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57)
2008 (93)
2009 (141)
2010 (135)
2011 (179)
2012 (132)
2013 (226)
2014 (606)
2015 (260)
2016 (131)
2017 (72)
2020 (101)
2021 (159)
2022 (157)
2025 (1)
yiyanshe
在這裏，讀懂中國
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結識許多畢業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們都在七十開外，不少人已為黃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馬克鬱。人走了，人情在，我與他的同學始終保持著聯係。
有人說：1949年後的北大中文係最有出息的一撥，是（一九）五五屆的學生。我的先生恰恰就畢業於1955年。他們這一班分別來自北大、清華和燕京。1949年後，大陸政權為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體係，從教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謂的院係調整。於是，他們一齊來到了北大。
在這個班裏，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沒出息。沒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徹底變成一個玩兒。玩法也別致：能把《離騷》從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戲，既演金玉奴，又扮趙高。婚後，我倆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廟，我第一次聽說“密宗”，啥也不懂，就一個勁兒追問講解員。他朝我使個眼色，意思是叫我“閉嘴”。回到“避暑山莊”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開講了。他講解的“密宗”，聽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沒出息，還表現在不能“與時俱進”的行為態度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如狂潮一般吞沒了整個社會，到處流傳著“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的民諺。北大校方也積極投入了商海，把學校漂亮的圍牆拆了開店鋪。我的先生得知後，氣得呼哧呼哧的，在電話裏學說：“聘請侯寶林為客座教授、推倒南牆開商鋪酒樓，是咱北大兩大恥辱。”為了解氣，他寫了好幾首打油詩。
我的先生就是這樣的沒出息，可見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樣人。程毅中，傅璿琮，白化文，李思敬，金開誠，劉世德，沈仁康，沈玉成，徐樞等，都是他的同學。職稱、職務均堪稱一流--學者，教授，作家，中華書局總編，商務印書館副總編，某民主黨派中央副主席，可說是個個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條件的。他們的先天條件來自1949年前。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較為全麵的傳統教育，像大學長程毅中先生四歲啟蒙，《四部叢刊》是一部一部讀完了的。他與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為四人宿舍寫了副楹聯。上聯是“四皓須眉輸我老”，下聯是“五陵裘馬看誰肥。”沒貼幾天就受到批評，楹聯取了下來，我先生忿忿地說：“乾脆改成‘學習政治，政治學習’吧！”
為什麽最沒出息的學生，能把《離騷》倒背如流，把個“密宗”說得津津有味呢？這就是名師的厲害了。係統地接受名師培養和指點，是他們成材的後天條件。講楚辭的是遊國恩先生，講語言學的是羅常培先生，開中國文學史課的是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和王瑤先生。現在北大文科學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爾．蓋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園裏的“雙清”，卻是無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畢業後就被吳宓推薦到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做陳寅恪的助教。工作期間的他，居然自學了梵文、天文學，不可思議吧！開中國語文概論的是魏建功先生。擔任五五屆學生的助教，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周祖謨、吳小如。因為老師講課的正題，講義上都寫得清清楚楚。於是，課堂上的“神聊”與“胡侃”，便成為學生聽課的主要內容。老師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從“聊”與“侃”中傾瀉出來的。北大提倡的獨立性和獨創性，在教授們身上有著鮮明又獨特的表現。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當時一篇最紅的文章，叫《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本最紅的書，叫《三千裏江山》。它們被官方定為範文，列入中學語文課本。清晨，我在家裏讀著課本，大聲背誦這些紅色名篇。父親聽了，皺著眉頭說：“不背《古文觀止》，背這些東西！”在北大中文係課堂，吳組緗教授對學生們說：“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學。”
