睛試其死活的。

一位被訪者說，他在2000年見到“四閻王”中的一人。那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群子弟在北京“鬆鶴樓”飯館聚會。文革前他們的父母在中宣部任職，子弟們住在機關宿舍而互相認識。34年以後，“四閻王”之一出現在聚會上，沒有聽到她回顧文革中的行為，沒有聽到她為所作所為懺悔。聚會的氣氛，使得這位被訪者最終也沒有能開口問她1966年她參與打死的這名同校女學生的名字。

 

那些被“四閻王”們打死的人，特別是和她們年齡相仿的這位初二女學生，是應該和她們一樣活到今天的，是應該有她的生活和實現她的夢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而且，在34年後被完全忘卻了。

 

除了這位女學生，一位被訪者說，該校還有一位女教師，當時被毒打還被關押在校中。這位老師用眼鏡片割破自己的動脈自殺。

2001年筆者寫信給北京第27中學領導人幫助查閱檔案，發現在1966年8月被打死的女學生叫什麽名字，以及那位女老師的名字。沒有收到回信。希望讀者中有人能幫助發現他們的名字。

 

現在我們知道了她的名字，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