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花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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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獨立出品【曆史上的今天】
文 |趙傑
辛德勒救出1100個猶太人，森德勒救出2500名猶太兒童。5月12日，森德勒去世八周年，臨終前她說“我從未將自己看成英雄……相反我總是受到良心的譴責，也許我可以救更多的人”。戰後她隱姓埋名，1999年被四個小學生從資料中發現，此時距《辛德勒名單》熱映已過六年。
又逢5月12日。波蘭華沙波瓦茲基墓園（Powazki Cemetery）一方小小的黑色墓碑頂上，金色的十字架很亮。墓碑前方擺滿了各色鮮花和彩色的花瓶，以示追思。
墓碑上主人的名字是伊琳娜·森德勒（Irena Sendler）。八年前的今天，時年98歲的森德勒在波蘭安靜走完了堪稱波瀾壯闊的一生。這位老人去世前兩年剛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因為在“二戰”期間成功從納粹手中救出2500名猶太孩子。
森德勒在臨終前說的一段話讓無數人動容：“我從未將自己看成英雄，那些被救出來的猶太孩子，已經證明了我在世上的價值，但這並不是我個人得榮耀的理由。相反，我總是受到良心的譴責，我做得並不夠，也許我可以救更多的人，這一遺憾將伴隨我直到死去。”
“幫助別人應是你每天發自內心的需要”
1910年2月15日，伊琳娜·森德勒出生於距離波蘭首都華沙約15英裏的西南小鎮奧特沃克，父母都是當地“善良的天主教徒，崇尚對生命的尊重”。
父親斯坦尼斯羅是所在小鎮上唯一的醫生，一生盡心救治病人，尤其是願意救助窮人。母親是個溫婉善良的家庭主婦，常常在縫紉機上為女兒裁剪衣服，陪她談心和禱告。“從小父母就教育我，對人的尊重和愛應該超越任何種族和社會地位。”森德勒在一封信中回憶說。
上世紀初的奧特沃克，斑疹傷寒一度流行，當時落後的醫療手段對此尚無能為力，因此許多家庭開始逃離。但是父親不肯撤退，四處奔波照顧病人，終於有一天自己染上斑疹傷寒臥床不起。
“他躺在樓下，虛弱得奄奄一息，”森德勒在信中回憶說，為避免被傳染，父親不許她下樓，也不許家人靠近。有一天，他輕輕地呼喚女兒的名字，“要我站到樓上的欄杆前。”
隨後，斯坦尼斯羅對自己唯一的女兒說出來影響她一生的遺言：“父親看著我說，‘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即使你不會遊泳，也應該想盡一切辦法努力去救他。幫助別人應該是你每天發自內心的需要。’”不久之後，這位年輕的父親去世。那是1917年2月，距離森德勒的7歲生日隻有數日之遙。
父親死後，猶太社區領袖們曾找到森德勒的母親，希望幫她支付女兒受教育的費用，但是這位一心替別人考慮的母親婉拒了。失去父親的森德勒平靜地渡過了小學和中學歲月，後來進入華沙大學攻讀波蘭文學。
她極力反對“二戰”前波蘭一些大學推行的“猶太分離製度”（1930年代波蘭推行的一種歧視猶太裔學生的教育製度），總是和她的猶太同學坐在一起。當他們受到攻擊，她為他們辯護。一天，她看到一個猶太女生被人抓住頭發，在樓梯從一層樓拖到下一層，憤怒和羞恥使她撕毀了區分自己與猶太學生的等級證。公開抗議的結果是，她被華沙大學延緩三年畢業。
1931年，森德勒結婚，但是他們在二戰結束兩年後離婚。隨後，她與曾是大學同學的猶太裔朋友斯蒂芬再婚，生下賈妮娜、安傑伊和亞當三個孩子，安傑伊不幸在嬰兒期夭折，亞當於1999年死於心力衰竭。
藏在瓶中的生命
大學畢業後的森德勒，沒有從事和專業有關的工作，而是受父親影響，在華沙成為一名護士和社會工作者。
