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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來源：公眾號“拾遺”
很多專家都說過這樣一句話：西南聯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 這所隻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隻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2016年，中國啟動了大學“雙一流”建設：到本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雙雙進入世界前列。 要實現“雙一流”目標，不妨向西南聯大取取經。
1
聯大長征
1937年8月28日，本是個平常日子，但因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特別日子。
學者聞一多拿著幾本書，帶著孩子就加入了長征。當時，日本人公開承諾：“留下來教學，照樣保證豐厚年金。”作為教授，像聞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夫，還可配兩個文書，生活舒適又體麵，但他一聲“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趙忠堯，為把50毫克鐳帶到昆明，冒著殺頭危險，化裝成難民，“天涯孤旅，千裏走單騎。”把裝鐳的鉛筒，貼身緊抱在懷裏，坐火車時，數天數夜不敢合眼。抵達昆明時，胸膛已烙上兩道血印，但趙忠堯卻為此雀躍不已，因為他保全了中國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
1937年，北平淪陷時，北大教授鄧一哲的兒子鄧稼先正讀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會上，鄧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國旗。當晚，誌成中學校長趕到鄧一哲家，“開始追查了，趕快把孩子送走。”臨別之際，鄧一哲對鄧稼先說：“兒啊，你要學科學，學科學為國家。”
鄧稼先逃出北平，輾轉跋涉來到昆明。“我隨後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係。”後來，鄧稼先成為“兩彈一星”元勳。
李政道幾乎和鄧稼先有著相同經曆：高中一畢業就遇上日軍入侵，經曆九死一生，才從淪陷區逃到雲南，進入西南聯大物理係，師從吳大猷，195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1938年4月28日，經過數月跋涉，“聯大長征”隊伍終於抵達昆明。這段艱苦卓絕的長途遷徙，在中國教育史上絕無僅有，後人將其稱為“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
這一場曠世的文人長征，不僅保存了中國文化的精英血脈，更開啟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壯麗探險”。
六天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西南聯大”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2
剛毅堅卓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來到昆明後，校長梅貽琦請兩人為西南聯大設計校舍。兩人欣然受命，一個月後，一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但這個一流設計方案立馬被否，因為學校拿不出這麽多經費。
此後兩月，梁思成把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樓變成矮樓，矮樓變成平房，磚牆變成土牆。
當梁思成夫婦交出最後一稿時，聯大建設長黃鈺生滿臉無奈地說：“除了圖書館屋頂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實驗室可以使用鐵皮之外，其他建築的屋頂一律覆蓋茅草，磚頭木料再減一半，麻煩您再作一次調整。”
梁思成忍無可忍，衝進校長辦公室，把設計圖狠狠砸在梅貽琦辦公桌上。“改！改！改！你還要我怎麽改？茅草房？每個農民都會蓋，要我梁思成幹什麽？”
梅貽琦把圖紙一張張收好，歉疚地說：“思成，以你的大度，請再諒解我們一次。”
梁思成接過圖紙，喉嚨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半年後，一幢幢茅草房鋪滿了西南聯大校園。
梅貽琦職位在政府可與總理平級，但他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為了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以賺取外快貼補教師們的困苦生活，他幾乎賣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
1940年後，梅家常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偶爾吃一頓菠菜豆腐湯就是過節。為了回請雲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韓詠華變賣了自己所有的首飾。為維持一家生計，她隻好上街擺攤賣米糕。
有次大雨，賣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湯雞。梅貽琦接過籃子，把泡爛了的糕舀到碗裏，一邊吃，一邊抹淚：“詠華，我對不起你。”
物理係教授吳大猷為給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裝成乞丐，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為妻子熬湯。後來，夫婦倆小茅屋遭日機轟炸，瓦缸裏的麵粉摻滿了碎瓦片和泥沙，吳大猷隻好把碎缸裏的麵粉捧起來，用洗麵筋的方法把泥沙與澱粉洗掉，把僅剩的麵筋留下來作為半月口糧。
“孩子是穿百家衣長大的。”
後來，費孝通女兒讀大學時選擇了農業，費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屋子被炸後，隻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把牛圈上頭堆草的樓棚租下來。牛住下頭，華羅庚一家住上頭。
每天很早，華羅庚就拖著瘸腿，步行十幾裏路去聯大上課。晚上，又伏案於牛棚潛心研究學術。
老牛常借柱子擦癢，搞得樓棚地動山搖，人坐樓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裏更是蚊虱成群，咬華羅庚充饑。
但就是在這樣的牛棚裏，華羅庚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中國知識分子素來清高，以談錢財為恥。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為維持一家生計，聞一多不得不掛牌治印，其內心之糾結和痛苦，可想而知。
有一次，兒子聞立鶴不滿父親掛牌治印，怒氣衝衝地責問：“這是不是發國難財？”聞一多聽了，沒有生氣，沉思好半晌，末了說了一句：“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淡淡一句話裏，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不少學生從淪陷區兩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幾乎一貧如洗，隻靠學校發放的一二十元補助金維生。
學生潘琰總是最後一個去食堂，因為可用飯費一半價格買到鍋巴，那鍋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連倒泔水的農民都不要，豬都害怕。潘琰把鍋巴買回去，用開水淘一遍，然後再用鹽巴水泡著吃。
