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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駒(1898—1982),一代高士,國寶級的人物,性格高孤,不染塵俗,視錢財如糞土,在民國時與張學良、溥侗、袁克文並稱“民國四公子”。又是大收藏家,他獻給國家的《平複帖》和《遊春圖》現在是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
“冬天燉肘子熬白菜……隻吃白菜喝湯”
父親喜歡女孩子,我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父親特別喜歡,從小帶她們出去玩,到莫斯科餐廳去吃飯,這與和我母親關係好是有關係的,夫妻感情好,對孩子就好,愛屋及烏。母親則喜歡男孩。
平時,父親對我們的管教少一些,母親則多一些。母親脾氣大,對我們管教嚴格,對我們不滿的時候還拍桌子,我們則聽著不敢吭聲。等我工作了,母親還教育我漲工資的事情都不要主動和領導提。父親則不管這些事情,不過,我和丈夫在西安工作的時候,夫妻倆工資加在一起一個月才110多塊錢,養了六個孩子,父親總是問我是不是有困難了,還替我算賬說,你孩子多,掙的錢不夠花啊。
父親在生活問題、經濟問題上不允許我們小孩過問。包括收藏的一些事情,父親從來不對我們小孩子講。平時有客人來,允許小孩子出來,你就見,比如比較熟悉的戲曲界的,我們小孩子在一旁聽父親倒是不管。
家裏以前接待的都是文人、戲劇界、書畫界的人士,我們住在西城大拐棒胡同,也就是原屬李蓮英的宅子裏時,那個房子大、院子也大,每個禮拜父母都有幾次要請客,研究美術、京劇,很多名家都到我家來。父親買字畫、藝術品從來不討價還價。母親也相信父親的眼力和水平,隻要是在書畫、文化藝術上的事情,母親是相當配合父親的。經濟問題上父親一點也不過問,錢有與沒有,都是母親在掌握。不過,我家也並不是老是有錢,沒錢了也要去借。
家裏吃飯也不是整天山珍海味,父親吃飯比較挑剔,有肉的飯菜,肉不吃,但要吃它的湯。冬天的時候就燉肘子熬白菜,或者雞湯熬白菜,但父親不吃肘子也不吃雞肉,隻吃白菜喝湯。父親還喜歡貓、狗這些小動物,家裏也養了小貓。
父親最喜歡古代的十番音樂,也有不少京劇名家經常和父親來往,我也耳濡目染,效仿他們的唱腔。母親喜歡談琵琶,我喜歡彈古箏。我工作後還在單位演過京劇《起解》,昆曲演過《掃花》。但我的父母從不強迫我去學這些東西。剛解放時,甚至我參加文工團的時候,還遭到父親的反對。我報名去了文工團後,父親馬上派人把我叫回來了。
人家叫他“張大爺”,他就是不理人家
父親的性格本來就有些孤傲,加之憤世嫉俗,便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滿座,眾人談笑甚歡,他若是覺得話不投機,便一個人坐在那裏,誰也不理,隻是自己用手摸著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時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裏能夠等上兩三個小時,也不叫人去找,還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見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覺,在一群親近的朋友中,就得了一個“張大怪”的雅號。
大怪的怪處何止於此。雖然他的家產富可敵國,但他本人實在是樸素得令人難以想象。他不吸煙,不喝酒,不穿綾羅綢緞,長年布衫一襲;他飲食平淡,偶爾一個大蔥炒雞蛋算是上等佳肴。他絕不和時下公子們比較誰的汽車豪華、名牌,對他來說,隻要有四個輪子,能跑就足夠了。另外,他身上有許多令人無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堅決反對袁世凱搞洪憲帝製,把那個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稱為“賴家夥”,可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篤,袁克定後來落魄一直由他照顧,1958年袁克定去世還是他料理的喪事。父親不會理財,銀行的業務大權旁落,但有時卻顯出超人的精明。例如,一年清室小朝廷因為經濟拮據,拿出一批宮裏的地毯到鹽業銀行求售。別人看地毯已舊,花色暗淡,都說不要。他卻令人全部收下。原來他看出地毯中夾有金線。那時教他京劇的師傅餘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頭拮據,父親叫他買下,結果把金線抽出就賺了三萬元,地毯倒手賣出又賺了三萬元。還有,他出身官宦,爺爺一生在官場中打滾,他卻遠離政治,和各派政治勢力都保持一定距離,認識而已,卻不深交。鹽業銀行經理吳鼎昌後來到蔣介石那裏去當實業部長,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遠了。
