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心之寧然，萬金所難易——記文革前後的江小燕女士

深心之寧然，萬金所難易——記文革前後的江小燕女士

共識網 | 作者:喻書琴 | 2015-10-23

 　　一

 

　　在死去的林昭被越來越多的人紀念之時，我想紀念一個叫江小燕的，還活著的女子。

 

　　同樣在一個黑白顛倒的年代中堅持自己的信仰並遭到迫害。

 

　　同樣一個年輕單純的生命。

 

　　同樣是基督徒。

 

　　1958年，她十九歲，係上海市一女中高中畢業生。門門功課優秀，步入大學校門應不成問題。可惜正值反右後期，學校為了定俄語女教師柴慧敏為右派分子，就想利用其最接近的學生的檢舉來打倒她。打聽到小燕學習成績好，頗得柴老師喜歡，師生倆也常常促膝談心。於是，學校是授意小燕以書麵文字材料“幫助她，拯救之”。

 

　　小燕回憶道：“我不懂政治，但畢竟已十九歲，當然明白被劃成右派分子決不是好事。於是一心一意想‘救’這教師。故而，非但沒有交上學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為柴慧敏說話，為她辯護。因為我自小便是個小基督徒。《聖經》上告訴我們：‘不可作假見證。’我怎麽能在文字上誣告她!這是犯罪!然而並不因為我的辯護，學校就放過她了。她依然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樓自盡!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並未參與她的‘被死’;但是，惡運立即臨到我頭上。我被罰站在同學麵前，由同學一個一個地來批判我。這麽一個批判會開過後，馬上上綱上線，被定為這樣一個人：因為尚未中學畢業，故隻算未走上社會，還是學生，特別寬大，算我為右傾分子。在我高中畢業的畢業鑒定會上有如下判定：‘立場不穩，思想右傾’，還加上一個政治品德‘差’等。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單位肯收我這麽一個在政治運動中表現為‘差’等的學生?所以，我無法參加工作。又有哪個大學肯錄取我為學生?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大學裏，我準是右派無疑，因為大學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會’了。也就是說，我離開七月份高中畢業還有兩個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斷了，沒有一個地方的門為我開著!如此，我隻能在家，窘迫困頓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四歲，才真正走上社會，有了工作。”

 

　　1967年，她29歲，在家待業，獲悉了著名翻譯家傅雷在連日遭受“造反派”的批鬥之後，與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蘇路寓所的鋼窗上自縊身亡的噩耗，內心很不安。她與傅家毫無瓜葛，但從小喜歡讀傅雷的譯作，從書中認識了這位大翻譯家。她也喜歡彈鋼琴，看過傅聰的演出。當她從傅家保姆周菊娣那裏得知，凡自殺身亡的“黑五類”，一律不準留屍骨，就毅然決定獨自開展營救行動。同樣因為《聖經》上說：“神宣召我們，本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

 

　　她瞞過父母，冒險來到了寄存骨灰的萬國殯儀館。那裏的工作人員被這個從天而降的傅雷“幹女兒”一臉憂戚的淚水打動，答應把骨灰交給她。可等到一堆鱗片樣的屍骨端到她麵前時，她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錢為傅雷夫婦買一個骨灰盒。於是從殯儀館的登記簿上，她查到了傅聰舅舅家的地址，在其幫助下，她買了一個大塑料袋，將傅雷夫婦的骨灰裝好，並以“怒安”為名，寄存於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舉哀安頓就緒後，她回到家中，提筆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求告信。因當時有幾個她交往過的朋友都走上這自殺的絕路，她希望總理管管這種局麵，也希望能昭雪英魂。但她沒有想到，寫給周恩來總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鳴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

 

　　當時，江小燕被抓到正泰橡膠廠的民兵營內。多年後她回憶道：“如果當時來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樂學院的師生，把我關在音樂學院某一間房內‘審訊’，或者由其他文化單位來抓我，那麽，極可能我今天已不存在了。因為這種單位的人會從思想及意識上一層層剝我的根。無論我怎麽表現得單純、是一個年輕的書呆子，都無法逃過他們尖銳的政治上的攻擊。我一張口，萬萬敵不過一群有文化、有頭腦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親身經曆說一句話：工人階級的的確確是淳厚善良的。”

  

　　審訊者問：“傅雷是現行反革命，你知道嗎?”

