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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顏革命家
(2021-12-10 15:33:40)
下一個
兒子一輩子務農
© 何可|文
曾誌
電視劇《延安頌》裏麵有這樣一個場景:一位年輕漂亮、性格潑辣的紅軍女幹部,克服重重困難,剛剛來到延安,就急著求見毛澤東。她到毛的住處時,毛正在院子裏擺弄爐子,望著毛的背影,她沒吱聲,笑眯眯地踮著腳,輕輕走到毛身後,猛然拍了一下毛的肩膀,朗聲叫道:“老毛!”毛一回頭,驚喜異常,馬上拉住她的手問長問短……這位敢於直呼“老毛”,讓毛澤東視為親人的女幹部,就是曾誌。
曾誌原名曾昭學,1911年4月4日生於湖南省宜章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家境清貧。1923年,曾昭學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畢業後,8月即考入湖南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報名時改名“曾誌”。同時入學的20名女生,隻有她一人在嚴格的軍訓和鬥爭中堅持了下來,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在彭鏡秋的幫助下,她解除了幼時父母包辦的婚約。
1927年春,曾誌和夏明震結婚了。夏明震出生書香門第,祖父是做官的,母親出身富裕,讀過不少書,懂詩文。夏家兄妹5人都投身革命,夏明震的哥哥,便是“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這首就義詩的作者夏明翰。
那年,曾誌16歲,剛從講習所畢業,滿腦子都想著工作和事業,根本沒有想過戀愛。何況,曾誌對夏明震並沒有太多的好感,覺得這人看起來年輕英俊、才華橫溢,但講話慷慨激昂,豪情奔放,像個演說家,太露鋒芒。
在曾誌對戀愛毫無準備的時候,夏明震卻和衣躺在了她的床邊,成就了她的第一次婚姻。
當時,曾誌就住在農民協會婦女部機關的房子裏。那所房子,表麵上掛農民協會婦女部的牌子,實際上是湘南特委的一個秘密聚會地點,特委的領導經常在此開會、研究工作。夏明震是組織部長,經常找人來開會談話。夜深了,曾誌便先睡。他們開他們的會,開完了就走,是常有的事。
一天夜裏,夏明震開會到很晚,曾誌像往常一樣,困了就先睡了。半夜裏,醒來一翻身,發現有個人靠在她床邊躺著呢,原來是夏明震。曾誌把他推醒,問道:“他們都走了,你為什麽不走?”“我的住地遠,外麵宵禁戒嚴回不去了,沒處去,隻好在你這裏靠一靠,天亮就走。”
曾誌見他和衣而臥,連被子都沒蓋,並無惡意,也就沒理會,翻個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夏明震沒叫醒她就走了。
曾誌本來也沒在意這事,吃早飯時,住在她隔壁的總務處長卻笑嘻嘻地問她:“昨晚過得很高興、很愉快吧?”這話頓時讓曾誌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恥辱。
後來,夏明震委托婦女主任龍淑同誌來做曾誌的工作。她說,現在這事已有很多議論,你怎麽解釋人家也不會相信。夏明震原來也沒什麽準備,但他對你的印象很好,現在革命者講自由戀愛,他願意同你結合,我看你們倆就結婚算了。
不久後,一天早上曾誌剛開門,夏明震就衝了進來,抓住她的雙手,動情地說:“我是真心愛你的,你就不要拒絕了,同我結婚吧!”說著竟然在她麵前跪下了。曾誌那顆少女的心,一下就被融化了。
婚禮沒有儀式,沒有酒宴,沒有鞭炮。當時衡陽的鬥爭形勢相當緊張,夏明震住在組織部機關,是一個很秘密的地方。他們定了一個日子,就悄悄搬到那兒去了。那天晚上,他們買了一些喜糖、花生、瓜子、糕點放在小桌上,大家聚在一起,算是結婚了。
1928年春天,工農革命軍攻占宜章、郴州的消息迅速傳遍湘南。永興、耒陽、資興、汝城等縣奮起響應,不到20天,就形成了湘南全區性農民武裝暴動的新局麵,湘南暴動波及整個湘南地區十餘個縣,威震湘、粵、贛三省。
麵對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曾誌脫下旗袍,剪了短發,換上男裝,紮著紅腰帶,裹著紅頭巾,背個紅纓大片刀,看起來十分威武神氣。她帶領農民自衛軍,去抄地主豪紳的家,分浮財,開糧倉,人心大快,很快便成了拋頭露麵的知名人物。
