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那個叫江小燕的神秘女子，是罪惡時代的偉大良知

我當年買了一本《傅雷家書》，一直保存著，對我影響很大。其實那書信是傅先生教兒子怎麽做人的。文革時，傅雷夫婦不甘受辱，自殺了。我想傅聰走對了，至少他可以自由地的演奏他的音樂到老，留給世人更多的作品。這次沒能扛過這病毒，太可惜了。

不過今天我要轉發一篇故事，講講一位有恩於傅家的人—江小燕。一個我要努力學習也不可及的智者。

她有一句格言：“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處超然，群處藹然！” 

那個叫江小燕的神秘女子，是罪惡時代的偉大良知

特色文苑1 今天

“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沒有黑暗的時間，隻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隻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傅雷

 

 

1

 

 

1958年，江小燕十九歲，正值青春年少，將於上海市第一女中高中部畢業。她寫得一手好字，還會彈鋼琴，成績門門優秀，步入一所好的大學不是問題。

然而，就在畢業前兩個月，校方把俄語教師柴慧敏打成了“右派分子”，江小燕非常喜歡這位老師，校方授意她提供書麵材料“幫助她，拯救之”——即搜集老師的罪證。

江小燕卻一心一意想‘救’這位教師，非但沒有寫揭發材料，反而為柴慧敏辯護。

結果，柴慧敏依然被劃成了右派分子！

而江小燕不願從命“揭發”，也受到批判。在她高中畢業的畢業鑒定上有如下判定：

“立場不穩，思想右傾。”還評為政治品德“差”。（注：這幾個字放進檔案，在當時就可以毀滅一個人的一生！）

她上大學夢破滅了，隻得在家從父繪畫。

 

 

 

2

 

 

1966年夏天，“文革”的急風暴雨凶猛而來，黃浦江畔不時傳來某某名人自盡的噩耗，有幾個與江小燕有往來的人也走上這條絕路。包括當年她辯護過的俄語老師，也跳樓自盡了。

9月初，江小燕正在鋼琴老師那裏學琴。鋼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帶回一個消息：“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

 

（ 注：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紅衛的毆打、淩辱，傅雷與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的家中雙雙自盡。自盡前，傅雷寫下遺書，將存款贈予保姆周秀娣，作為她失去工作後的生活費，還在一個小信封裏裝入53.50元，寫明是他們夫妻的火葬費。上吊自殺之前，他們還將棉被鋪在地上，以免自殺後倒地時發出聲響，驚擾他人。他們用體麵和高貴的自我毀滅，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思考……）

 

這個難以置信的消息使她內心久久無法平靜。她看過傅聰的音樂演出，讀過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多芬傳》，無比敬佩他深厚的文學根底。出於義憤，她想給周總理寫去一封信，反映傅雷的事情。

為了了解情況，江小燕以街上的大字報大標語為線索找到傅雷的家，卻從傅雷生前的保姆周菊娣處得知傅雷夫婦的骨灰即將灰飛煙滅！

因為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遠在美國，傅敏在北京勞改。骨灰隻有親人可領，更何況此時人人唯恐與“自絕於人民”的“黑五類”發生關係。

江小燕夜不能寐，最終決定挺身而出—— 冒充傅雷的養女去領骨灰。

第二天，江小燕戴著一個大口罩，隻露出一雙清澈的眼睛，來到上海西寶興路火葬場，自稱是傅雷養女，要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

按情況本來是不可以的，但江小燕的情真意切讓工作人員動了惻隱之心。但是，她沒有錢購買骨灰盒，盡管江小燕已27歲，但因為高中畢業時的評語，她一直沒有得到工作。

於是，江小燕想方設法又找到了傅雷的內兄朱人秀。江小燕是戴著大口罩來到朱家的。朱人秀問她姓什麽，江小燕說自己姓“高”。朱人秀問她住哪裏，江小燕不肯說。朱人秀見她連地址都不肯說，有點不放心，就把錢交給外甥張廷騮，讓張陪著“高姑娘”去買骨灰盒。買好骨灰盒，領取並裝上傅雷夫婦的骨灰之後，“高姑娘”把骨灰盒帶回自己家中，暫且保存起來。

過了幾天，江小燕和張廷騮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辦理存放手續。考慮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從朱人秀那裏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處理完此事後，她立即寫了“小民求告信”，希望總理管管這種局麵，為了安全並沒有署名。

10個月之後，1967年6月21日晚，江小燕依然被抓了，三個陌生男人將她帶上了汽車。

原來，那封為傅雷正名的信，沒寄出上海就被截獲了，並且當成一宗“大案”全力追查。江小燕被視作“現行反革命”嫌疑犯押到上海正泰橡膠廠審訊。

接受審訊時，江小燕表示從未見過傅雷，並用極其單純的口吻，反問了審問人員一個拷問良心的問題： “替人家收骨灰，落葬，這總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隨後，她又列舉了父親曾通過教會的幫助，為無錢買棺的鄰居包辦喪事的事例。因為父親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自己隻是受了父親的影響，故而替傅雷收骨灰，談不上什麽目的。這些單純的理由，加上江小燕沒有工作，未走上社會的原因，讓她逃過了一劫。