父親是個慷慨的人,隻要有困難的人找到他,父親總肯幫忙。我們錢不夠的話也會想辦法和別人借了給他。京昆名票包丹庭(包丹庭是京昆名票。1950年代初期在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曾為張伯駒主演《別母亂箭》配演周母)家有困難,找到父親,但沒有直接說借錢。父親為了幫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換了房子,由於包丹庭的房子比我們的好一些,父親還貼給他一些錢。
父親喜歡字畫,看什麽東西都是過目不忘,老先生們家裏書架上的書,隻要父親看過,放在哪個架子上、第幾行、第幾本,都能記住。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的一些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銀行裏,沒有放在家中。曆代的包括帝王在內的大收藏家,都在《平複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跡。隻有張伯駒,不留絲毫痕跡,凡經手收藏的人,幾乎都在《平複帖》上賺錢獲利,惟他莫名倒貼了一大筆銀子,無償捐獻給國家。
父親是個怪脾氣,人家叫他“張大怪”。一次,有個他不喜歡的人來找他,父親在下棋,人家叫他“張大爺”,他就是不理人家。我隻能招呼客人說,您請坐,請喝茶。我還問父親,爸爸您怎麽不理人家啊,他還是不吭聲,也不理我。對於不是與他誌同道合的人,他就是這樣。誰的品德高尚,誰的品德低劣,父親心裏有數,他什麽都不說。
那時,我們家客人換撥來。隔一天總要來客人的,來吃飯,談藝術,如京劇方麵的,拉胡琴,然後書法的,畫畫的,也是這樣。
紅學家周汝昌曾經回憶說:“我到了張先生那裏去了熟了以後,我不理張先生,張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廳的外間,那都有案子,我願意幹什麽幹什麽。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辭,我出了門走,那個擺脫俗念。一絲沒有俗氣,一絲沒有那個富貴氣,一絲沒有那個看不起人,說幾句狂話,擺幾副狂態,我就從來沒見過。那個人那個氣質、氣味,那個溫文爾雅,是這樣一個人。”
老先生們來,我父親就是互相切磋研究,你的東西拿出來讓大家評論,哪點好,哪點不好。那時候北京的畫家吳鏡汀、吳佩衡啊,多得很。劉海粟也不是經常捧人的,可是他到北京來,他必須要到我們家來的,他們來了呢,就有說有笑有談的。我父親就對這些藝術界、文化界的,他特別尊重,你怎麽說他都不累。
“我是中國人,為何要到國外去”
對於流失的東西,父親想辦法借錢也要把珍貴的收藏品文物買回中國。當時《遊春圖》流到琉璃廠的一個老板手上。父親認為,這樣珍貴的書畫,不宜私人收藏,應歸故宮博物院。他便找到故宮博物院,建議故宮博物院將此卷買下,還要求院方致函古玩商會,告知此卷不準出境。然而故宮博物院既不答應將此卷買下,也不願致函古玩商會。最後,父親決定自己出錢購買。由於錢不夠,父親忍痛將大拐棒胡同的房子,也就是原屬李蓮英的一處占地15畝的房院出售,換得220兩黃金,另外加上母親當賣首飾換來的20兩黃金,才將《遊春圖》收下。
1941年初春,父親上班之時,突然遭人綁架,綁匪索價300萬元(偽幣),才能贖出父親。知綁匪的目的是要敲詐他的名墨字畫,父親說:“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動我的字畫。”如是僵持了近8個月,後來,母親四處籌措了40根金條,才將父親贖出,書畫則一張未動。
現在,《平複帖》和《遊春圖》都成了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
1956年,新中國第一年發行公債,文化部動員父親等文化人士購買公債,可是家裏沒錢。父母就商量,共產黨其實很好,有組織有紀律,我們不能聽別人瞎說,親眼見才為實。
說到這裏要插一句,在解放軍到北平之前,謠言很多,社會上有種看法是對共產黨的到來有點恐懼。我們全家也曾打算去美國,父親為此找好了翻譯,做好了衣服。最後要去的時候,父親想,“我是中國人,為何要到國外去,他們讓我去,但我一個中國人在國外能幹什麽?”那時候父親60歲了,他其實懷疑人們對共產黨不信任的說法。最後,父親決定,“我不能走,我是中國人,死也要死在中國。”
