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舍命譯《聖經》（轉載）

                                 by 趙傑

2014-07-28 ijingjie

《境界》獨立出品#曆史回聲#
 

編者按：

2014年是中文和合本聖經出版滿95周年，《境界》僅以此文獻給那些將自己的生命澆奠在此浩大工程上的來華傳教士們。

 

百年舍命譯《聖經》

文/《境界》記者 趙傑

1919年4月22日，北京城外通州小縣，82歲的美國人富善牧師(Chauncey Goodrich），手捧剛剛出版、墨香尚未散盡的中文和合本《聖經》，喜樂縈懷。過去近29年，他和十數位世界各國傳教士，為中國人帶來了這部嘔心瀝血的翻譯之作。

這一年，充滿喜樂、不住向上帝感恩的富善卻顯得孤獨。1865年7月22日，他來到中國。參與譯經者中，隻有耄耋之年華發滿頭的他得見最後成果，他人均已仙逝。

“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誤傳上帝的經言”

距和合本《聖經》出版整整一百年前的1819年3月20日，蘇格蘭一名35歲普通女子麗切爾去世。這看似平淡的事隨她丈夫米憐博士寄往中國的一封信，傳遞給好友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兩年多後，剛經曆喪妻之痛的馬禮遜再度收到米憐離世消息。這位開啟外國傳教士赴華曆史的宣教士、牧師哭了，在1822年10月5日的日記中述說自己的痛苦之情：“九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歡迎米憐夫婦來澳門，但如今四人中三人，皆不到四十歲便離世，留下我孤苦伶仃。”

彼時，剛過而立之年的馬禮遜離開英格蘭，在中國已生活六年，首要任務是翻譯《聖經》，到1819年11月，他和他的助手米憐夫婦等四人以生命為代價，完成全部翻譯。而這一切，是1804年5月，馬禮遜正式向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請，希望成為一名宣教士那一刻，就立定心誌要完成的使命。

當時的申請信中，他如此表露心聲：“自從進神學院，每念及此，都覺得這是上帝的安排……我在校期間，一直為此事禱告……我知道主耶穌要我們把福音傳遍天下，因上帝的救恩賜給各族各方，說不同語言的人。……我認為這是我的職責：做一個從事這項聖工的候選人。這樣，上帝才會派我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工作。”

這樣的宣誓，在1807年1月28日剛年屆25歲的馬禮遜啟程前往中國，直至52歲離世的27年間，未有絲毫動搖。

米憐在他的《中國宣教最初十年回憶錄》（下稱“回憶錄”）一書中，對馬禮遜的早期生活描述道：“他開始嚐試進食中國菜肴，並與他的中文老師一起用膳。他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晚上隻用一盞瓦製的油燈，又把一本書豎立在燈旁來擋風……他學中國人留長指甲，腦後垂辮，用筷子進食；他穿中國式的長袍和厚底鞋，在洋行區的街道上行走……”。

但最大的困難和挑戰恰來自他最期待完成的事工——譯經。因當時清廷嚴禁中國人教外國人學中文，違者處死，所以學習中文是要冒流血和付出生命之險的事。馬禮遜幾經周折，找到一位名叫李察庭的秀才，學習中國文字、寫作和廣東方言。

隨後，他又先後師從容光明和桂有霓學習官話，但時間都不長。任期最長的中文老師是葛茂和，從1808年9月起直到1817年3月，曆時八年半之久。葛是馬禮遜最推崇的一位中文老師，也是他將馬禮遜帶入中文的經典世界。

1817年葛離開後，馬禮遜還先後受教於一位李秀才和曾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教授官話課程的朱靖。

馬禮遜學好中文後即開始翻譯《聖經》，但從事翻譯對於初步掌握中文的他絕非易事。他先要考慮采用何種文體，當時有人主張采用中國經典而又深奧的文言文，也有人主張采用通俗的白話文以便大眾閱讀。最後，馬禮遜決定采用《三國演義》等古典名著所用的淺顯通暢的文言文。

米憐在《回憶錄》中道出理由：“這種文體最適用在廣泛流傳的書籍中。一方麵，它具有古典書籍的莊嚴肅穆又極端簡潔；另一麵，容易理解又不致陷入口語的低俗粗鄙，既不使目不識丁的人感到難堪，也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馬禮遜的中文聖經，主要譯自於英文譯本，但一定程度上參考了希伯來和希臘文原文。在中文方麵，他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巴設譯稿，這從一些用語“生命、先知、罪、洗”等字詞可窺一斑，而這些詞匯一直沿用到今天。

1819年11月25日，馬禮遜寫信給倫敦宣道會，報告《聖經》翻譯工作已完成。其中一段話流露出他如釋重負般的喜樂與感恩：“藉上帝的恩典，舊約新約全部聖經的中文譯本，在今天完成……為了完成這項重大任務，我不僅長時間工作和謝絕社交，還保持耐心、毅力、鎮靜與不偏頗的判斷。既不會因為這是新的工作而執迷於偏愛的情感，也不會因為它是古代的經藉而固執於私人成見。惟希望以正確的思想，恭敬的態度，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誤傳上帝的經言。”

