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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蒙古的日子(25)- 撥亂反正
(寫於 2008-03-10 04:30:39)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以後,全國是百廢待興,確立領導,整頓組織,統一思想,發展經濟,千頭萬緒,從上到下,都是亂糟糟的。
以葉劍英元帥為首的元老們和華國峰為首的新黨中央,在讓鄧小平複職的問題上明爭暗鬥。我們也都聽了中央傳達的鄧小平給中央的要求出來工作的信,說心裏話,還是希望他能再出山,因為他畢竟是個抓老鼠的實幹的貓。經過葉帥等人的努力,終於讓鄧小平回到了工作崗位,並逐步取代了華國鋒。
大家實在對華國峰不感冒,說實在的不是毛老人家那句“你辦事,我放心。”他怎麽能當上主席呀。這個人實在沒本事,有的就是教條。姚文元在回憶錄裏說毛根本沒說過這句話,到底怎麽回事兒,我們也不知道。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提出和推行了“兩個凡是”,就是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抱住老毛的那些錯誤做法,死不放手,國家怎麽能這麽發展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也開始題字,可是寫得那筆字實在不敢恭維。有人寫到他退下來以後每天都練書法,看到過發表他的後期的書法,真的進步很大。
人們總結那段曆史,是這樣記載的:由於存在“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黨的工作呈現出徘徊的局麵。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挺身而出,針對“兩個凡是”,他向華國鋒、葉劍英和黨中央致信,果斷地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他還理直氣壯地說:“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誌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1978年,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黑體字的這句話是引的鄧小平寫信的原文)。譚震林在紅旗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兩種思想之間的鬥爭激烈地進行著。但是最終這一討論衝破“兩個凡是”的樊籬。在三中全會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戰略決策後,劃出了我國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使中國人民真正撥開了“文革”浩劫的陰霾,踏上了陽光燦爛的康莊大道。
上麵大刀闊斧地改變著政策,人們從僵硬的思想中跳了出來,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麽辦好。記得我的嫂子叫苦連天,她是在中學教政治課的老師,教材實在是跟不上變化。頭天還在講以階級鬥爭為綱,一下子給敵,富,反,壞,右平反了,沒階級了,這政治怎麽講?其它如所謂的“資本主義的尾巴不割了,三自一包的政策又回來了。”
我們當時很關注有關趙紫陽的消息,因為他曾在內蒙古呆過。說他每天辦公就在麵包車裏,在四川的各個地區視察,努力促進生產,他還發令製止買賣人口,因為那裏把女人賣到全國各地,特別是西北貧窮地方。萬裏也帶頭在安徽試點,實行包產到戶,讓農民有更大的幹勁多種糧食,不但自己能吃飽也可以有餘糧賣給國家。到78年後期全國大力推行包產到戶,當時的順口溜是“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裏。”內蒙則是比較落後的地區,因為很多造反的領導也還在位上,觀看著風向。
報上不時傳來給老幹部平凡落實政策,在出席代表大會的名單裏,可以看到文革中許多被打倒的領導人的名字,又登在長長的名單裏。報紙,廣播,電視上不斷地報道給國家領導人平反,開追悼會的消息。每個部委都有10幾個副部長,老領導恢複了工作,新領導也還在位上,當然名單一大溜了。其實這些都和胡耀邦同誌的直接工作有關。有段報道說:胡耀邦當時進言:“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他大膽排除上麵來的幹擾,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直到五十幾萬右派分子,不但還曆史以公正,而且為改革開放大業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幹部。十年浩劫後,不做好這兩件大事,就無從撥亂反正,打開改革開放的新局麵。所以大家都認為,耀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起始,推動曆史前進的先鋒人物。”
我們這些人,特別是從內蒙以外來的人,也不怕忌諱地討論著。在小小的和林格爾縣也是像小平所說的那樣,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瞧一步。老百姓歡天喜地,雞可以多養了,羊可以多喂了,樹可以多栽了,自留地可以多種了。城裏辦起了化肥廠,水泥廠。農業局的那些婆娘們也不東家長,西家短的在老崔家瞎掰虎了,辦起了爆竹廠,日子一天天地變著花樣。這一切都給人們帶來了新希望,我們這些人當然毫無顧忌地幫助農民和縣裏發展著生產。知識青年也開始分配工作,很多人回了城,77年開始恢複高考,老三屆又有了上學的希望。我們這幫大學生中的小韋回了廣西,小劉也回了湖南老家。
77年我回北京過春節,去農大看我們的老師,看到我大娘的侄子鄭培堯,他是我們北京農業大學農學係的教授,他鼓勵我努力調回北京,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是句老話,可是句真理。我們也開始認真地準備著,當時我一直在認真跟著電台努力地學習英語、日語。但是回京的路仍然那麽渺茫,那邊也渺無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