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的選擇

這是郎平為有傷病的隊友治病辦《郎平基金會》時簽名的照片。

2016-08-22 魯伊 三聯生活周刊

昨天女排在本屆奧運會的奪冠，讓我想起2008年對郎平的一次采訪。

去采訪郎平的路上，隨手翻看臨行前從書架裏抽出的一本書，打發出租車上的無聊時光。那是一本博爾赫斯文集，一句話跳入眼中，“榮耀是遺忘的諸種形式之一”。回想起來，真好像有種隱喻的味道。

這一天是11月26日，星期三。當天早上，幾個月前剛剛率領美國女排擊敗中國女排並奪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女排亞軍的郎平，通過美國排球協會官方網站宣布，她將不再與美國女排續約，出征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這讓郎平再度成為各家體育媒體競相追逐的新聞人物。

2008年8月21日，郎平率領美國隊闖入北京奧運會女排決賽

沒有人能否認她的敬業。無論是“鐵榔頭”、“郎導”、“珍妮”——她的英文名，在國外，她的隊員和外國媒體記者都這麽稱呼她——還是作為商業代言人的集多重身份為一體的郎平，她都努力做到最好，雖然很多時候，內心未必沒有掙紮。

毫無疑問，郎平最輝煌的青春歲月屬於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在我之前采訪的一個女孩兒執著地想把話題引向往事，試圖衝淡談話的商業氣氛，局麵因此呈現一種微妙的僵持。“那些事情我在自傳裏早就說過，你要感興趣，自己去看好了。我們還是說今天的事。”態度明確：她隻想活在當下。Businessis business。

在那個時代，郎平扣球的英姿被畫成漫畫印到郵票上

郎平亦不是全然拒絕昔日留痕。談起之前在地壇拍攝宣傳片，遇到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大爺，認出她，隻是拉著她的手，顫巍巍的問，“郎平啊，你好不好？”她說，“大爺，我很好。”大爺說，“你好就好，你好我就放心了。”然後便在蕭瑟寒風中轉身離去。

她特意強調老大爺對她名字的兒化發音——“郎平兒”，聽起來軟軟的，沒有“郎平”兩個字那種斬釘截鐵的堅硬。“那是真正對我知根知底兒的人，發自內心的關懷，和現在很多跑上來要簽名的小孩兒，不一樣。”

這無可厚非。1981年，以郎平為主力的中國女排在日本奪得首個世界冠軍，《人民日報》因此在頭版發表評論員文章《學習女排，振興中華——中國贏了》。斯時，如今這個商業社會上最活躍、購買力最強大的明星消費者們，或是尚未出生，或仍牙牙學語。在某種程度上，運動員與加繆筆下的戲劇演員承擔同樣荒謬的命運：他們在一個隻在很短暫的瞬間屬於自己、而且終要消失的舞台上稱王稱霸，要麽成功，要麽失敗。成功的天才如流星般綻放炫目光芒，觀眾為他們美妙的創造而窒息而瘋狂。然而，他們為之注入生命與激情的那些最珍貴的細節和過程，無可避免的成為時間的過客。正如五年的日日夜夜最終可以簡單濃縮成三個字的“五連冠”，在今天，爭著把T恤衫和小本子遞給郎平索要簽名的人，也許沒有看過她引以為傲的任何一場排球比賽。

所以，還有兩年就到“知天命”之年的郎平，可以很率意的說，“人們怎麽稱呼我，怎麽看我，那是他們的事。”一位與郎平相識甚久的朋友回憶，曾經一度，郎平很介意人們提起她“鐵榔頭”的外號，覺得那並不代表完整的真實的她。但現在，一切雲淡風輕。

近午天——換言之，人到中年。

以往的訪談中，女兒浪浪頻繁被郎平提及。當初選擇執教美國隊，一個重要原因，是要和女兒離得近一點。但這一次，在郎平的口中，年邁的父母成了決定她做出新選擇的另一個平行的重要因素。

郎平與女兒

郎平說，父母在她成長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並不算大，除了一見麵就老生常談地勸她“別累著”，幾乎沒有給過什麽實質性的建議。但是，隨著父母一天天老去，她越來越發現，親情的分量，原來如此沉重。見麵的前一天，郎平的父親住進了醫院。她並沒有因此推遲手頭的工作，但眉宇間終有籠罩不去的隱憂。幾天後，郎平宣布簽約土耳其電信女排俱樂部，工作地點是安卡拉，位置幾乎正處於北京和她位於加州的家正中——未嚐不是一種平衡。