隨後，他說：“丁道爾（注：因翻譯聖經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燒死的殉道者）被綁在柱子上快要燒死時，曾高聲禱告說：‘主啊，求你打開英王的眼睛，讓他能看見！’他的祈求似乎已上達於天，得蒙應允。如今，讓我們以熱誠作出同樣的懇求，使中國的皇帝也能看見吧！”

這位神的仆人最終並未看到祈求蒙允的日子。1834年8月1日，身患熱病和其他複雜病症的馬禮遜，在廣州息了勞苦，回返天家。

篆刻在馬禮遜墓碑上的一段話，概括了他的一生：“馬禮遜，道學博士，首位被派往中國的新教傳教士。他在中國服務了27年，編纂和出版了《英華字典》，創辦了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完成了中文版的聖經，並於生前親見其完成的譯稿出版，大量派發給中國人。如今他在耶穌裏安睡了。從今以後，那在主裏麵死去的人有福了。這是聖靈說的，他們將在工作之後得安息，而他們所作之工將由後人延續下去。”

“我決意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中國”

馬禮遜碑銘之語成真。宣教士前赴後繼，分別或合作參與譯經工作。至十九世紀末，已有二十七種中文譯本麵世，還有方言譯本的全部或部分聖經七十餘種。然而馬禮遜之後的這些《聖經》譯本過於多樣但繁雜，不利於中國人整全接受和理解福音，因此翻譯出版一部統一標準的譯本成為必要。

這就有了影響至今的中文和合本聖經的翻譯者——一群“老外”組成的譯經委。1890年5月7日至20日，宣教士聯合譯經大會在上海舉行，並決定翻譯深文理、淺文理和官話三部統一標準的譯本，以求達到“聖經唯一，譯本有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標。

這一年，已距馬禮遜去世逾半個世紀。當時，基督教會在華各宗派協作組成譯經委員會，推選七人為委員，狄考文擔任主席。

狄考文，美國賓夕法尼亞人。1863年底，時年27歲的他受美國長老會差遣來華，次年1月到登州傳教，開辦蒙養學堂。該學堂1876年改稱“文會館”，後與英國浸禮會在青州辦的廣德書院大學部合並，改稱廣文學堂(後成為齊魯大學一部分)。

受選為譯經委主席後的狄考文遂辭去文會館校長職務，兼理譯經工作十八年直至去世。與狄考文同工的白漢理(Henry Blodget)最年長，已65歲；其次是61歲的倪偉思；還有59歲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還有與他同歲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Litt.D.）。整個團隊一直保持在七人，有進有出，除伍茲(Henry M.Woods)、仲鈞安(Alfred G. Jones)、鹿依士(Spencer Lewis)、布藍非（Thomas Bramfitt）生年不詳之外，“年輕派”海格思( John Reside Hykes)和鮑康寧(Federick William Baller)加入該團隊時，也已過不惑之年。

史料記載，譯經委的工作過程付上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勞苦代價”。 這些人多數在譯經中染疾而死，亦有如仲鈞安遭遇事故不幸遇難者：仲在泰山遇大風被倒塌的房屋砸死。

狄考文始終懷著敬虔、忠誠的心，竭盡全力，為了搜尋一個恰當詞句，找不到他所要的就絕不罷休。有人稱之為“不怕人，隻敬畏神的人”。他將自己一生最後歲月完全奉獻給官話和合本的翻譯工作，一心隻望給中國人留下一本忠於《聖經》原文原意的中文版聖經。

譯經委近三十載工作絕非一帆風順，除去身體種種辛勞，還有因翻譯意見不一而引發的矛盾，整個委員會人事變動頻繁，整個譯經過程亦時快時慢。身負主持全局工作重任的狄考文的協調、溝通，難度可以想見。

1906年，當《新約全書》翻譯完時，狄考文已先後在北京、登州和煙台三地召集譯經會議八次，每次曆時兩至六個月。患病之前，他從未缺席過一天，也從未缺席過一次會議，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力盡方休。這回應了他於1863年7月3日攜新婚妻子離開紐約赴華時的誓願：“我決意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中國，生於斯，死於斯。”

1908年，與以往一樣，譯經會議在煙台如期召開，狄考文罹患阿米巴性痢疾而未能出席，此病在當時無藥可治，被視為絕症。去世前一天，他的弟弟狄樂播牧師跪在病床前為他禱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

但狄考文卻在病榻上喊著說：“樂播，提高一點你的信心吧，你要為我能翻譯完舊約，尤其是詩篇而禱告。”然後他請接替他出任文會館校長的赫士博士來為他的心願能蒙應允禱告，最後狄考文還加了一句：“主啊，願這祈求蒙你應允！”然而，他在世的工作已完成，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穌的懷裏。