那時候，聯大師生就是這樣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著乞討，朱自清被糾纏得無可奈何，說了一句：“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便走。連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雖然清苦，但師生們一片剛毅堅卓。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裏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劉文典說：“我寧願被日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孔祥熙撥十萬大洋給學校改善條件，但聯大師生全體投票，一致同意：“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決定給25位兼行政職務的名教授，每人發放一筆“特別辦公費”，但25位名教授聯名致函拒絕：“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嚐，
這就是剛毅堅卓，這就是文人風骨。
3
精誠合作
戰亂年代，執掌一所大學，都是一件非常令人頭痛的事。要執掌三所名校組成的聯合大學，更是難上加難。聯合大學，究竟該怎麽管？
一開始，三校校長組成常務委員會，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三人輪任主席。但三個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個和尚。
聯大成立後，一係列矛盾開始顯現。
最大的矛盾，就是職位配置。各校教授為此爭得麵紅耳赤。情況嚴重時，甚至“群議分校，爭主獨立”。
這時，北大曆史係教授錢穆站出來，說了一句：“此乃何時？”
一聽這話，教授們立即安靜下來。北大校長蔣夢麟接著站起來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
從此，再沒有教授出來爭搶職位。
不久，南開校長張伯苓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戴）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後，他去重慶開辦了南開中學。
不久，蔣夢麟對清華校長梅貽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然後，他也去重慶另兼他職。
就這樣，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張蔣兩人把權力“讓”給了梅貽琦。
後來，傅斯年責怪蔣夢麟不管聯大事。蔣夢麟說：“不管者所以管也。
一校三校長，好比一條褲子三人穿，如果三個人都去搶這條褲子，來回拉扯，什麽都幹不了，所以隻能讓一個人穿褲子。”
“蔣夢麟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曾想組建東南、西北、西南三所聯合大學，但東南聯大胎死腹中，西北聯大先合後分，隻有西南聯大成功堅持了下來，這既得益於蔣夢麟、張伯苓的讓，也得益於梅貽琦的“公”。
清華有庚子賠款作後盾，設備經費遠勝其它兩校，但三校共用之。清華工學院建立了學生服務社，對外承包工程、建設房屋、開辦工廠。
當時三校在財務上各有各的“房頭”，這筆錢本算是清華的“私房”收入，但梅貽琦卻拿出來補貼其他兩校。
在課程設計上，為了公平，聯大開放性地放寬了口徑，同一門課程，大家可以同時講授，清華聞一多和北大羅庸都研究《楚辭》，觀點截然不同，但兩人都可講《楚辭》。
不僅是課程設計開放，思想把關也開放，“校方從不幹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進步的、保守的，還是中間的，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派，雖各有所執，但都能以大局為重，互相包容。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聯大師生間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正因為“兼容”，各方大師才紛紛投奔聯大。因為她“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
4
教授治校
1946年1月29日，文學院教授聞一多，為研究生王瑤畢業事宜致函梅貽琦（字月涵）——
月涵校長、光旦教務長先生大鑒：
中國文學部研究生王瑤申請舉行畢業初試。茲定於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起在辦事處舉行該項初試。謹將有關事項開陳於後，即乞核定。
囑文書科辦通知，並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至紉公誼，敬頌，道安。”
這封短箋，讓廈門大學教授謝泳如今感慨萬端：“從‘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一語，可以想見當時教授的氣派。”
梅貽琦接到公函，批示：照辦，琦。
“照辦兩字，可見教授地位之高。”謝泳說。這地位，就是聯大倡導的“教授治校”。
西南聯大部分教授
1952年，艾森豪威爾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他在致詞中稱教授們為“雇員”，後來的諾獎得主物理學教授拉比說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倫比亞的雇員，教授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但梅貽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說得更經典：“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那時大學教授可以自由流動，隻要有才有實力，不必害怕校長，覺得這所學校不爽，換一所同樣教。
梅貽琦很清楚：“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所以，他極其推崇教授治校。
尊重教授，是辦好大學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聯大成立了教授會。教授會是聯大最高學術機構，由教授和副教授選舉產生，處理學術事務。
教授會每年選出11名代表，參加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還包括校長、學院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和總務長，大家一起商討學校大事，製定各項規章。
校委會秘書長是中國文學教授楊振聲，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
“校務委員會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當年聯大每決定大事，都要先考慮教授們的反應，看看能不能過了他們這一關。”謝泳說。
聯大學校裏流傳著一首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
教授們提出管理學校的策略，梅貽琦發表意見通常隻說三個字：“吾從眾。”但每一個“吾從眾”後，處事卻極其堅定。所以梅貽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號。
正因為梅貽琦的無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為西南聯大的標誌。陳寅恪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38年11月，西南聯大作了一個震驚全國的決定：聘請“鄉下人”沈從文為教授。
當時，西南聯大的教員，大多都是留學歐美名校歸來的名師，再差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並已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