1939年，納粹占領波蘭，開始大肆搜捕猶太人。很快，就有45萬名猶太人被投進集中營，在那裏要麽被集體槍決，要麽被餓死。由於職業原因，森德勒親眼見到了猶太人的慘狀，內心受到極大震撼，她決定做些什麽。
有一天，再次看到街上滿載猶太人的納粹卡車疾馳而過的她，回到家中忍不住啜泣。正在做針線活的母親走過去，問她怎麽了。當她回答說自己要從納粹手下解救猶太人的想法時，一向本分的母親還是被嚇住了，她本能地希望阻止女兒這樣做，但是森德勒一字一句說出了父親臨終前的遺言。母親的眼淚奪眶而出，走到她身後緊緊地抱住她，從此成為她的堅強後盾。
說幹就幹。當天，森德勒就向幾名同事發出了邀請，希望大家一道來發起營救工作。不料，這個想法遭到了一名同事的大聲抗議，她以家庭需要保護為由離開了這個小組。但是，其他幾名同事都站在了森德勒一邊。就這樣，她們成立了一個地下組織。森德勒同時還擔任波蘭救助猶太人委員會下屬“營救兒童部”部長。這個組織最多的時候成員有30名。
森德勒著手開展的第一項具體工作，就是查清華沙市內的所有衛生防疫機構。當時德國人擔心猶太集中營裏會有斑疹傷害大麵積傳播，所以特別允許波蘭人參與直接管理。這給了森德勒和同伴們進入的機會。她們每天在集中營進出無數次，很快就和許多猶太家庭建立了聯係。森德勒主動向這些家庭建議，先把他們的孩子帶出集中營，但是也坦言自己沒有十足的成功把握。
“即便能夠帶出去，你能保證我們的孩子活下去嗎？”有家長反問。另外，猶太人最關心的問題不止於此，他們更擔心孩子們改變信仰。因為當時每個走在街上的孩子隨時可能被盤問是否會“主禱文”，納粹判斷一個人是否猶太人的依據之一就是信仰和禱告。
森德勒沒有退縮，一再和幾個具有影響力的拉比代表溝通。在這個過程中，大家眼睜睜看著一批批家庭又被塞進卡車，駛向死亡之地。最終，他們終於認同“保證孩子們活下去是重中之重”，答應把孩子們交給這個無數次為猶太人痛哭流淚的波蘭女孩。
營救工作是冒著生命危險的。開始，她把一些孩子說成是斑疹傷寒患者，用救護車運走。接下來，為了把更多孩子運出去，她動用了一切可用的東西：垃圾袋、工具箱、商品包裝箱、裝土豆的袋子、棺材，等等，凡是能用的都用上了。
社會救濟局在華沙有10個分局，森德勒在每個分局都至少爭取到一個願意幫助她的人。波蘭的一個進步地下組織也注意到她，開始向她提供經費和支持，協助她救出這些孩子。在這些人的幫助下，森德勒和同伴一起製作了上千份假證件、假簽字，作為被救猶太兒童的臨時身份證。隨後她再把這些持假身份證的孩子送到各地的修道院、孤兒院，或者送給一些家庭寄養。
為了保住這些被救出來的孩子，她讓孩子們把新名字在心裏默念上百遍，一遍又一遍教孩子們背誦《聖經》中耶穌教導門徒的“主禱文”，並且帶領他們做睡前禱告：“親愛的主，現在我要上床睡覺，求主保守我的靈魂，如果我在醒來之前死去，求主接納我的靈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她和母親與救出來暫住家中的孩子們一起掰餅、飲杯。
營救期間，森德勒軟弱的時候常常走進教堂和神父溝通，尋求支持並一起禱告。教會是給她最多精神支持和實際幫助的地方，“我最可信賴的是我在教堂的那些姊妹們”，她後來回憶說。
那段日子，她深切地盼望著戰爭盡快過去。她不僅想讓這些孩子活著，還想讓這些孩子有朝一日恢複自己的真實姓名，了解自己的身份，甚至可以回到親人身邊。於是，她把每一個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都記在小紙片上，塞進罐頭瓶，然後埋在了鄰居家的一棵蘋果樹下，就這樣，她不為人知地保存了被她拯救的2500名猶太兒童的資料。許多年後，這成了記錄她營救經曆的書《藏在瓶中的生命》（Life in a jar）的標題由來。
不幸的是，納粹不久後就察覺了森德勒的行為。1943年10月20日，她被蓋世太保逮捕，關進監獄，受到無數次嚴刑拷打，甚至腳骨和腿骨都被打斷。蓋世太保一遍又一遍要她說出同謀和被救兒童的名字，但是，自始至終，她沒有說出任何一個名字，反而對同監室的人說：“我現在是一個士兵，士兵就必須戰鬥！”。
