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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一輩子很多事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一件普通的事會影響一輩子,我們隻有回過頭來才明白,比如學英語。
記得60年,高一開外語課時,北京市解放後第一次高中有了英語課,以前所有人都是學俄語。我當時被分配學英語,回家告訴我母親,她馬上就說了兩句,我媽是護士,原來在教會辦的護校上學是要學英語的,那是30年代的事了,我覺得挺有意思。
我們女二中的老師各個都是高水平,教我們的龔彬若老師說的一口英國英語,記得她是梅龔彬先生的夫人,那時她年事已高,上樓很費力的樣子,我喜歡跟她學還當了英語課代表。不過那時的英語課本很革命,不乏萬歲之類的標語口號。
63年上大學,我當然還是學英文,因為加了專業詞匯覺得好難啊,班裏隻有幾個人學英語。文革了,停課了,再撿起來已經是70年代中中美建交後了,廣播裏開始教英語。我那時在內蒙工作,回北京時我就把我的英語書帶回了內蒙,當時我在縣苗圃做技術員。我發現中學學的都記得,大學學的基本忘了。我就在苗圃裏背單詞,記語法,反正沒人知道我在幹什麽。後來,一起分配的機械廠的小劉也來跟我學,就這樣堅持著。之前兩年我自己在學日語,還帶著鄰居孩子一起學。後來記得回北京後,和我大學班主任汪老師聊天,說起學外語,他說:學什麽日語 ?專心把英文練好吧。" 我聽了他的,沒白學。可惜我回國時他已經得肝癌去世了,沒能好好謝他。
80年,農科院科研處通知說要在河南鄭州果樹所辦半年的英語培訓班,但是想參加的都要先考一下 ,而且是不看出身,擇優錄取,這可是第一次啊,於是我也去報了名。我們所的副所長問我:"你會嗎?"我說:"試試吧!"結果考完試我考了全院第一,理所當然地,我接著去鄭州參加了英語學習班。所裏還有人有異議,說我剛調回來就去學習,便宜都讓我占了的意思。科研處陳老師向著我,她說:"院裏說的擇優錄取啊。"就讓我去了。
去之前,我姑朋友許姑姑給了我一本許國璋的語法書,我除了上課每天就在那裏扣語法,半年過去,自己對自己很滿意。
81年院裏有信息說要開始派人出國,不但要考英語,還要考植物生理。我可是文革中畢業,基礎課都學完了就開始文化大革命了,雖說後來複課鬧革命,也都是專業課,修剪果樹等等,根本沒學植物生理,我找了本書就啃起來了。那時候也鬆,我就有時間學。我們全院一共33個所,研究人員10000多人,我不知道多少人考,最後成績下來,我是第七名,植物生理考了57分。
教育部那年開始跟世界銀行貸款,往各國派人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都是兩年期限。我心想這錢什麽時候能還上啊?當時鄧小平是下了決心了,要培養人才。現在看看我是替古人擔憂。
過了年,農業部給了我們院6個名額出國,我是第七名,想想沒戲,誰知道考第一名的我們英語班班長出了事。他們研究所咬住她有作風問題,不讓她去,要我說就是嫉妒。我們都和她很好,替她惋惜,不過她去不了,我就成了第六名,可以出國了。
然後,我們開始聯係導師,我是研究保護地栽培的,就是溫室,大棚栽培。最後聯係了加拿大圭爾夫大學園藝係的Dr.Tissen,一個溫室專家,他也同意了。同時我們又被送到西安外語學院學習半年英語,主要練習口語,教我們的是一位澳大利亞的女老師,大家都很認真地學,學員都是各個部委的,中科院的。我們算是放開了,工作了10幾年,回到學校,除了念書,就是唱歌,打打籃球,看看古跡,愉快的六個月一晃就過,然後是,辦手續,政審,置備服裝,各種零碎事情,最後在國際關係學院出國前培訓三天,一切就緒。
這政審的事挺湊巧,人事處去我哥哥,嫂子的學校調查,我嫂子那時候入黨了,人家都是嚴格審查了,她們回來沒說別的,跟我說:"你爸爸要是不離開(延安),早就是大官了,資格可老呢。"我心裏想,還能活著就不錯。
我是1983年1月17日,我生日那天從北京飛到渥太華的,到大使館報了到,開始了第一次的訪問學者生涯。
My mother used to be a teacher at 女二中(later called Fan Xiu Lu Middle School) and she used to teach Russian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