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騙子，你撒謊！”“中國很強大，我們很驕傲”。十幾年來，從事“天安門民主運動”研究和曆史教學的何曉清(Rowena Xiaoqing He)教授經常會受到類似這樣來自中國大陸的“愛國者”攻擊，指責她的研究和課程。
2010年，何曉清首次在哈佛大學本科新生中開設“天安門運動曆史與記憶”這門課程。這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專門以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其對後89中國影響為內容的課程。何曉清連續三年獲得哈佛大學傑出教學證書。2015年，何曉清受聘於佛蒙特州聖邁克爾學院(St. Michael's College)後，繼續開設這門課程。
在這堂課上，何曉清帶領學生討論學術文獻，查閱當年的原始資料，翻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28箱“天安門檔案”，邀請親曆者到課堂上講述他們的經曆。每一年學期結束後，她會與學生組織一場公開研討會，用學術論文和各種藝術形式來展示自己所學和紀念天安門運動。學生的論文和藝術表演不僅讓這堂課聞名於哈佛校園內，也吸引了社會的目光。《Harvard Magazine》、《Harvard Crimson》和《Harvard Gazette》等校園主要刊物都介紹過這門課，哈佛大學的“新生課程目錄”連續兩年用了六四課程的照片作為封麵。何曉清的課堂和研究成為海外六四研究的一個中心，得到了許多海外學者與媒體的支持和讚譽，但同時也讓何曉清成為海外”愛國”青年的攻擊對象。
與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研究相關，這種“愛國主義”也是她的對象。四月，作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的何曉清，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舉行講座，主題是”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探討後八九中國社會的曆史休眠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如何影響年輕一代，特別是海外留學生的價值和身份認同。
何曉清70年代初出生於廣東，並在那裏長大，2002年和2008年分別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2008到2010年她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政治學教授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曆史學家穀梅(Merle Goldman)，之後在哈佛大學連續5年教授六四課程。2014年出版《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現正專注於完成關於後八九中國學生民族主義的根源和發展的書稿。
在“六四”27周年之際，何曉清通過電話和郵件接受了采訪，采訪中她談到了哈佛圖書館裏被塵封的六四檔案，上課的大陸學生首次了解六四的反應與變化，以及八九後民族主義的發展。采訪經過刪減和編輯，分兩部分刊載。以下為上半部分。
問：過去十多年，你一直在做天安門運動的研究與教學，為什麽會有這樣的選擇？
答：在我們舉辦的“六四”25周年研討會上，一位當年駐北京的美國記者說：“我們都是‘89級’”(Class of ‘89)。不管今天中國經濟如何強大，我們都記得1989年有那麽一個夜晚。”那天幾位外媒記者和學生分享了當年的經曆，在提到六三晚上時都非常嚴謹地說出他們所在的具體位置、時間和見聞。一群外國記者，20多年以旁觀者的身份見證了中國的1989年，如今說起那個中國人的春天尚且如此動情。那一刻讓你覺得六四情節是普世的，八九精神是普世的，人類對自由的渴望對真相的追求對公義的堅持是沒有國界的，六四鎮壓突破了人性的共同底線。
我在書裏也提到，我們這一代人是在理想主義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當年大家走上街頭，不是因為仇恨，不是因為絕望，而是因為愛，因為希望，甚至因為對當局的信任。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曆史責任感、對體製內改良的信心，一夜之間卻要麵對血淋淋的鎮壓。六四至今是一個無法公開討論的話題，是一個禁區。我們與中國社會一起，帶著這個從來沒有被治愈的傷口，走到今天。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人類與強權的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六四是一個分水嶺，是後來中國社會主要問題，包括犬儒主義、民族主義、物質主義的根源。不了解1989年的春夏，就無法了解今天的中國。
問：哈佛的六四課程是怎麽開始的？
答：哈佛有一個“新生課程”(Freshman Seminar Program)，可以遞開課申請，評審委員由各係的教授組成。我草擬了一個課程安排，包括每周的閱讀主題和內容，還有曆史背景。我當時覺得課程不應該隻是一門曆史課，對於這麽一個錯綜複雜的題目，應該從跨學科的角度來探討，包括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和文學等其他學科的文獻和資料；課的內容也不隻是覆蓋89年：天安門運動的背景並不始於1989年，也沒有結束於1989年，六四隻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後天安門時代的社會政治與八九年的事件密不可分。
所以我的課程設計是333製：八九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背景占1/3，內容包括傷痕文學、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經濟改革和反官倒、反精神汙染反自由化運動、紀錄片《河殤》等；89年的曆史占1/3，包括四一五胡耀邦去世，各地學生遊行、絕食、六四鎮壓、通緝、逃亡、清算、黃雀行動等；有一周全是官方關於“動亂”的說法，包括《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李鵬五一九講話、鄧小平在鎮壓後對戒嚴部隊的講話、陳希同的平暴報告等內容。最後1/3的內容是從八九的中國，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沉默和犬儒、天安門母親的抗爭以及官方與非官方話語裏的記憶和解讀、天安們與東歐變革的關係等。