 

　　江小燕回答：“我看好像不太像，雖然我從沒見過傅雷。不過我小時候一直看《新少年報》，其他書什麽的，書上說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陽鏡，鴨舌帽，在井水裏下毒，往大機器裏放炸藥，搞破壞，傅雷做過這種事嗎?”

 

　　見審訊者一時語塞，江小燕也反問他們：“替人家收骨灰、落葬，這總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她之所以突出“缺德”兩字，是努力從這方麵來打動他們的心，盡量離“政治”遠一點。她還舉出自己的父親在教會幫助下曾為五個無能力的鄰居包辦喪事。她舉出這些事實，無非說明一點：“我出生這樣一個家庭裏，受到家庭的影響。故為別人收取骨灰，這種舉動是不足為怪的，談不上政治目的。”

 

　　在一整天的審訊將近尾聲之時，終於逐漸看到了審訊者較為緩和的臉色以及平和的語調。但那個主要審訊者的臉色刹那間變得極其凶狠，雙眼露出一種極冷峻、極銳利的表情，一動不動直視著她。江小燕想，我也以我的雙目直視他的雙目：“你看我像個犯罪的人嗎?”

 

　　就這樣四目相對，江小燕的氣勢壓倒了那主要審訊者，後來那人竟向她說：“你這個人啊!真是又簡單又複雜，你很義氣……比我們講禮貌。”

 

　　最後的審訊結果自然是不了了之，當天她就獲釋回家了。但陰影也並未散去……

 

　　1972年，她34歲，父親去世，家中無人工作，生活窘困，裏弄隻能安排她到生產組工作，那頂“反革命”的惡名使她的青春灰暗，更使她與愛情無緣。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終於走出陰霾，卻已經39歲……

 

　　1985年，她46歲，居然去報考了上海第二教育學院中文係本科班，兩年後畢業，各科成績優異，終於圓了大學夢。後來，又直接從小集體所有製的生產組跨入全民製的學府——上海電視大學總部編輯室，任報紙副刊編輯。再後來，又被調入上海大學美術學院，但到退休前也沒評到高級職稱，隻是“助理研究員”。推算原因就是19歲為女教師辯護，29歲為傅雷收藏骨灰並給周總理寫信。

 

　　不過她不言悔：“我仍然說，並未後悔，因為一個人內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換不到的。再者，如果沒有十九歲那年為右派老師辯護，二十九歲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沒有膽量了吧! 十九歲之事，似乎是先鍛煉了一下。故，一個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複雜的決非簡單的。”“餘深心之寧然，淨然，此萬金所難易，則何悔之有?”

 

　　1997年10月，她58歲，傅雷次子傅敏來到上海，希望會晤未曾謀麵的她，她同意了。當傅敏剛要表示謝意時，她馬上謝絕了。她說：“並非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必須酬謝或以語言表意，處理某些事情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聽其自然。我需要什麽?其實我最需要的還是自尊。”出於禮貌，她隻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入場券，一場音樂會結束，她就默默地離去。傅家不忘她當年的正義之舉，總想找機會報答。她卻說：“我與傅家毫無關係!” 這些年她對於傅家的感謝之情，退避三舍，淡然處之; 認為：“我既然能在他們惡運覆頂之際為之申訴，當然也能對他們今天的家聲日隆視若無睹，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麵。”

 

　　二

 

　　我這裏倒不想過多歌頌江小燕的巾幗英雄形象，想說的反而是她作為普通人的一麵。

 

　　她一度被譽為英雄。有評論家這樣讚道：“反觀這場長達數十年的種族騷亂，隻有為數不多的人是沒有罪的。如果以棒殺傅雷為例，那麽就隻有一個人是行義的，那就是江小燕。某種程度上，她承擔了一個種族集體的罪惡。”

 

　　但她並不認為自己是英雄。當《書屋》的餘開偉先生撰文誇讚她時，她卻本著求真求實精神，一絲不苟地糾正文人式抒情寫作的錯誤細節，絕不肯美化聖化自己，反而坦言當時挨批受鬥的驚慌，以及事後擔驚受怕的軟弱，她非常誠實的說到出監獄後自己的焦慮與害怕：

 