“1939年，我在西南聯大入學那年，學校又幹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聘請錢鍾書、華羅庚、許寶騄當了正教授。那一年，這三位先生都隻有28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得主何兆武說。
就因為唯才是舉和尊重教授，西南聯大才成為大師們的“向往之所”。
北大哲學係教授黃枬森，曾撰文回憶他在聯大讀書期間的課表，“國文老師是沈從文，英語老師是李賦寧，物理老師是吳有訓，中國通史老師是吳晗，公共倫理學老師是馮友蘭。我還選修了數論和《莊子》，老師分別是華羅庚和聞一多。”
這陣容，簡直太豪華太奢侈了。
“教授中的教授”陳寅恪，能用13種文字閱讀，學問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譽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教曆史，上課第一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的課，旁征博引，指點中西，內容涉及曆史、宗教、語言等多方麵，能完全聽懂他的課的學生鳳毛麟角，但卻吸引了馮友蘭、吳宓等教授去旁聽。
著名學者許淵衝說：“哈佛大學也找不到陳寅恪這樣的‘四不講’教授。”
大師們極重創新，素以照本宣科為恥。正因如此，才創建了一係列奠基性著作。
陳寅恪寫下《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
湯用彤寫下《中國佛教史》
錢穆寫下《國史大綱》
馮友蘭寫下《貞元六書》
金嶽霖寫下《知識論》《論道》
陳序經寫下《文化學係統》
孫雲鑄寫下《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
…………
唱京戲，“王帽”不是主角，大學，亦同此理，校長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師。
“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椅子凳子的。”這是梅貽琦說的另一句名言。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正因如此，這所很窮很破的大學，匯聚了300多位中國最負盛名的老師。
5
思想獨立
1939年，陳立夫做教育部長後，以戰爭為由，要管製西南聯大，“做院長的人，一定要加入國民黨。”
對此，西南聯大不以為然。
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公然抵製：“如果讓我加入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教育部對梅貽琦一再示意，“要開除聞一多等進步教授。”但是梅校長一直拖延不理。
哲學家、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當年在聯大寫過一篇《學術與政治》：“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她有她的大經大法，她有她神聖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
針對當時把宣傳灌輸與教育混為一談的情況，社會學係教授潘光旦批評說：“教育者的職責是指導學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麽。”
1941年，教育部強製要求：“西南聯大必須開設三民主義課。”此舉遭到聯大師生的強烈抵製。
學生馬燦華撰文說：“即便三民主義是正確無誤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場上自我證明。”
聯大教授會對其規定逐條予以批駁：“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從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尚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蔣介石想拉攏傅斯年做國府委員，但被傅斯年斷然拒絕。於是，蔣介石轉而想拉胡適。傅斯年便寫信給胡適，勸其保持名節：“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聯大教員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議政。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有4位：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錢端升。而這四位，都是西南聯大的教員。
張奚若常常當著蔣介石的麵，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一次，蔣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第二年，當局寄來路費，邀他再去重慶，他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有一個著名主張：“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雲南師範大學教授、西南聯大研究者楊立德寫過一本《西南聯大的斯芬克斯之謎》。他在解謎時這樣說：“聯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點是她就是大學本來的樣子，而不是衙門。”
6
學術自由
1980年代，沈從文出國訪問，研究聯大的外國漢學家問他：“抗戰條件那麽苦，為何西南聯大八年培養的人才，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人才的總和？”沈從文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西南聯大做學術有多自由？教師在講授內容、教學方法和學業考評方麵，幾乎擁有全部的主動權和決定權。
教授之間，觀點爭奇鬥絕，蔚成風氣。如賀麟欣賞王陽明“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很受學生尊重。
旁聽，更是在聯大蔚然成風，不僅學生可隨意旁聽老師的課，老師之間也互相旁聽。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
聯大學生、詩人鄭敏後來回憶說：“我覺得西南聯大教育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教授所教的東西跟他所學的東西是融為一體的。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問題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這個問題的化身，他們的生活就是他們的思想，無論什麽時候都在思考，這對我熏陶極深，這種無形的感染比具體知識的傳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種什麽東西到我的心靈裏麵，以後我對藝術的尊敬、對思考的堅持，都是從這裏來的。”
聯大學生、後成為清華教授的何兆武，這樣評說聯大“學術自由”對他的影響，“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就行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麽周遊列國等，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老師的作用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聯大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比死盯一個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開闊，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
聯大對學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聯大，學生轉係相當容易，“我從外語係轉到哲學係就填了一張表格，其他什麽要求都沒有。好多人入學後發現不喜歡原來所報考的專業，於是紛紛轉入自己喜歡的專業。”詩人鄭敏說。