因為這門課程是為哈佛一年級新生開設的，有同事建議用一個比較吸引年輕人的題目——有目標的反叛(Rebels with a Cause)，靈感來自於電影《Rebel without a Cause》。我覺得很好，就采用了“有目標的反叛：天安門運動的曆史與記憶”這個題目。後來就接到通知說委員會通過了這門課。
問：教這門課的最大挑戰是什麽？
答：因為政府的刻意掩蓋，在過去20多年，八九這段曆史變得模糊不清。一邊是曆史學家、學者、參與者、幸存者和受難家屬的版本；另一邊是掌握話語權中國官方打造的版本。不過，我在教學過程中明顯感到對六四的爭論不隻是事實之爭，更重要的是價值之爭。前者相對來說比較直截了當，麵對那麽多證物證人，事實是難以掩蓋。但是，因為後八九政權為軍事鎮壓的正當性的種種辯護，讓很多新一代年輕人認同歪理、失去常識，那種為了經濟發展、國家強大可以犧牲人的生命的說法，在大部分美國長大的孩子眼裏是不可思議的，而在很多國人那裏卻變得理所當然。
問：你怎麽麵對這些挑戰？
答：擺事實。我常和學生說，六四就像一個拚圖，我們要一塊一塊的把事實拚起來，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曆史畫麵，要做到這點，就必須有知情權、自由的討論空間。這些，在美國課堂上都提供了。另外，不論是我教書還是跟學生談論論文，我強調嚴謹：一定要做到每個細節都有根有據。例如，有爭議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打死一個人，因此沒有“天安門屠殺”，一位同學就翻譯和分析丁子霖老師的《尋訪六四死難者名單》裏麵關於一名在天安門旗杆下被殺害的遇難者的那一章，讓曆史事實說話。當然，我們在課堂上也討論到用天安門廣場的死難人數來否定“天安門屠殺”是不夠充分的，因為正如“八九天安門運動”不隻是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一場覆蓋全國各大城市的運動。同樣，“天安門屠殺”並不隻是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還包括發生在北京街頭的屠殺。我們常用的兩張地圖：一張是死難者遇難地點的地圖，另外一張是死難者屍體發現地點的地圖，都很能說明問題。
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六四檔案，收藏著28箱實物和資料，包括當年國內的報紙雜誌，還有不同省份遊行的照片、校園的大字報。第一次帶學生去看檔案的時候，那真是叫塵封啊，曆史被塵封，箱子也被塵封，那些箱子大概20多年都沒有人打開過，全是灰塵。在打開血衣的箱子之前，我問孩子們是否願意自己打開。他們用敬畏的眼神看了一下箱子，轉而用孩子般的目光看著我，集體沉默。從我打開箱子，打開第一個塑料袋、第二個塑料袋，拿出血衣，直到我翻譯邊上的字條——血是屬於一位在木樨地倒下他們的一位王姓北大研究生旁邊重傷的同學，平日一秒鍾都不願安靜的他們一直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才有學生低聲問我：他還活著嗎？我說我不知道，不過我相信把血衣送出國外的人當時一定是冒了很大的危險，希望有一天有人會珍視這些證物，讓世界記住這段曆史，讓中國人的血不會白流。
有一個學期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請我去教這門課，我也帶學生到哈佛看天安門檔案，班上有幾位中國同學。我讓她們給美國同學翻譯那張血衣字條。那副畫麵在我腦海裏是一個定格：一群女孩子，來自世界各地，活潑聰慧，又那麽地富有人文價值普世情懷。在她們身上，你會看到，八九年的訴求，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空間，要是得到實現，是可以這般美麗。
天安門檔案裏麵有好幾箱照片，其中坦克壓人的係列照片是放在一起的，我可以預先提醒學生，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因為好幾回有學生看完照片感到不適。不過有些照片是不同時期混合放在同一本影集的。有一次一位平日很認真細心的一個學生看著看著就丟下照片走了，我對他當時的反應有點不解。後來他在期末論文中他特意了表達那天的心情。他說一開始看到學生們遊行的照片都是充滿希望的，後來一下子看到了鎮壓的照片，一個學生的臉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了，他受不了。他說當年他們和我們一樣年輕。當孩子們看到這些實物的時候，不是一兩句我們要經濟發展所以要鎮壓就可以打發的。
（明天請繼續關注《紐約時報》係列報道“在美國上六四課，中國學生心態各異”）
最了解中國的不生活在中國。
成侯敗寇。位置不同了，自然話也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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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事件本身，就這句話：“為了經濟發展、國家強大可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什麽難以理解？做任何事都會有“犧牲”，做大事，當然會有大的“犧牲”。小孩們不理解，是因為他們沒有見過“犧牲”，或者不理解為什麽隻有“犧牲”才能換來成功。但是為什麽大人也不理解？
在大部分美國長大的孩子眼裏是不可思議的，而在很多國人那裏卻變得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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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本人不讚同軍事鎮壓，但是這個事如果不放在當時的曆史場景，確實很難理解，而且讓曆史文化背景絕然不同的美國孩子來理解，那就更加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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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如此。然而理想，希望，熱血，愛和信任麵對的是刺刀，槍彈和坦克。說句題外話，在巴黎恐襲後，當我聽見以“愛和鮮花”來對抗自殺式炸彈時，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