被勝利衝昏頭腦最高決策層,為了粉碎國民黨部隊的進攻,決定堅壁清野,采用極“左”的“焦土政策”,把從宜章至耒陽一線400多裏長的沿途兩側,5裏內的城鎮及農村人口和財物一律撤至偏遠地區,然後把搬空的房子燒掉,片瓦不留。這一政策的執行,最終引起大規模的群眾叛亂,導致了一場悲劇。
這天,夏明震等人正在郴州一座城隍廟召開群眾大會。大會剛剛開始,隻聽外麵人聲鼎沸,好幾千叛亂民眾和失去房屋的農民,從四麵八方向會場湧來。叛亂民眾直接衝上主席台抓人,把領導從台上拖到台下,用梭標一陣亂紮,整個會場一片混亂。
第二天一早,曾誌跟隨大部隊趕回郴州,四下打聽夏明震的下落。有人告訴曾誌,被殺死的幹部都在河邊。她趕到河邊,慘烈景象讓她心直往下沉,終生難忘:河灘上擺著9具屍體,夏明震麵朝蒼天,臉色青紫,雙眼緊閉,兩手緊握,衣服被撕開,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腳上都有傷,大概被砍了幾十刀。
不久,曾誌調到郴州第七師黨委辦公室工作,第七師的黨代表是蔡協民,他們朝夕相處,漸生情愫。蔡協民是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期學員,曾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後隨朱德來到湖南。
那時夏明震剛犧牲,曾誌心裏有一些不安,轉而又想,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麽重要的事了,哪裏還講什麽“三從四德”。共產黨員頭腦中不該有舊的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死不能複生,最好的紀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不久,經過師長鄧允庭批準,他們結合了。這一次,不僅沒有儀式,沒有喜宴,甚至連茶點也沒有。
部隊到酃縣時,曾誌剛有身孕,加上連日行軍,疲乏得散了骨架似的。一天,她正靠著蔡協民慵懶地半躺著。隻聽得門外一個洪亮的聲音高喊著:“蔡協民同誌,老蔡,老蔡在裏麵嗎?”話音剛落,就走進來一位陌生的來客。這人身材高長,氣度不凡,他一見床沿上相依而坐的蔡協民和曾誌,笑道:“嗬!金屋藏嬌呀。老蔡,好福氣喲!”
他邊開玩笑,邊自個拉了條長凳坐在他們對麵,滿臉含笑。蔡協民連忙拉著曾誌起身,介紹說:“這位就是我常和你說起的毛澤東,毛潤之!”
毛澤東在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蔡協民就是他的學生。一對老朋友久別重逢,十分高興,很隨便、很親熱。自此,曾誌也就視毛澤東為兄長、朋友一般。
1928年4月,曾誌與蔡協民隨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11月7日,曾誌臨產了,後方留守處沒有誰會接生,加上沒有醫療設備,難產讓她整整痛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來了,卻大出血不止,曾誌幾度昏死過去。後來用當地草藥醫治,她才得以起死回生。孩子出生26天後,曾誌把孩子托付給了王佐部隊一個叫石禮保的副連長寄養。
1930年1月,紅四軍第三次入閩,攻占龍岩城。閩西特委也隨後趕往龍岩,並著手籌建閩西蘇維埃政府。
就在代表大會即將召開的前一天,來自各地的代表們都來齊了,住在一所中學的教工宿舍裏。蔡協民身體較差,晚上要起來解手。那天晚上,他隻身起床下樓,迷迷糊糊地往前走,正好有一根欄杆斷了,便從二樓一頭栽到了樓下,摔成了腦震蕩。蔡協民因此不能參加代表大會了。曾誌是團特委書記,必須參加會議,隻好兩頭兼顧,一邊參加大會,一邊照顧蔡協民。
蔡協民摔傷後,變得非常脆弱,很容易傷感。曾誌幾個鍾頭或半天沒去看他,他就責怪她,有時甚至還像個小男孩那樣,難過得流淚。曾誌隻好安慰他,悉心照料他,直到兩個多月以後,蔡協民才慢慢康複。
是年7月,蔡協民調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曾誌也隨同他一起赴任。11月,她在福州生下了第二個兒子,邊工作邊帶孩子,享受了一段難得的天倫之樂。