這位神的忠實仆人，一生榮獲四個榮譽博士學位：1880年獲漢諾威大學榮譽神學博士學位；1888年獲伍士德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902年獲華盛頓大學和傑斐遜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他精於數理化，編纂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成為當時中國初辦學堂時的數學教科書。而語言方麵，他曾編寫《官話課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必備之書。

狄考文去世後，他的遺體被海運至煙台，下葬於玉皇頂美國長老會墓地。

唯一一位活著看到聖經出版的譯者

譯經委運轉29年間，除狄考文，另一位從未缺席過會議的成員就是富善牧師。他1891年被任命為官話聖經和合本的翻譯委員，1908年狄考文去世後，遂在72歲高齡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

這位10歲即悔改歸主、12歲決誌獻身於宣教事業的美國人，為中文《聖經》老驥伏櫪之際，或許不會忘記他曾就讀的威廉斯學院那引發美國海外宣教熱潮的“幹草堆禱告會”(Haystack Prayer Meeting)。

早在1806年，該學院的四名基督徒學生，一起在校園內幹草堆前禱告時看見異象，清楚聽到主的呼召：“要越過海洋，到各大陸、各海島去傳福音，使萬民作我的門徒。”1810年，其中一位名叫米爾斯的青年和幾名安多弗神學院的畢業生，向美國公理會提出他們的“拯救全球計劃”，遂有該公理會的海外傳道部（簡稱“美部會”），而這為日後富善等人被差派鋪平道路。

1861年，富善從威廉斯學院畢業，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深造，一年後轉到安多弗神學院選讀希伯來文，為其日後從事聖經中譯工作奠定語言基礎。

四年後，富善接受美部會差派，與新婚妻子從紐約啟程前往中國上海。同年7月22日，富善夫婦抵達上海，隨即乘船經天津前往北京。抵京後住在燈市口一小巷內的中式房子內。稍事安頓，富善就開始學習中文。

富善極富學習語言的興趣和恩賜，很快就成為宣教士中北京話講得最標準流利的一位。為更容易接近中國人，富善留長辮、穿中式長衫；加之他從19歲開始，頭發即已漸漸變白，因此看上去像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頗受中國人尊重，為其宣教工作帶來諸多便利。

1866年11月，富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一座小禮拜堂。當時的通州是一個擁有六七萬人口的小城，他在這裏傳福音、分發福音書冊達六年餘。在華期間，富善除布道、牧會、教學和精研中文，最具深遠影響的工作，就是參與並主持和合本聖經的翻譯工作。

譯經委的譯經工作曾於1899年7月11日至9月23日這間通州的布道所內進行。當時是委員會最艱難時，隻有狄考文、富善和伍茲三人參與，他們完成了《馬克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審閱工作。其間決定1900年秋天舉行下一輪工作，不料遭遇義和團之亂而延遲至12月。新一輪會議隻有富善、狄考文和鮑康寧出席，他們完成了《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翻譯。

狄考文去世後，富善接任譯經委主席。同年11月7日寫給差會的信中，富善曾這樣表白自己對新任命的感受：“自從我們在夏天完成了修訂委員會的工作，主席狄考文博士已蒙召返回天家，我們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從這時開始，承擔額外的責任。……我是委員會最早期的成員中唯一剩下來的一個。”

接下來的是人手不足和年邁精力不足的嚴峻挑戰。期間有宣教士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賽珍珠之父）和安德文(Edwin E. Aiken)等先後加入，但都工作了不長的時間。

1919年4月22日，《官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終告完成，正式出版麵世。富善成為唯一一位從始至終參與該事工並活著看到譯本出版的人。《富善》一書作者林振時評價說：“富善博士為了使聖經翻譯成白話而據理力爭，結果他得勝了。他給了中國人一部白話聖經，其貢獻一如馬丁·路德把聖經翻譯成德文一樣。……胡適博士認為白話聖經翻譯的工作，對推動新文化運動有很大的貢獻。”

年邁的富善，此前曾經曆兩任妻子的先後離世。富善在其第三任妻子的葬禮後寫信給差會如此描述道：“兩天前，我親愛的妻子，經過數月痛苦和疲累，終於在熟睡中毫無痛苦地返回天家，為此我感謝主。……我當如何描述那葬禮？那不是葬禮，從頭到尾，就是一首奇妙愛的詩歌。……結束後我們就起行回到那已住了25年的可愛的家——通州。”

妻子去世後，富善與女兒恩賜夫婦同住。1925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會為紀念富善來華宣教六十周年，特別舉辦一個盛大慶典。此後不到兩個月，富善便離開人世。

富善的追思禮拜在北京城內公理會禮拜堂舉行，隨後遺體被運往通州的教會墓地安葬。出殯當天，清華大學的教職員為表示對富善的尊敬，要求把他的棺木先在校園轉一圈，再運出北京城。

當棺木運抵通州時，韓慕慈生前創辦的富育女校學生，列隊站在墓地通道兩旁，唱著富善所譜寫的聖詩，送別這位宣教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