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大漢溝就是要接受那裏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通過勞動鍛煉改造思想,那時候從沒想過要學什麽,現在想想就是要體驗農民的生活,學習他們的思想感情吧。不過我是真的認為這是一筆不可多得的財富。毛澤東做的其他事我不感冒,可是這件事我是感謝他,更感謝神用這件事讓我們知道世上還有貧苦人。
我的母親,舅媽同時也下到北京郊區當醫療隊,我母親在門頭溝還可以,舅母去了懷柔,那可是個窮的得愣愣的地方,村裏的男孩多娶不上媳婦,就近親結婚,甚至姑姑嫁給侄子,全村1/4是傻子, 她回來講給我們聽的時候,我就想,我們那兒這裏還算不錯的,起碼沒到那種女兒國的地步,那還是北京遠郊區呢。
要學貧下中農就要和他們一樣勞動,大漢溝村裏除了有一個氈匠(拿羊毛擀成氈子),一個皮匠(熟皮子的)和一個木匠有技術外,全是耪大鋤的,當然還有羊倌。除了一家富農,一家富裕中農,其它都是貧農。這村裏隻有一個雇農,是五奶奶的侄子,叫賈二。那個懶就別提了,當地人把蓧麵炒炒,拿水和著吃,象我們北京吃油炒麵,但是淡淡的沒糖。他就用水拌生麵吃,經常躺在大街上,是個不著調的人。可是每次哪家有婚喪喜事或者蓋房子他就會去幫忙蹭飯吃,也怪可憐的。當時的口號是越窮越革命,要是大家都向賈二學,城裏人也不用吃飯了。
這勞動對我們這些人來說確實是個鍛煉,大學時,我們半農半讀兩年,運肥,耕地,插秧,收麥,種菜,蓋溫室,什麽活計都會,幹農活還是比較駕輕就熟的事,但對他們學工科的(他們都是)就難了些。至於砍柴那是誰也沒幹過。
那時正是農業學大寨,大興水利,修梯田的時候,我們去時村外已經修了大片大片的梯田,所以我們沒趕上。我們就跟著備耕,當時都是各種糞肥沒化肥,先把肥料運到地裏,按堆卸車,再把肥撒勻在地上。這是技術活,要把不多的肥,用鐵鍬均勻地撒在那麽大一片地上不容易,幸虧我們以前幹過,還有點樣。然後就耕地,沒拖拉機,用牛拉著那幾千年未改的犁,在地裏走了一趟又一趟。
這一犁地可就學到東西了。就象在肯塔基農場幹活時,經常會翻出印第安人的石製箭頭,我們在大漢溝犁地時,經常撿到割大煙的小刀子。那東西象個戒指,是一塊1.5公分寬,3公分長的鐵片卷個圈,上麵剩下的多出一塊兒磨成刀片樣子,用它從大煙上割那些白汁兒,再熬成煙膏或做成煙土。因此我們才知道這裏解放前是種鴉片(又叫大煙)為生的。文革後,有人說八路軍解放前種大煙賣,我前邊寫了這裏曾是賀龍的根據地。
有一天我們在地裏耕地,突然翻出一個罐子,拿出來一看,裏麵盛著黑乎乎的東西,老鄉一聽都圍上來,他們知道是什麽,都搶著挖一點放在鼻子上,我們才知道那是大煙膏。我這才醒悟過來,為什麽他們讓我們回家時幫著買阿司匹林,或別的止疼片。他們還是有癮,但是沒得抽,就燙阿司匹林。後來我工作時,看過我們的林業站站長和副站長也吸。他們把一根尺長的鐵絲頭燒紅了,再去燙藥片,用卷好的紙卷對著那燒出來的煙使勁地吸。這個教育我們沒學。
等三四月了,這些個大學生男勞力就成了最受歡迎的人,因為要镟窯的,蓋窯的都需要人幫忙。村裏蓋房用人叫攛工,就是大家互相幫助,不要工錢,誰家蓋房時都不用雇人。镟窯是先把山垂直鏟下土來,成個院子樣,再在山上挖個洞,裝上門窗住,冬暖夏涼。多數是镟三個獨立的相挨的洞,直立的牆和圓圓的頂,在中間的洞中央和兩邊的洞之間挖個通道, 再在前麵裝上門窗,像大家看的延安的窯洞。