　　“審訊將結束，我有可能回家了。雖然曾向他們要求過，不要把這件事告訴我所在裏弄和派出所(這樣，我也完了); 但回家後，以後隻要一聽到汽車喇叭聲(我家樓窗下，是條大弄堂，可容各種汽車經過)，我的心便狂跳，因為抓我時，就是坐著汽車離家的。或者，戶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會整夜睡不著，擔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幾年過去後，心理上的壓力實在太大，時不時心跳突然加快。最後，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廠去，找當時主要審訊我的人，告訴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終日，這樣下去，我怕自己精神會垮的。那人看到我如此的後怕勁，便說：“我答應過你，不向你裏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但隨著當時曆史的變遷，工宣隊又掌權，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當時運動內容不同，我又擔心，管我這件事的人會不會下台，那家廠會不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間接影響到我以後的命運……總之，從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報上為傅雷平反，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極度緊張的情況下度過的。”

 

　　從上可以看出，她和我們一樣，一樣是會害怕，一樣容易受驚嚇，一樣也在乎鄉鄰眼光和社會輿論的平凡人。我們不要把她看作林昭式的英雄。

 

　　那麽是什麽讓她能夠一步步的堅持下去呢?是她所信靠的救主。

 

　　她說：“雖然我當時盡了一切努力為自己開脫以免受到更大的傷害，但真正能幫助、救我脫離這災難的，是我從小就信靠的神——耶穌基督。被抓的當夜，我當然意識到這是我生死大關，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在控製明日對我的審訊，使之遠離政治目的，隻傾向於我是個年輕的書呆子，藝術愛好者，頭腦簡單……求神給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證明我這個人。甚至在禱告中，腦海裏出現一個又一個場麵，一次又一次的對話，就像是按著劇本在逐步的排練著明日的審訊，當然，都是按著我私下的設計，我個的意願。

 

　　“感謝神，到了明日，審訊的主要方麵竟然的的確確就如我晚間設想的一樣!!!而我內心的平安鎮靜，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賜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對我的關押，最好不超過一整天(24小時)，因為時間長了，將地引起鄰居的懷疑，事情一旦落到裏弄幹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時左右，我由他們再”護送”回家，並答應不向我所在裏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懇求神都垂聽了。神洞察一個人的內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壞事。”

 

　　相信出獄後，也是神在陪伴江小燕度過一個又一個緊張的日子，祂擔當她的憂患，背負她的痛苦——也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若沒有對神的信靠，我們這些普通人豈有勇氣在那樣的時代，包括這樣的時代來堅持信仰呢?想想看，一個大齡女青年，沒結婚，沒有父親，母親還有一身的病，帶著“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樣的艱難?!

 

　　江小燕在《書屋》上發表的這篇《我為什麽收藏傅雷的骨灰?》說實在的，該文語言沒有什麽文采，敘述也不夠優美，樸實到了極點，但卻被周石先生選入二十世紀經典作品。在該文上，江小燕還借自己的經曆給餘開偉先生傳福音：

 

　　“今天，既然有這麽一次機會同您在文字上往來，我願真誠地希望您也信靠這一位又真又活、獨一無二、創造天地萬物的主。不妨細細查考《聖經》，現在有許多事實，許多報道都證明《聖經》所記載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尋求這位神，真心不易地認定，他是您個人靈魂的救主，必定會被您尋到，因為《聖經》上有言“……凡尋找的就被他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看看那變幻如雲的世事吧!若不能解決靈魂的歸屬問題，那麽，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財，都是空的!”

 

　　江小燕自己就是對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見證。有網友評論道：“‘莫道萍蹤隨逝水，永存俠影在心中’。好一個江小燕，如此大勇之舉在當時的意識形態下真是可歌可泣!”“平常之心，平常道來，純樸善良卻充滿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正氣，以及對一切權勢、名利和出風頭的不屑一顧。江小燕以九死不悔的氣概，領取傅雷遺骨灰的故事，動人心魄，感人至深，當愧殺多少文革期間的昂藏須眉，她提醒我們，來自民間的良心和公正，正是中華民族最可信賴的地火!”

 

　　是啊，我常常想，如果換了是我，生活在文革的時代，作為基督徒，當考驗來臨，逼迫來臨，患難來臨，我能夠有她這樣舍生取義的勇氣嗎?我還能堅持信、望、愛嗎?

 

　　據說，她的座右銘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處超然，群處藹然”。想有機會去上海看看這位老姊妹，老人家現在大約67歲了。

 

　　完稿於2006年

 

　　注：此文部分文字資料摘自葉永烈先生的《江小燕與傅雷一家》、狄馬先生的《傅雷之死》、江小燕女士的《我為什麽收藏傅雷的骨灰?》一並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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