她並不諱言時間與金錢在促成這一選擇中的重要性。

1984年，奧運會女排三連冠，國家發給郎平的獎金，到手隻有7000塊。郎平拿著這筆錢自費留學去了美國，這在當年並不主流。八十年代初，報章上宣傳的典範，是把十萬元遺產上交給國家的蘇州紡織女工杜芸芸。集體主義，顧全大局，每個人歸根結底都是國家的人，大家的使命是大幹四化，為國爭光，未來的生老病死、起伏跌宕，在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映襯下，如此遙遠飄渺。

郎平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大力扣球

經曆過那個天真年代的人身上無可避免的留下歲月痕跡。郎平也不例外。所以，才有了1995年中國女排最低潮時的臨危受命。個人的感情波折，年幼女兒的需要，強大的輿論壓力，傷病累累的身體，中美當時依然相當大的物質差別，全都可以放在第二位。她不為此後悔，但，“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對不同方麵的認識肯定不一樣，重心也不一樣，”郎平說。

重心再怎麽轉換，工作，依然排在郎平日程表上的第一位。“不工作是不可能的，最多從年輕時的80%，90%，變成現在的60%——不然，誰養活我啊？”事實上，和郎平熟悉的人都知道，這個“我”字背後所包含的，絕對不僅僅是一個人，“她是家裏的頂梁柱，是母親，也是女兒，所以注定無法輕鬆，無法停下腳步。”《體壇周報》記者、《我愛女排》一書的作者馬寅這樣說。

而郎平還有另一重她永遠都無法放下——或是不願放下——的身份：中國女排的象征符號。2007年初，經她牽線搭橋，趙蕊蕊和馮坤赴美接受手術。雖然手術費用由排管中心承擔，但因為外匯辦理手續時間問題，先期皆由郎平墊付。此後，想到其他需要幫助的中國運動員，2008年7月，郎平又在洛杉磯發起創立了“郎平基金會”，為生活困難的中國退役運動員和需要康複治療的傷病運動員提供資助。

在郎平的幫助下，馮坤和趙蕊蕊來到美國接受康複治療

簽約土耳其電信俱樂部後，坊間流傳出此前郎平與美國女排所簽訂的合同的未經證實的標的額：4年，60萬美元。作為對照，三四年前，美國經濟形勢沒有如此糟糕之時，一個Top10商學院的MBA畢業生，進入華爾街，起薪大約也是這個數目。可是，擺在做過八次膝關節手術、一次頸椎手術、還患有心肌炎的郎平麵前的路，與擺在一個意氣風發的畢業生麵前的路，畢竟太不一樣了。

於是，曾經對數字極度不敏感的郎平，似乎也學會了計算得失。“在美國隊當主教練，看似離女兒近了，可是集訓起來，一年10個月，每周兩三天的假期，飛來飛去，真正留給自己和女兒的時間，還沒有在飛機上看《OK》、《STAR》的時間多。在歐洲，賽季結束，一休就可以休上5個月，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做更多的事。”

這些事，包括在女兒浪浪準備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其間做好後勤，陪伴年邁的父親母親，探望她一直牽掛的朋友——比如湯淼和周蘇紅，以及做一個合格的產品代言人，接受一輪又一輪的提問乃至質疑——較之北京奧運會“和平之戰”後聶衛平引發的那場爭論，雖然在波及範圍上遠遠不及，但顯然，她更缺乏應對的經驗與準備。

郎平

采訪快結束的時候，郎平借著攝影師的相機顯示屏查看自己的照片。紅色背景下，一身紫衣的她麵容凝重。“你們打算怎麽配圖說？”她問，“想要借此說明些什麽？”後來，我們終於明白，她希望照片上的自己麵帶笑容，輕鬆一些——盡管，那實在不是她最自然的表情。

不知為何——或許是拍攝現場的紫紅色調，郎平那染成紅色的卷發和容長的臉龐——這場景，突然讓人想起梅麗爾-斯特裏普主演的那部老電影《蘇菲的選擇》開始時的一幕。

又或許，這不過是因為，珍妮的選擇和蘇菲的選擇，本質上，並沒什麽不同。

（本文首次發表於《健康女性》2008年中文版試刊號，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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