那蓋的窯是在平地上先用一樣厚的土坯蓋好四麵的牆,再用一邊薄一邊厚的土坯蓋上園的頂子,厚的在上邊薄的在下邊,擠住。他們幾個男生不懂技術就抬土,背坯,全是重活,尺半見方的土坯一背好多塊。這幾個人就掏出心來幫,老鄉真是老誇他們,還有的後悔蓋窯時沒有他們幫忙。因為他們不惜力,吃得少。那老鄉可不一樣可以背10幾塊,吃得也多,有個小夥子一頓吃18個黃米炸糕,不知道那胃怎麽裝的, 可是他幹活也棒,可以背17,8塊坯。因著他們的勞動量大,營養差,天氣又冷,老了多數有氣管炎,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稍微一感冒就死了,那個村裏沒有活過70的,六十幾就算長壽了。
夏天了,我們就跟著去鋤地,我對這個大鍋飯的事最有感觸了。隊裏給大家記工分,男的滿勤10分,女的受歧視給8分。那掙工分多少和你幹活的多少無關,就是不管你鋤多鋤少都一樣。那快的鋤到地頭就坐下抽煙等著,絕不會幫後麵的忙。我們學生老也鋤不過他們,我就納悶我們再慢也不會慢那麽多呀?注意了才發現他們哪裏是在鋤地,分明是在拉大耥。他們把鋤頭用力甩到前頭,從兩行莊稼中間往後一拉,拉到腳跟前再換另一隻腳向前一邁,把鋤再一甩...…,乖乖這哪裏是什麽除草?除草要把每棵莊稼周圍的草除淨,把土除鬆,把土表的毛細管切斷後,水分就不易蒸發。有句農諺是:"旱耪園,澇澆園”。沒雨時,你多鋤上麵的土,土鬆了,土地保墒,莊稼就長得好。可是因著平均主義,加上江青喊著“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那本來就低的產量更低了。連貧農也說地的產量根本沒有解放前高。後來我們的工作是每天在村裏轉,其他人也這麽說。一想就該明白,以前老鄉是給自己幹呀,現在是大鍋飯,人那裏有那麽高的覺悟。這個教育我們也沒學。
這口糧的分配更是奇怪,不管你們產量多少,國家一年每人隻給留55斤麥子,剩下的是蓧麥,小米,雜糧,土豆。共計一人一年450斤,其餘的就交公糧。雖然縣裏和公社的幹部一到收獲的季節都下鄉督察,可是實際上他們都在瞞產,所以那時候1969年吃得還是夠。冬天每天兩頓飯。喝些稀的,就可以攢點糧食。老鄉們沒有屯子屯糧,他們把紙泡成糊糊,貼在缸外邊,等幹了就成個紙缸,用來放糧食。那地方氣候很幹,一年降雨量才200-400毫米,風沙極大,因為就在沙漠邊上,所以可以這樣儲存糧食。
我們雖然在那裏勞動,但是我們有糧票,有工資,糧食供應的有白麵大米當然70%是粗糧。因著幹活太苦,那些內蒙本地的大學生成天回家,劉建平聰明會溜須到黑老夭公社當了廣播員,剩下我們在那裏鍛煉。不過我們也沒不平衡,在山溝裏的樂趣隻有我們知道。有一次我和朱秀英跟著羊倌去放羊,一路沿著羊腸小道往山裏走,追著羊走時不覺得遠,等到下午了我倆回來時怎麽也走不到家,不過好賴這輩子也放了一回羊。有時候我和馬家爸爸會到深山裏去,那山溝溝裏山清水秀,除了原始的林子,因為當時國家用飛機撒種造林,綠化荒山,有些花和草在外邊根本沒見過。這裏也是我後來工作的林業站管理的林場,現在那裏是旅遊景點了。
我們在村裏跟他們一塊幹活,一塊兒過節,看她們做飯,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跟他們去串親戚,也常常給他們講講外麵的事,他們有人聽說過,就來問我們是不是世界上還有黑人,馬家爸爸就講開了,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也沒與天鬥,也沒與地鬥,更沒與人鬥,歡歡樂樂地過著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