父親覺得幹脆把收藏的東西捐給國家,如果不捐,也不安全,畫被偷被賣了,流落國外,這些中華民族的偉大遺產,子孫後代還要跑到國外去看嗎?母親很讚同父親這樣的想法。
當時共產黨對民主人士、對文化人很尊重,文人就是這樣,父親覺得受到了應有的尊重,什麽都可以做。所以,父親總共拿出100多件收藏品,捐給了國家。特級珍貴的包括,中國現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畫作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國內現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跡西晉陸機的《平複帖》等,都捐給了故宮博物院。
在文革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康生向父親借了好多字畫沒有歸還,父親又不好說什麽,父親和陳毅經常下圍棋,不經意提到過此事。陳毅便向毛主席匯報,主席就和康生談話。1957年,康生就把父親打成了右派。
父親被打成右派後,家裏就沒有那麽多人來了。運動後期,街道上的人擠進來不少住進我家。房錢則被房管局收了,我父母住在這還要掏房錢。父親被打成右派時,我和我的先生在西安工作生活,我當時心裏很難受,不能陪著父親。同時,我在單位也受到批鬥,但不敢對父親講,怕他受到影響,身體吃不消。我們來看父親都是晚上偷偷摸摸地過來,因為是要“劃清界限”。不過父親有一副好身體,他會唱戲練過把式。我回來後,發現這些事好像沒在他身上發生過一樣,父親還是依舊看書、寫東西、下棋,一切都很自然。母親的反應也不是那麽強烈,她很了解父親,相信父親不會做反黨的事情。我當時就很不理解,父親平時就是做做收藏,給別人看看字畫,沒有做任何反黨反人民的事情,怎麽就被打成右派了呢?
當時有四五家別戶人家住在這裏,院子裏的柿子樹,在一戶人家門口,雖然都是我家院子裏的,但柿子我們不能摘,隻有這家人能動。父親的很多書也被抄走了,比如《二十四史》。
後來有人問父親,被打成右派後有何感想。父親則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過我告訴自己,國家大,人多,個人受點委屈不僅難免,也算不了什麽,自己看古畫也有過差錯,為什麽不許別人錯給我一頂帽子呢?”
“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
父親時常教育我說:“一個人要熱愛自己的國家,這是大事,不能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計較。”
父親視錢財為身外之物,一生聚散大都用於收購文物。他在西安曾創建的“秦隴實業公司”,1949年後即奉獻給國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報告公司的發展和贏利情況,他一概不感興趣,隻說:“我不管了,廠子我不要了。”
父親視權力為無物,他雖然是個交際廣泛的社會活動家,因愛好多,曾組織或參加了許多的社團,如“北京京劇基木藝術研究社”、“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北京棋藝研究社”、“北京古琴會”等,他在裏麵大都是擔任副職。反右時,有人說他有野心,他說:“.我從不想要權勢地位,要想當官的話,別說先父在時,就是‘八•一五’之後,孫連仲讓我在唐山和石家莊兩市長中挑一個,我都沒幹。我沒有那才幹,我隻能自比侯方域而已。”
父親胸襟坦蕩,雖處逆境,安之若素,既不顧影自憐,也不嫉恨別人。在反右運動中,京劇演員錢寶森在批判他的時候,有些過火言辭——其實這也怪不得錢,那時人人自危,也隻好自偽以求自保。後來,錢寶森去世,父親托人帶去一百元的賻儀,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一個月的夥食費隻不過十多元左右啦。有人勸他不必給這麽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父親堅持送一百,說,當初他幫我打把子練武功,我們的交情還在。
有一次,父親要到沈裕君(中央文史館館員,章太炎夫人湯國黎的表兄)家中去下圍棋,剛要出門,碰到一位香港來客買了一幅母親的畫,想請父親題字,並表示願意多加五百元。不料,父親不聽錢猶可,聽了多付五百,便氣衝衝地回答說:“不寫,我現在要去下棋!”