好景不長,第二年初,他們接到通知,中央免去蔡協民中心市委書記職務,調他做廈門市委巡視員。他們的孩子也由組織做主,送給了一戶商人。不久孩子就染上了麻疹,在商人家病逝了。
曾誌再次痛失愛子,為了解脫痛苦,她離開廈門機關,到外縣農村去巡視工作。蔡協民到惠安縣工作近一個多月,便勝利領導了轟動閩南的惠北大抗捐鬥爭。當他滿懷喜悅回到廈門中心市委機關,一心想與曾誌團聚時,曾誌已經下鄉走了。兩人總見不著麵,孩子又送人了,他覺得自己形影相吊,深感失望。蔡協民開始借酒消愁,發泄牢騷和怨氣。
後來,蔡協民抄寫布告時,漏寫了一個字,將共產黨寫成共產。毛澤東很生氣,嚴厲批評他做事不認真,掉了個“黨”字,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國民黨反動派不就是罵我們“共產”嗎?!毛委員氣得不願再見蔡協民,“他是我不高興看的人,我情願看我的腳趾頭!”
曾誌和蔡協民都被免去了職務。曾誌發現,蔡的感情非常脆弱,女革命家要的是性格鋼強的男子漢,倆人的感情逐漸淡漠。不久,閩南黨內開展了“反蔡協民路線的鬥爭”。他們請求調動工作,蔡協民去了上海,曾誌提出去福州。從此,兩人各奔西東,臨別前曾誌向蔡協民提出了分手,他們的夫妻關係到此結束。
來到福州,由於工作需要,曾誌和陶鑄在廈門假扮夫妻,組成了家庭。無論與誰結婚,無論有沒有感情,曾誌都沒打算把自己和誰終生綁在一起。但她說:“自從與陶鑄相處後,他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同樣我也樂於同他相處,心裏總是掛念著他。……而過去蔡協民外出時,我就沒有這種揪心的掛念。”
就在曾誌和陶鑄在廈門假扮夫妻的時候,他們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蔡協民受到嚴厲處分。蔡協民在上海,住在四麵透風的亭子間,被上麵給甩了,生活沒有著落。他百思不得其解,像他這樣1923年入團,1924年入黨的老黨員,卻被黨組織拋棄,到底是什麽原因?失去組織的痛苦,比饑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夜裏盡做惡夢,醒來後冷汗淋漓,氣得他腳踢拳砸,把被單撕扯成了布條。
直到1933年底,蔡廷楷、蔣光鼐等人發動“福建事變”,羅明從中央蘇區回到廈門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了解到蔡協民的遭遇後,才將蔡協民調回廈門做城市基層工作。
蔡協民曆經苦難,回到廈門,見到曾誌後,他掏出一塊衣料,遞給曾誌說:“買了船票,剩下點錢給你買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曾誌雙手接過布料,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淚下。
蔡協民終於回到了黨的懷抱。但很不幸的是,1934年4月,正在廈門益安醫院工作的蔡協民,被叛徒出賣,是年5月,在漳州英勇就義。
曾誌自從與陶鑄相處後,處處感受到陶鑄的關心、體貼,他對她總是很親切,曾誌心裏也總掛念著他。天長日久,他們漸漸假戲真做,自然結合了。
曾誌生育第三個孩子時,陶鑄為她做飯、洗尿布、洗血褲子,盡管孩子並不是他的骨肉。這讓曾誌非常感動,認定陶鑄才是她這一輩子相濡以沫的男人。
後來,中央調陶鑄去上海。臨行前,她們在旅館租了一個房間,像真正的夫妻那樣,恩愛相依,度過了10天的蜜月。臨別,他們依依分手,互道珍重。
因為曾經對王明有過非議,陶鑄到上海後,竟然遭到與蔡協民相似的厄運,被上麵拒之門外,在亭子間裏苦捱時光。
1933年,陶鑄在上海被捕入獄,隨即傳來他在獄中變節投降的消息。不久,曾誌意外收到一封陶鑄從南京監獄寄出、通過福州何老太太轉來的信,原來他在監獄生了重病。曾誌堅信陶鑄不會變節,問葉飛同誌,陶鑄病重,可否寄給他一點錢,葉飛表示同意。
當時曾誌已是國民黨當局通緝的共黨要犯,懸賞金額3000塊大洋。曾誌仍然冒著被抓捕的危險,去了福安縣城給陶鑄匯款。數年後,第二次國共合作,陶鑄獲釋出獄,他告訴曾誌,那時,他正患肺病,咳血不止,曾誌寄去的錢真是雪中送炭。他買了幾瓶魚肝油,才使病情好轉,他還買了一些書籍,把監獄當學堂,勤讀了幾年書。
