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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爾新|文
張勁夫
1956年,由陳毅舉薦,42歲的張勁夫出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正院長是郭沫若,但郭沫若同時還身兼國家領導工作,外事活動繁忙,常常脫不開身,所以便派張勁夫來主持日常工作。事實上,當時的副院長可不止一個,像李四光、竺可楨、吳有訓等,都是副院長,而且個個都是科學泰鬥。在他們麵前,張勁夫不單排名靠後,而且還是典型的外行。但是這一點兒也不影響張勁夫作為掌權者的地位。那幾位副院長名義上屬於領導層,但其實並不在決策圈內,真正的決策權在黨組手中。
不過張勁夫人很低調,赴任之初,他就向科學家們坦白交待:“我不懂科學,我是來當學生,向大家學習的。”“我們的底子差,隻有靠大家,才能做好向科學進軍的工作”“科學家是我們的國寶,而我是雜家,專起上傳下達和聯絡的作用。”
因為是領導,張勁夫免不了要作報告,但他和很多領導不一樣,他不打官腔,不講套話,常常脫稿發言。有一次,他講著講著,挽起了袖子,提高了音量說:“我這個副院長,就是給你們做後勤工作的,我要讓中科院變成清淨的科研園地,讓你們安安心心地搞科學研究,隻要你們能出成果,我給你們拎包都可以。”
1957年,原本鼓勵暢所欲言,放言無忌,後來卻突然轉向,揪鬥右派。張勁夫一看勢火不對,要整人害人,他不願出現這種局麵。他希望保護好科學家們的積極性,不讓他們受傷害。他要去爭取一個保護科學家們的政策,這個政策隻有經過毛澤東批準才能實施,他翻來覆去想了幾天,最後鼓起勇氣進了中南海。他大著膽子說:“主席啊,我來向你請示,你不是讓我們向科學進軍嗎?向科學進軍要靠科學家,中國現在科學家很少。物以稀為貴,老科學家都是寶貝,因此,我的意見是要采取保護政策。不然向科學進軍,12年規劃就很難實現。”
毛澤東最初一聽很吃驚:“你張勁夫膽子大呢!”但轉念一想:“對哇!有道理。物以稀為貴,是這樣的嘛!”毛澤東讓張勁夫到書記處談。當時書記處的總書記是鄧小平,張勁夫從他那兒爭取到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劃清了幾個劃右派的界限:例如,規定日內瓦會議後回國的科學家不參加運動,其中包括錢學森等好幾百人。
張勁夫說,這些人剛剛從國外回來,國內什麽情況也不了解,你怎麽能讓他參加反右派呀?科學家的政治問題與思想問題要分開,一時分不清的,允許作為思想問題對待。還有方式方法問題,有一些老科學家自尊心強得很,你要他參加批評會、鬥爭會,他吃不消的,有的還可能自殺。所以對他們平常講的一些不同意見,談談話就算了。個別談,不參加會,談而不鬥,談而不批。
起初,中科院院屬京外單位的運動,是由地方黨委領導的,在新下發的文件中,明確規定中科院院屬單位的科學家,劃“右派”必須事先經院黨組同意。有個典型例子,沈陽金屬所的研究員葛庭燧,搞金屬內耗研究的。當時,沈陽金屬所黨委向沈陽市委匯報了他的很多言論,要定他為“右派”。張勁夫聽說後,立即坐飛機趕往沈陽製止。張勁夫與市委負責同誌講:“最上麵有文件的,科學院直屬研究所的科學家我要負責,我們科學院不同意給他劃右派。”在他的據理力爭下,葛庭燧躲過一關。正是得益於張勁夫的力保,整個反右,科學院沒有一個科學家被劃為右派。
有人對比了一下,運動期間,民盟有個“科學規劃問題”小組,其成員是曾昭掄(右派)、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右派)等科學家,他們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製問題的幾點意見》,提出保證科學家應有六分之五的時間從事研究,可以自己選擇助手等五條建議,批評保密製度過嚴,結果被郭沫若批判為“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運動後期定性,屬於教育係統的曾昭掄、錢偉長被劃為右派,而隸屬中科院的華羅庚、童第周卻基本安然無恙,童第周甚至在1957年還被任命為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
同樣是反右,遭遇不同的單位和領導,真還不一樣。
反右後,接下來是大躍進,很多從未發生過的事情都冒出來了。當時有個號召,要“消滅四害”,麻雀作為四害之一,消滅它是上麵提出來的。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開過之後,上麵仍堅持“麻雀還是要除”。
但中科院的一些知名生物學家卻不同意消滅麻雀,他們認為麻雀吃稻穀,也吃害蟲,有害也有益。主張“控製雀害,不能消滅麻雀”。在科學家的意見和提供的背景資料中,介紹了國外曆史上消滅麻雀的嚴重教訓:1744年,普魯士國王下令消滅麻雀,結果果子、樹葉都被害蟲吃光了;1950年,法國因濫捕麻雀發生蟲災,農作物大麵積歉收。
張勁夫覺得科學家們說的有道理,拍板同意中科院黨組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內部刊物《科學簡訊》,發表生物學家的不同意見。胡喬木把這期《科學簡訊》呈送給毛澤東。1959年11月27日,張勁夫以個人名義寫了《關於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11月29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印發各同誌”,作為杭州會議上的一個文件。當時正是繼反右之後,反“右傾”運動開展之時,張勁夫敢於出麵講真話,膽量之大,甚為難得。
1960年3月,毛澤東正式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消息傳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