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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沒想到新疆三號坑的文章反響如此火爆,我們為此特意延遲了後續文章的發布日期,“讓子彈多飛一會”。許多發自肺腑的讀後感言,讓我們感奮、共鳴:總有一種精神至今沒有在人們心中泯滅。已有讀者打算來年走訪三號坑,作者楊述今還為手繪了自駕地圖,可加微信號kllt5051與他聯係。編者在此一並致謝。
作者:三戶一朵
我和陳逸飛的交集,與他的油畫與商業之道毫無關係。
1998年3月的一天,他在辦公室裏將一隻厚厚的牛皮信封交給我,語氣平靜地說:“這裏是三萬美金,給你帶去澳大利亞應當夠用了。”我拿出一看,全是百元大鈔,顧不上清點,有些惶然地問:“帶這麽多錢上路?難道攝影師和膠片的費用全部都用cash(現金)支付嗎?”他點了點頭:“對,這是最快捷的支付辦法。我們再也沒有時間拖延了。”
他的緊迫感從何而來?故事得從頭說起。
(陳逸飛和我談論紀錄片,似乎比自己的畫賣出幾百萬更愉快)
當時的陳逸飛名望已如日中天,卻放下畫筆去拍攝一部有關猶太難民的紀錄片,這事兒很冷門也很耗錢,而我,正是他請來的紀錄片製作人和編導。在此之前,我從來不認識他,也從沒聽說有別人關注這段猶太人的曆史。更不要說,這一回還要用昂貴的電影膠片拍攝、去采訪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至今仍幸存的上海猶太人,全部費用由他自掏腰包。我不由得對這位名聲在外的畫家產生了幾分敬意。
陳逸飛之所以找到我,跟我在美國時的一項“發現”有關。幾年前,我曾像著了迷一般,跑遍了美國東、西海岸的國家檔案館、電影資料館、總統圖書館等等,查找與上海相關的曆史影像資料。在洛杉磯加大(UCLA)電影資料館,我第一次“發現”了一批電影膠片,它們是那樣栩栩如生,記錄了成批的猶太難民九死一生抵達上海,在這裏避難生存的實況。我震驚之餘,也困惑不已:為什麽在中國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這一切?這段曆史為何被抹去得一幹二淨?
後來才明白,這是因為中國和“西方陣營”的以色列一直沒有建交,而且為了照顧阿拉伯國家感受,對以色列特別“冷對”。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上海對這段曆史隻能長期地“選擇性地失憶”。
(和全家排著隊走向毒氣室的猶太同胞相比,抵達上海的難民們是幸運的。)
陳逸飛找到我,首先是希望獲得我在美國找到的那些曆史影片資料,其次,是因為我有紀錄片製作的專業經驗。但是我也有滿腹的疑問:他為什麽會做這件與美術不相幹的事?他獲得過官方的批準和認可嗎?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他有足夠的錢嗎?
每次他派來豪華“大奔”接我去商討此事,總是態度謙和,但很執著於自己的目標。我很直率地提出了我的疑問。他一一給予解答,於是便牽出了一段段的往事與情緣。
故事的開頭與千萬中國留學生“洋插隊”的經曆相似:1980年,陳逸飛揣著38元美金來到紐約,靠著給小雜誌畫點插圖、替博物館修補名畫維持生計。但每次經過哈默畫廊,他都夢想著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進入這個頂級畫廊。三年後,機遇終於眷顧了這個藝術功底紮實、頭腦活絡的青年畫家,他敲開了頂級藝術沙龍的大門——1983年,他在哈默畫廊舉辦了第一次個人作品展,並成為畫廊的簽約藝術家,這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要知道,石油大亨哈默正是猶太人。
(進入哈默畫廊,使陳逸飛(左)初次獲得了美國藝術收藏界的關注。)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陳逸飛第一次聽到了一種聲音的召喚。
他跟我講了一段故事:“在哈默畫廊辦展之後,來找我的人很多。一天,有個人跑來對我說,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夫人希望見見我。那好哇,我就約了時間登門去拜訪她。沒想到門一開,一位滿頭銀發的美國老太太開口對我說了聲‘儂好!’,竟是地道上海話,把我嚇了一跳。於是,她給我講述了二戰當中她和大批猶太難民去上海避難的故事,說到動情處,眼圈都紅了,就像見到久別的親人一樣。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上海猶太難民的故事,也從此萌生了強烈的願望要去追尋這段曆史,因為它被遺忘了許多年。”
我終於知道了故事的起源:是美國老太太的那一聲“儂好”,為陳逸飛打開了一扇塵封已久的大門。但是為什麽是他而不是別人最先走進了這扇門?我覺得,除了他對猶太人有著特殊的親近、感恩的情懷,更重要的是,他對“老上海“的文化底蘊有著割舍不斷的眷戀。
隨著他的名聲和財富不斷上升,特別是1985年哈默首次訪華時,陳逸飛的一幅油畫成為這位猶太大亨贈送給鄧小平的禮物。逸飛終於可以“衣錦還鄉”了——據說他是帶著100萬美元回到上海,準實現許多他曾經擁有的夢想。
(曾任美國財政部長的布魯門撒爾,多次回上海重溫他的青蔥“避難歲月”)
不過,拍攝猶太人的上海故事可不是有錢就能“玩”的。他告訴我,開頭遇到的最大障礙竟然是“涉外規定”。他講了親身經曆的一次挫折:
“那時候,我聽說已經開始有猶太人來上海尋找故地了,因此特別想將這個情景實拍記錄下來。這一天,我帶了攝影師,提著一個輕便的16毫米攝影機,在虹口區跟上了一群回訪故地的老猶太人。他們個個都是激動萬分,憑記憶辨識著舊居老街。沒想到,我們被突然攔下了,幾個人強行沒收了我們的攝影機,我當時又氣又急,問他們是誰?他們反問‘你們是誰?有拍攝批文嗎?’他們‘嚴正告知’我說,我們未經有關部門批準就擅自拍攝外國人的活動,違反了涉外規定。我當時無可奈何,眼睜睜看著攝影機和膠片被統統沒收,太受打擊了!”
我滿懷同情問他:“那些膠片後來拿回來沒有?”他搖了搖頭,但是很堅決地說:“我是不會放棄的。”我不懷疑他的決心,何況他的“錢袋子”也夠豐滿。
之前,在陳逸飛“功成名就”懷揣著100萬美金回到上海之後,他就接連完成了兩部電影片——《海上舊夢》(他兼任導演和演員)和《人約黃昏》。這兩部影片最終都沒有公演,業內評價褒貶不一,但統統浸透了他對老上海的深情摯愛。猶太人的故事正是這三十年代上海絢爛畫卷的一頁,他豈能忘懷?
好在,中國和以色列終於在1992年建交,使得拍攝猶太人的故事不再有政治外交上的障礙,回上海的猶太人越來越多。他在此刻拉上了我,下定決心開始拍攝一部關於上海猶太人的電影紀錄片。
但是且慢,還有別的麻煩在前頭等著他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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