1973年,袁世凱之孫袁家騮來華探親,預定日程中有看望父親的一項。國務院辦公室因為他的家裏早已破敗不堪,準備給他另外安排一處比較像樣的住處,以壯門麵。父親卻答道:“我是這個樣子,就是這個樣子,何必換地方?”
還有一次,父親在天津勾留,一位文史館的老先生受其上級的委托,請父親吃飯。這位老先生關請張牧石,轉請父親為他在其上級麵前美言幾句。張牧石不好拒絕,便將這個意思轉達給了父親。父親卻冷冷地說:“你看我是這樣的人嗎?”弄得張牧石慚愧不已。
父親作為一代高士,時時感到了落寞,王世襄曾在他的畫上題詩道:
銀錠橋西宅不寬,黃花紅葉耐霜寒。
分明自寫雙清影,寄與詞人作畫看。
一次,畫家黃永玉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廳偶見父親,隻見父親點了一客紅菜湯,幾片麵包,草草食畢;將剩餘的麵包、黃油用小毛巾裹好,帶走。
1982年2月初,飽經滄桑的父親仍不時參與各種社交活動,且不久將有扶桑之行,舉行畫展。不料一次宴會歸來突然患了感冒,不思飲食,高燒不退,隻好於2月9日住進醫院——位於後庫的“北大醫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間的,母親見這裏的幾個病人病情都比父親嚴重,遂向院方請求,能不能換個單人間或雙人間的病房?院方的答複是:“張伯駒不夠級別,不能換。”兩天以後,同房的一個病人死了,父親的病情不見好轉,反而比進來時重了。他情緒更壞,鬧著要回家。母親再跟醫院的人請求換病房,醫院還是那麽講,說父親不夠格。過了兩天,又死了一個。這時父親想鬧也鬧不動了,他從感冒轉成肺炎。
這之後,父親曾六七天不思飲食,僅靠輸液維持生命。2月15日是他八十五歲的生日,他忽然神清氣爽,想要吃東西。恰逢張大千的孫子張曉鷹在出國前來探望,還與他合影留念。
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從長江三峽入川訪問後,到台北來訪問大千,贈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貴禮物——一包故鄉成都平原的泥上。手捧泥土,大千熱淚紛紛,並把泥土供奉在先人靈位前。一勺水、一撮土,隻要來自故鄉,無不牽動張大千的心。
父母親合作了一幅畫寄給張大千。張大千遂電告其在蘭州的孫子曉鷹探望父親,並一再叮囑曉鷹與父親合影,把照片給他寄到台灣。
病榻上的父親零星地知道了張大千的一些情況之後,泣不成聲,掙紮坐起,與張曉鷹留下一幅最後的照片。下午,父親請人錄下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闋《鷓鴣天》:
病居醫院,張大千兄令孫張曉鷹赴美,來視並拍照,因寄懷大千兄。
別後瞬經四十年,滄波急注換桑田。畫圖常看江山好,風物空過歲月圓。 一病翻知思萬事,餘情未可了前緣。還期早息鬩牆夢,莫負人生大自然。
《 鷓鴣天•病居醫院至誕辰敢賦》
以將幹支鬥指寅,回頭應自省吾身;莫辜出處人民義,可負生教父母恩? 儒釋道,任天真;聰明正直即為神。長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萬旬。
父親去世後,有人跑到北大醫院,站在大門口叫罵:“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他是國寶!你們說他不夠級別住高幹病房?呸,我告訴你們——他一個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院!把那些住高幹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個的貢獻,能趕上張伯駒?”
(摘自《挖曆史》第二輯,作者周海濱,口述曆史著名作家,鳳凰網曆史專欄作者。已出版《家國光影:開國元勳後人講述往事與現實》《我們的父親:國民黨將領後人在大陸》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