1939年12月,曾誌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1945年,曾誌患了闌尾炎,做手術時,她提出要同時做絕育手術。組織征求陶鑄意見時,陶鑄回答:“尊重曾誌同誌意見,同意。”術後不久,他倆就奉命奔赴東北戰場。臨行時,曾誌把她和陶鑄唯一的女兒陶斯亮留在了延安保育院,戀戀不舍地交給楊順卿照看,十分鄭重地對楊順卿說:“我們把這個孩子托付給你了,如果我們回不來,這個孩子就是你的。”
49年以後,曾誌已是廣州市委書記。她委托一個訪問團的同誌到井岡山後,打聽她孩子的下落。訪問團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很快找到了曾誌的第一個孩子石來發,石來發長到24歲,還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石來發來到廣州,終於見到了親生母親,住了二十多天以後,又回到了井岡山。多年以後,曾誌調任中組部副部長,石來發希望媽媽在北京替他安排一份工作。曾誌卻語重心長地教育兒子安心在家務農,從此石來發牢記母親的教誨,在井岡山當了幾十年的護林員。
文革伊始,陶鑄上調北京,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革”辦公室主任。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名列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中央“第四號人物”。但好景不長,1967年1月,陶鑄一夜之間變成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全國“打倒陶鑄”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口號聲此起彼伏,“掛牌批鬥”更成了家常便飯,曾誌也經常被拉去和“劉、鄧、陶”一起挨鬥。每次見到相依為命的丈夫被造反派踢來打去,她的心都在顫抖、滴血,為了強忍心中的刺痛,經常把嘴唇咬出血來。
1967年9月,一天清晨,曾誌就被有關負責人叫去,向她傳達了上級的指示:“中蘇關係緊張,可能要爆發戰爭,組織決定將陶鑄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曾誌回家看著重病在床的丈夫,想到兩人一起風風雨雨,生死相依幾十年,唏噓不已:“我們在一起的時間隻有兩天了……我過去忽略了做妻子的義務……我對不起你!一直想著補償……”倆人相對而泣,真不知道這一別,還有沒有相見之日。陶鑄說:“我非常留戀我們在一起的生活,那樣的生活我們不會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陶鑄一生雅好文墨,他深情地望著曾誌,遞給她一張紙片,紙片上寫著《贈曾誌》:“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發催寒暑,含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曾誌把丈夫的詩作小心翼翼地卷起,一針一線地縫到了衣服裏。
不久,曾誌被遣散廣州,遠在大西北的陶斯亮接到通知,回來為母親送行。此時北京已是初冬,涼風陣陣,滿地落葉,曾誌在女兒的陪伴下,匆匆南下。母女還在半路,就聽說了陶鑄在合肥去世的噩耗。聽到消息,陶斯亮淚如泉湧,難以自持;久經風雨的曾誌隻是含悲忍痛,握緊了雙手。
1977年12月,曾誌恢複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在胡耀邦的領導下,參與組織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和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大批老幹部和科技人員因此而重新走上工作崗位。
1998年6月21日,曾誌在北京逝世。女兒陶斯亮和兒子石來發遵照母親生前囑托,將其骨灰安葬在井岡山一處山坡上,小小的墓碑上鐫刻著“魂歸井岡——老紅軍戰士曾誌”11個紅字。陶斯亮在給媽媽的小花圈上這樣寫道:“您所奉獻的遠遠超過一個女人,您所給予的遠遠超過一個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