老師有個性，學生也有特點，師生關係亦非同尋常。浦江清先生身體不好，早上起不來。學校把他的課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後兩節，即使這樣，浦先生也起不來。到了鍾點兒，見老師沒來，就由兩位同學到燕東園浦宅，伺候老師穿衣戴帽，再用一輛女自行車前推後擁，把老師載到課堂。浦江清會昆曲，講到元明戲曲一段，則喜吟唱。他授課認真，遲到的時間是一定要補上的。於是，到了下課的時候，他還在那＿堙妨岱r咿呀”的，沒完沒了。學生們早就惦記著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湯。誰個不急？怎地不慌？當時的課代表白化文，便謅出一詩打油：“教室樓前日影西，霖鈴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聲咽處，迴腸蕩氣腹中啼。”
明鏡出版的周紹昌《行行重行行》，記錄了劃右勞教的放逐生涯。
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也極其豐富。我的先生與周紹昌同係不同級，因為都來自天津，都愛唱京戲，後來又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便湊到了一塊兒，保持了一生的友誼。
這一屆學生是1949年後入學的，由於他們接受太多的傳統，由於他們出身大多非工非農亦非軍（指解放軍），由於他們崇尚學術而鄙視政治，由於他們不是中共一手培養長大的，有了這麽幾個“由於”，這些學生在紅色政權及其政工幹部的眼裏基本上都不屬於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就更不受“待見”了。這一點，充分表現在畢業分配工作和繼之而來的反右運動裏，比如成績極其優異的程毅中，畢業後分配到陝西省西安石油學校當一名語文教師。
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問。浦江清知道後，向係裏說“程毅中不用考了，從西安回來就是了。”但“教授說了算”的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沒兩年，教授的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黨政幹部和既是教授也是黨政幹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北大中文係劃右的師生比曆史係的要多許多，為什麽？曆史係的翦伯讚和中文係的楊晦同為中共黨員，同為係主任，但在劃右問題的態度與掌握上卻十分不同。這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當然，到了更高一級的領導，江隆基與陸平在劃右的態度與掌握上，也是有著十分的不同。三十多年後，楊晦先生去世，在校方準備追悼會之際，在中文係學友當中竟傳遞著一張條子，上寫：“誰也不準去。”何以如此絕情寡義於老師？因為當年的老師曾寡義絕情於學生。真可謂一報還一報。
五十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幻無常與激烈殘酷，使學生們也有著不同的政治傾向，差異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做到了某民主黨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擁護戒嚴部隊。我的先生在《光明日報》上讀到他的表態擁護戒嚴的文章，氣得在家中破口大駡，並告訴我當年其人在北大作學生時就屬於“狗黨”。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黨不派，隻想做一生的學問，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趕時髦，文化上的時髦不趕，政治上的時髦就更不屑了。他們也追懷昔日時光，但不像我去寫什麽惹禍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們頂多寫兩句詩，詩句褪盡火氣，詠歎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邊小聚，說的也都是學問。他們真的對現實沒有一點看法嗎？功底紮實，治學嚴謹的他們，回想起大半輩子充滿失落和挫折的經曆，內心無不充塞著難以言說的慨歎與傷感。同一個人生，可以有多少種過法，可誰也沒有想到人生過成這個樣子：小心翼翼，碌碌無為，還有畏縮恐懼。早知如此，自己幹嘛考北大、讀清華、上燕大呢？這畢竟不是“不給乾飯，咱吃稀飯”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義。
1957年就讀於北大的年輕學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結局是被開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勞教、勞改。有名的像譚天榮，無名的像周紹昌。一個人的好時光，就那麽幾年。可像周紹昌這樣--剛畢業或還沒來及畢業的，勞動改造長達二十餘載的大學生，並不在少數。1979年，右派問題雖然獲得“改正”，可事業，健康，愛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社會終於有了學術空間，這些被名師栽培調教出來的“50後”，在五十來歲的年紀，才浮出了水麵。可沒幹幾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發回家，去過“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難怪程毅中曾對我的先生歎道：“讀一輩子書，真正從事專業隻有幾年，有的同學一輩子都沒派上用場。我們是被拋棄的一代。”盡管謹慎、內斂的程先生，沒點明是誰拋棄了他們。