最後，森德勒被處以死刑。不過，這項宣判並未真正執行。波蘭地下組織買通了士兵，在通往刑場的路上，押解她的士兵放走了她。在官方記錄上，她已被處死。
默默無聞54年，低調謙遜
從此，森德勒消失了。但實際上，她一直在用假名字約蘭塔（Jolanta）繼續工作。《今日美國》的一篇報道如此描述她：“許多年來，一頭白發、溫柔而又勇敢的伊琳娜·森德勒，在華沙的公寓內，默默無聞地過著低調謙遜的生活。”
戰後的1948-1949年間，森德勒曾經被共產黨秘密警察監禁。被釋放後，她挖出埋藏在地下的材料，以便找到領養這2500名兒童的家庭。絕大多數孩子的父母都死在了集中營，但孩子及其親戚們分散在歐洲各地。她想方設法讓他們和親人團聚。
戰後的波蘭政府實施對反法西斯人士的壓製政策，同時對包括森德勒在內眾多在二戰中表現英勇的波蘭人予以封殺。直到1965年，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向那些在戰爭中幫助過猶太人的“國際義士”頒發獎章，森德勒這個名字才開始浮出水麵。大屠殺紀念館的名字Yad Vashem來源於《聖經》：“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紀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有紀念、有名號”的希伯來語原文發音為yad va-shem。
其實，1967年，大屠殺紀念館的人員曾經模糊地認出過森德勒，但並未證實。直到1983年，人們以她的名字在紀念館旁邊種了一棵紀念樹，名為“Irena Sendler樹”。
世人對森德勒知之甚少，森德勒從不向周圍人提起自己的過去。隨著戰爭陰霾漸行漸遠，她一如既往默默無聞地做些社會工作。直至偶然的一天，美國4名學生的一番調查，才打破沉寂，將一個完整的“女辛德勒”展現在世人麵前。
那是1999年秋季，森德勒已經隱姓埋名54年，同題材電影《辛德勒名單》熱映已過六年。彼時，美國堪薩斯州一所鄉鎮中學裏，諾姆輔導他的學生為參加“美國曆史紀念日”競賽活動選課題。“你們要選擇那些能夠改變他人，甚至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曆史人物。”他鼓勵學生走出課堂，走進社區，走進家庭，去尋找那些值得尊敬的曆史人物。
梅根·斯蒂伍德和另外3名九年級的女生，接受了諾姆的建議，決定組成一個團隊去開發一個有意義的選題。諾姆隨手遞給她們一本1994年3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其中一篇文章裏有一句話提到：“另一位辛德勒——伊琳娜·森德勒於1942-1943年期間從華沙的猶太人集中營救出2500名孩子。”他提醒孩子們，不要全信這篇文章，也有可能存在印刷錯誤，比如在250之後多加了一個零，因為畢竟辛德勒才救了1100個猶太人，而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女人的故事。
於是，4名女生開始尋找資料。網上搜索森德勒的名字隻有兩個詞條，全部來自同一網站：猶太正義基金會，發郵件詢問對方，回複確認數字無誤，但卻再沒有其他任何相關信息。接下來幾個月，她們利用放學和周末時間，跑到檔案館和圖書館查找二戰的各種資料，甚至查看了二戰紀念碑的所有名單，希望找到森德勒最後的安息地，卻依舊一無所獲。
最終，2000年，猶太正義基金會傳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森德勒還活著！住在華沙，已90歲高齡。當時，這位年邁的老人住在華沙的一家養老院，坐在輪椅上，行動十分不便。這個消息讓學生們興奮異常，她們決定要大力宣揚這個故事，於是通過廣播報紙，尋找那些在戰爭中被森德勒救出的幸存者。很快，森德勒的故事逐漸傳播開來，許多幸存者聚集在一起，回憶這位老人當年的義舉。