 

多年後，江小燕自己認為，她非常幸運。

因為審訊她的人不是什麽有文化的人，而是工廠裏的工人師傅。江小燕深知中國底層工人曆來有忠厚善良的美德，如果換做是讀過書的人，江小燕說：“極可能這個人（自己）也許已不存在了……我一張口，萬萬敵不過一群有文化、無頭腦的人的口。”

釋放回家後，江小燕向一無所知的父親如實交代了一切，父親沒責怪什麽，隻說她做得對。

父親同她一樣，無法外出工作，抗戰時曾參加國民黨軍隊，如今成為了有曆史問題的人，隻得留在家畫畫維生。

這件事雖然過去了，但是巨大的恐懼籠罩著江小燕的生活。隻要家樓下傳來汽車的喇叭聲，她的心就狂跳的厲害，生怕是來抓她的。偶爾被戶籍警瞟了一眼，當晚就會徹夜難眠。

精神壓力百上加斤，就害怕哪天就崩潰了，最後不得已，她又去工廠找了當年審問她的工人，訴說幾年來惶惶不可終日。那人再次向她保證，“我答應過你，不向你裏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3

 

 

1972年，江小燕父親去世，家中無人工作，生活無著，江小燕被裏弄安排到了社會最底層的生產組。此時已經34歲。距離十九歲那件事，她已經在家困頓整整十五年，江小燕後來說：除了管過傅雷那一次閑事，自己無所作為。

??1979年的四月，那個昏暗的年代已經遠去，傅雷先生的兒子傅聰回國，當他得知自己父母的骨灰還保留了下來，不禁感動不已，於是和自己的胞弟傅敏四處打聽這位陌生的好心人，但是江小燕行事極其低調，傅敏始終未能如願。最早見到其本人的唯一一個采訪者，估計隻有葉永烈先生。

 

 

1979年追悼會後，傅聰手抱骨灰盒，傅敏手捧遺像，前往公墓。

葉永烈先生在撰文中提到，江小燕拒絕采訪，對當年的事也不願多談，覺得小事一樁，不值一提。

再三懇求下，江小燕才同意談一談，但前提有個要求，她對葉永烈說： “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請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我淡於虛榮！”

於是，公眾得以知道了一些塵封的舊事。此後，葉永烈和江小燕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聯係，同時恪守承諾。

 

自傅雷追悼會後，傅家人就一直尋找江小燕，總想找機會報答她。

1997年10月，傅敏夫婦來上海，通過葉永烈先生的關係，終於見到了恩人江小燕。傅敏提出合影一張留念，但被江小燕婉拒了。葉永烈說：“她從來不讓我拍照。這些年，她唯一答應我的要求，是允許公開她的姓名——江小燕。”

對於傅家的感謝之情，江小燕退避三舍，淡然處之，百般推卻下，僅僅出於禮貌接受了一張傅聰寄給她的音樂會門票，音樂會剛剛結束她就悄然離去。

江小燕最後一次詳實地道出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一事，是在1998年刊登於《書屋》的一封信，其中談到內心感受的一番話，令人肅然起敬：

“我記得，也未曾對傅家的人寫過什麽，這根本沒必要。我既然能在他們惡運覆頂之際為之申訴，當然也能對他們今天的聲譽日隆視若無睹，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麵。

看看那變幻如雲的世事吧！若不能解決靈魂的歸屬問題，那麽，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財，都是空的！”

江小燕的寫作生活

讓人欣慰的是，1985年秋，江小燕終於圓了大學夢。彼時她已經46歲了，但仍熱血澎湃，報考上了上海第二教育學院中文係本科班。兩年後，她拿到了本該在一九六二年就應該拿到的本科文憑，然後就職於上海電視大學總部編輯室，任報紙副刊編輯。後又調入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當老師，直到一九九四年退休。

回首人生，十九歲困守在家，三十四歲參加工作，年近五十考大學，什麽都比別人晚一大截，就連戀愛成家，也因為“性質”問題在大好年華中錯過了，所以她終身未嫁。

江小燕說：“多少年來，我的努力，我的掙紮，真是一言難盡。”但她仍然一再強調，對自己所做的一切並未後悔，因為一個人內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換不到的。

許多年後，再談當年的非凡之舉，江小燕將自己評價為——一個連自己吃飯問題都無法解決的一介草民，卻想為他人的冤屈一振細臂而呐喊！

 

至於那封寫給總理的小民告信，她自嘲道： “我很幼稚，很單純，是吧！”

人性都是有一好一壞兩麵的，但壞的一麵，從未如此集中地暴露在一個時代——知識分子蒼白失血，文人風骨蕩然無存，熱血青年瘋狂破壞……

但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卻懷揣一絲微光，照亮民族良心，伸張世道正義。

如今，這位勇敢女性，單身住在上海遠郊，閑時繪畫，興時書法，或誦詩詞，亦奏音樂，過著與世無爭的平淡生活。她有一句奉行一生的處世格言：

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處超然，群處藹然！

 

她是一個平凡無名的女子，卻當得起“偉大”這兩個重逾千鈞的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