從痛苦與慘烈中一旦清醒過來，襲上心頭的是受騙的感覺。接著，就會不停地問自己：這不是“新”社會嗎？“新”社會的人生之路，為什麽這樣難走？我們不是被“解放”了嗎？“解放”後的日子，為什麽這樣難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先後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見，絕無僅有。每一部憲法都標榜公民的權利，可我們真正享有了嗎？從譚嗣同的砍頭到林昭的處決以及周紹昌們的忍辱負重，用百年的血淚，換來的就是這麽個國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麵對。其實，不少經曆過苦難的人，包括畢業於北大、清華的知識份子，並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麵對，而是響應了官方的號召??向前看。除了私下＿媯o發牢騷，平素更多關心的是學問、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們的功底好，文字好，記性也好，為什麽都不寫寫過去五十年，寫寫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紹昌是個例外，他拿起了筆。
他給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詩“禮讚落葉”--2002年春，為悼念他的同學、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詩中，描寫了一個跪在海灘揀拾貝殼的小女孩，貝殼在太陽下閃著光。
我不懂詩，便打電話去問：“那個揀貝女孩是誰？”
“是你。”不等他往下說，我慌忙掛了電話。
大哭，無所顧忌地哭，好在沒人聽見哭聲，也無人看到哭相。以後，每年的五月，周紹昌都有題為“悼克鬱”詩寄給我，信封還沒來得及拆，眼眶就先濕潤起來。怎不傷感？就像我平素常說的??如今誰還惦記誰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紹昌把詩的題目改為“憶克鬱”，並解釋道：今天來看他，祭奠故人；麵對人生，改“悼”為“憶”。
一次聚餐，閑聊中周紹昌對我說：“我要寫點東西了。”我知道，他說要寫點東西，決不是一種打算，而是決定。
我沒猜錯。不久，他拿出了題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長，在恬淡的敍述中，寫出了一個有文化修養、性格開朗的女人怎樣被環境窒息而亡，最後的情節是患有高血壓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勞動中一頭倒地，再也沒有爬起來。但我堅持認為，她決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國酷烈的政治環境。文字乾淨，情感也極有節製。讀罷，我把它推薦給辦期刊雜誌的馮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說“好。”經過一段時間，馮先生在電話裏訴我：“旻姑”已刊於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還有陳丹青的“笑談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榮的“沈從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幾通信劄》以及拙作“可萌綠，亦可枯黃--言慧珠往事”等篇。捧著這一期的《溫故》，自己著實高興，為周紹昌高興。
過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馮克力先生的電話，說：“《溫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衝衝問：“封？是因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為我，那又是因為什麽？”
“我也不知道。”馮先生這樣回答。
對話結束了，我卻一整天都在琢磨《溫故》被封的緣由。肯定是因為我--這是我得出的最後結論。隻不過馮克力怕我難過，不肯告訴我罷了。我把這個消息立即轉告周紹昌，他非常震驚。說：“好好的一本書，招惹誰了？”於是，他更加勤奮了。
其實，我早知道：從《往事並不如煙》一書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連人也“盯”上了。有例為證：某上海報紙刊登的一篇散文"章詒和大姐”五個字。送審後，總編把這五個字用紅筆勾掉，說：上麵打了招呼，任何傳媒不許出現“章詒和”。看來，我就是個瘟神，走到哪裏，哪裏就“油燈打翻，店鋪關門”。最近聽說，官府列出了一張“敏感人物”大名單，依據敏感程度分一、二、三個級別。我是第一級裏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時間，上邊就向傳媒出版單位電話宣讀一遍名單，像點名一樣。是呀，大權在人家手裏，人家想點你就點你，想禁你就禁你，隨時可以侵犯你。但是，我會繼續寫下去，會在內心保持那不滅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們這塊土地上，隻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無路可走。經過了“無路可走”的絕境，周紹昌踏上了精神救贖之途。在不長的時間裏他寫出了長篇回憶錄《行行重行行》(明鏡出版)，全書記錄下自己劃右勞教的放逐生涯。