許多當年被救的孩子給她打來電話：“我還記得你的模樣，我是這些孩子中的一個。多虧了你，我們才能活到今天，我想來看望你。”森德勒回憶說：“有一個畫家打電話給我說，‘我記得你的麵容，正是你把我帶出了集中營。’我收到了許多類似這樣的電話！”她為這些孩子們感恩。
另外，通過多方支持，這四名女生還排練了一出話劇，名字叫做《藏在瓶子裏的生命》。她們到各地的教堂巡回演出，從小鎮演到州府，從堪薩斯演到紐約，從紐約演到加拿大。她們把演出所得的收入放進一個瓶子裏，作為資助森德勒以及當年救助人員的經費。姑娘們夢想著有一天能夠去華沙演給森德勒看，並且親手把這些經費交到她手中。
有一天，一位猶太商人被這出話劇深深打動，決定資助姑娘們到華沙演出，並去看望森德勒。2001年5月22日，在諾姆帶領下，這4名女生及其部分家長啟程前往華沙。他們終於見到了當時91歲的森德勒，隻是後者健康狀態已欠佳。
“盡力組成傳播良善的鏈條吧”
森德勒見到大家也激動異常。她說：“我無法表達我的激動。我很高興，但是又覺得有些愧疚。因為當年與我共同奮戰的同伴都已去世，而所有的榮譽都歸在我的頭上。我無法用語言表達對你們的感謝，你們讓我的祖國和全世界的人民了解到當年那些勇敢的人，你們將我50多年前的工作傳承下去，你們真是我最敬愛的人！我播下的不是糧食的種子，而是良善的種子。盡力組成傳播良善的鏈條吧，大家都來嗬護它，讓良善的事越做越多。”
隨著森德勒的故事浮出水麵，世界各地的媒體紛至遝來。大家發現，其實，進入老年的森德勒也從未停止過為正義發聲，1967年，在阿以戰爭期間，她公開宣稱支持以色列，並因此被強迫提前退休。
此前，她以約蘭塔的名字做過老師，還擔任過幾所華沙醫學院的副院長，並曾在教育和衛生部工作過。其間活躍在許多不同的社會工作領域：幫助籌建了一些專門收養孤兒的機構和關注孩子、家庭和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中心。
這促使世界各地的許多機構開始以各種形式傳播這位老人的愛、良善和勇敢。2002年，美國堪薩斯州決定將每年的10月20日定為森德勒紀念日，這是當年她被納粹逮捕的日子；次年4月，紀念森德勒的個人網站建成（www.irenasend-lar.org），隨後另外一個旨在為世界各地貧苦孩子提供幫助的網站LIJ“LIFE IN A JAR”成立，該網站由堪薩斯州的幾名女學生、為他們提供資助的猶太商人以及相關人士組成，旨在“修補這個世界”（Repair the world）。
今年32歲，身為LIJ誌願者的梅根說：“我真的希望竭盡所能了解她的工作，並從中汲取經驗。如今能夠參與到這份事工中，我感覺就像是上帝親自帶領我成為這個偉大團隊的一份子。”
2003年，教宗保羅二世親自寫信給她，讚揚她在二戰期間的卓絕努力。2004年8月，波蘭總統和夫人一道登門拜訪了時年94歲的森德勒。三個月後，她的個人傳記在波蘭出版，引起巨大反響，亞馬遜網站上本書下方的近百條留言中，世界各地的讀者認為這個關乎“愛、良善和勇敢”的故事足以改變自己的命運，許多人慨歎“它應該更早出現”。
2007年1月，森德勒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同年3月，波蘭政府授予她“國家女英雄”稱號。大約一年後的5月12日，森德勒去世，以天主教的儀式葬於華沙公墓。媒體以“萬人空巷，盛況空前”來形容這位老人的追思禮拜。
2009年4月，根據森德勒的故事拍成的電影《勇敢的護士》（Brave Nurse）上映。電影末尾，導演哈裏森特意錄下了森德勒生前的影像資料，這位白發老人在鏡頭前平靜地說：“我們必須為了美好的事物而戰鬥，我們一定會勝利。我堅信，良善一定會獲勝，隻要我還活著，隻要我還有力氣，我會說一切美善的都是最好的，它包含了愛、寬容、謙卑，就是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