在課程設計上，聯大也放得很寬，讓每個學生都能自由選擇。
“但學校也有一項硬性規定，文法學院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可以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地質學中任選。而不論文理工，所有學生都必修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鄭敏說。
為何強調自由選擇又作出硬性規定？因為西南聯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貽琦說：“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
著名翻譯家趙瑞蕻先生回憶——
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靜靜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嚷著推門進來，一看，竟是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學生。
他們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驗算起來，寫了許多方程式，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
又一個人站起來大叫：“你錯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飛快書寫。
跟著，華先生一瘸一瘸地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
後來，幾個人越爭越烈、越吵越有勁，大約吵了半個多時辰，聽見華先生說：“十二點了，先去吃點東西，我請客！”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就是師生之間，存在一種平等誠摯的教學相長的風氣。平時學生考試，不必按教師講義來答卷，意見與教師相左，隻要有根據，也可拿高分。
曾經有個同學不同意講課教授的觀點，寧可放棄學分，也不再聽這位教授的課。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該生不聽課，“學期結束時交一份合格的課程論文就行。”後來，這位同學交了篇反對老師觀點的論文，因質量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
“現在大學有標準教科書，考試還必須弄個標準答案，我不認為學問需要一個標準，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去想，科學怎麽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不可能超越，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鄒承魯院士曾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非常喜歡聯大的學術自由氛圍，60年代，他搞出了轟動全球的胰島素。
1943年，課堂休息期間，曾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
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文章，看了沒有？”
對麵答道：“看了，你覺得怎麽樣？”
問者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新。”
這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而自負的，但當時周圍的學生聽了，毫不覺得刺耳。
這兩位年輕人，後來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個成為中國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他們就是楊振寧和黃昆。
“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
聯大學生就這般養成了“自由”的習慣，獨立思考在學校蔚然成風，熏陶滋養著聯大學子。
“一個好的體製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西南聯大為我們提供了這一切。”楊振寧說。
但自由，並不意味著散漫。自由隻是聯大精神的一個方麵，與之對應的是考試製度的嚴格，學校、教師一點都不會容情。
聯大學生張鳳鳴回憶說：“1941年我入學時，班裏有40多名同學，畢業時僅有20多人。每學期應修學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級，1/2不及格就要退學。”
一個學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務長求情。被教務長拒絕，學生憤憤地說：“59.5分跟60分有什麽區別？”
教務長回答：“如果沒有區別，59.5分和59分也就沒有區別，以此類推，60分和0分又有什麽區別？”
7
育才育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舉行常委會。梅貽琦宣布：“西南聯合大學到此結束。”隨後，三校回遷，各自複員。
在西南聯大存在的8年多時間裏，畢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計3882名。這些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各自領域的大師。
西南聯大之奇跡，不在於他擁有大師，更在於他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大師。
聯大之所以能培養這麽多大師，不僅僅在於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更在於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
西南聯大舊址，如今還豎著幾塊石碑，其中一塊寫著：育才先育人。
“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梅貽琦說。
這個做人就是：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做人，在於教授的言傳身教。
當年聯大後麵文林街的茶館裏，經常可看到哲學心理係教授沈有鼎的身影。點杯茶，然後坐下來看書。有時，也會點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的時候。
他喜歡說一句話：“你們在聯大這幾年，不要隻知道悶頭讀書，也要抬頭學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睞的學生想吃瓜子時，他就伸出手緊緊護住碟子：“不給你吃。”那神情，就像鹹亨酒店裏的孔乙己。
聯大老師，就這樣從小事中將“士”之精神傳遞給學生。
1946年，有三個女孩報考清華落榜。她們叫梁再冰、馮鍾璞、梅祖芬。梁再冰父親是梁思成，清華建築係主任；馮鍾璞父親是馮友蘭，清華文學院院長；梅祖芬父親是梅貽琦，清華校長。
這樣的事，在握有大把機動名額的今天看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校長、院長、係主任的女兒，報考本校竟得不到絲毫照顧。
身教勝於言教，這些先賢令後來者汗顏。
在今天，中國要實現大學的“雙一流”目標，很多方麵，真不妨向西南聯大取取經。
1946年，馮友蘭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碑文上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美國弗尼吉亞大學教授伊瑟雷爾說：“這所大學的遺產屬於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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