我拿到複印稿，一天就讀完了，並且知道他早在1999年就動筆了。應該說，書中沒有深刻的哲理，沒有眩目的文采，沒有聳動的情節，一切都是那樣的淺顯，淺淡，淺近。他隻寫人的命運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延伸，他隻寫經曆過許多事以後，如何把冷的熱的一起放進心裏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鈞、羅隆基、曾昭掄、錢端升、費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會議室，由胡愈之主持並代表官方宣布為右派分子的時候，宣布章、羅等人受到降職降薪處理，仍保留部分職務（即保留勤雜、廚師與四合院）的時候，（1月28日）周紹昌作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著自己的行李卷，離開不滿六個月的女兒，登上一輛麵包車，被民警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橋的收容所。上車前，他用心環顧了那熟悉的機關大樓。而下車後，迎接他的則是一排排的鐵欄杆。進得通道，見一個人雙手把住欄杆，向新來的人高喊：“歡迎，歡迎！”那是強為歡聲的悲號，那是令人驚悚的奇特音顫。伴隨著關閉鐵門的金屬巨響，監獄的含義，全然無須法學家的詮釋了。
從那一刻起，周紹昌的心突然緊縮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幾天後，周紹昌再次提著的行李卷，被押送到河北清河（茶澱）勞改農場。所謂農場，原來就是一片荒地。他在書中這樣寫道：“興許是荒地的景色過於單一，望不到頭，更走不到頭。三十裏路，仿佛就是古人說的‘無涯’了。地球是圓的，而我們就像蹬著球的狗熊，腳下踩著的球在轉，而自家卻總是踏在球頂的一個點上，老也走不到頭。”是的，很多人沒走到頭，因為性命到了頭。周紹昌是走到頭的，但用了二十一年。勞教隊並非清一色的右派，是雜牌軍。盲流，慣竊，壞分子，成員五花八門；年齡也從五、六十到十五、六。氣質、素養、年齡、背景相差懸殊的勞教人員的混雜對於管教是最為有利的。大家來頭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類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檢舉。但周紹昌還是能從中感覺到一種人類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個人其實都想從對方的眼裏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過窩棚上蘆席窄窄的縫隙，能看到一絲星光。周紹昌伴著星光入睡，每個夢都是隨著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歡樂與溫暖。有誰知道右派分子前途怎樣？今後如何？就像元人趙禹圭《折桂令》裏所言：“醉眼睜開，遙望蓬萊，一半煙遮，一半雲埋。”
勞教期屆滿，就打入留場就業隊，繼續勞動改造。隊裏有個右派分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對中國連環畫的編輯出版有開創性貢獻。一次，徐的夫人來探視。勞教就業人員全體動員起來，收拾出一間土房，用被單當門簾，拿草袋堵了窗戶，從夥房打了開水，凡是當時能辦到的，都盡力辦了。幾天後夫人離去，徐淦先生寫下一首詩。其中的兩句是：“毫無慍色嫌泥腿，猶有柔情憐白頭。”詩句被周紹昌牢記在心，每次吟誦，都感慨萬端。我曾經也是囚徒，故書中極平靜的描述，在我讀來也是慘目驚心。
“改正”後的周紹昌曾這樣說：“想到祖國的河山，不知怎麽總有淡淡的一絲哀傷的憂鬱。”是這樣的，從這裏走出去的人，大概要背負著一生一世的饑寒。
今年（2007）的五月四日，他寄來題為《詛咒》的詩，全詩八行。如下：
推拂不開的心的詛咒
那陰影老是糾纏不休
因為它們嗬至今還在
不休地搖動巫的魂幡
用唱著歌的跺著的腳
一心想扼住春的喉嚨
捂住你的嘴蒙他的眼
卻推拂不開心的詛咒
每個人的內心都蘊涵著精神需求，這是天性。地之興衰，人之顯晦，在生存需要獲得基本滿足以後，這種精神需求就會覺醒，壯大起來，並成為人生主要追求目標。林昭在《種籽--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三十年祭》一文裏這樣寫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一麵’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是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我認為，這當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當黑暗不再是內心陰影，生命不再畏懼死亡，即使太陽快要落山，明知前麵就是墳墓，那又有什麽要緊！
囚歌 - 葉挺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裏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水生！
喜歡章怡和，喜歡她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