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陳一諮四兩撥千斤（轉載）

我忝列六四”七黑手”通緝名單，與陳一諮先生同榜，卻在國內未曾謀麵；僅打過的一次交道，是拍《河殤》要談經濟改革，我們怕說外行話，求援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派人參加解說詞撰寫；老陳派來張鋼，跟我合作寫第四集《新紀元》，害得張鋼後來也被通緝，渡海逃到台灣。

流亡到巴黎，而後普林斯頓，就常常跟老陳喝酒，聽他侃山。他雖然每每猶如作報告，中氣十足，總要第一第二，但廢話極少、料猛貨實。陳一諮對文化清談（”文化熱”）不屑一顧，最得意他的迂回策略，說起來就眉飛色舞。有一次他跟我講，中國這麽大，積重難返，共產黨緊抓權力不放，你要想改變這個怪物，比較聰明的法子，就是進入這個體製，去影響它的高層決策，效果最大，代價最小。那個年代，中國有幾人會這麽思考？

陳一諮的本錢，是洞悉這個前現代中國的癌症，也是這個黨的死穴：農村破敗、農民活得豬狗不如。文革中他流落中原，在河南駐馬店的新蔡縣落戶，那地方大饑荒中餓死人三分之一，附近大別山區的光山、羅山等縣，餓死了三分之二，純粹是大躍進、高征購的慘烈結果，跟”自然災害”毫無關係。我在河南當記者時也聽到”信陽餓死一百萬”的種種傳說，但十幾年來一直是個秘密，即使文革後官方也把它捂得很緊，我四處采訪期間，總順帶打聽”六〇年餓死人”的細節，從無所獲；直到八十年代晚期，我撰寫關於廬山會議的《烏托邦祭》，那時對於五九年至六零年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還沒有一個可靠的數字。直至九零年在普林斯頓遇到陳一諮，他告訴我大饑荒的一筆賬：

河南——七百八十萬； 安徽——八百萬； 四川——九百萬； 全國——四千萬以上。

大概要過差不多十八年，才有楊繼繩的《墓碑》問世，公布的數字是三千六百萬。我估計陳一諮的數字更接近真相，可能是一個官方版本，隻是秘而不宣。

陳一諮在新蔡也親眼目睹基層社隊幹部的貪婪、凶殘。他長期獨自做田野調查，分析論證毛澤東從河南吹捧總結出來的人民公社製度，是一種比西周井田製還要落後的奴隸勞動製度，唯有廢除它，農民才能得解救。然而陳一諮醞釀於鄉野的解民倒懸之策，唯有等待廟堂之高的決策層感興趣，才有可能實施。

毛澤東把中國折騰到”崩潰邊緣”，僥幸活下來的鄧小平又要建立他自己的權威，這時陳一諮的機會來了。中共決策層尋求的所謂”改革”方案，不過是補救執政合法性的一種權宜之計，也是鄧小平渴望的權力來源，若非最捷徑最靈驗的獻策，他們不會感興趣。於是陳一諮就告訴他們一個秘密：你們把土地還給農民自己去耕種，農村就救活了，中國才有了發展的最低起點。

然而，陳一諮也是講了一個”最低起點”的改革，卻將中共的死穴化為轉機，一舉解決基礎性的一個困境，有四兩撥千斤之效，也是”鄧改革”唯一成功的一環，並為”六四”後中國的經濟起飛作了奠基。八十年代的一場改革，可以說是中共借用陳一諮等策士的”包產到戶”政策，挽救了江山；也可以說，是陳一諮借用了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危機，達到他的理想。

雖然農民階層曾為共產黨打天下出丁壯供糧餉，但是毛澤東的現代化路徑，是靠剝奪農民做資本的原始積累，因而奪取政權，轉臉就窮凶極惡地剝奪、壓榨這個階層，不惜再從他們嘴裏奪糧，以支付”工業化”的費用。這是大躍進的實質。由此從當代史的角度來看陳一諮的思路，乃是成功說服這個政權對農民作了一次有限償還。這已是極限。所以陳一諮的”決策參與”不久便陷入停滯狀態，他的迂回策略也不再有效。1985年春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便意味著這場短命的改革已經終結。雖然我們還會看到一些後續的權力角逐、左右爭辯，但一俟中共不再擔憂江山傾覆，它便無法忍受哪怕最微小的製度性改革。

解放中國農民，必須土地私有化和拆掉縣以下的政權，返還到鄉土中國。陳一諮所看到的社隊兩級基層政權，恰是中共經由土改而造成的一種新的”底層機構”，乃突破兩千年皇權不達縣以下之曠古未有，既是這個政權的末梢神經，也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作孽多端。

我在八十年代也到過新蔡縣，調查社隊幹部扣押救災糧中飽私囊，發表報告文學《洪荒啟示錄》。事實上，這個”底層機構”一直在橫行鄉裏。僅就河南省而言，盡管1960年高征購餓死上百萬人的”信陽事件”敗露後，北京逮捕了那裏上萬名基層幹部，但這並不妨礙1975年8月份，在豫南暴雨導致兩座大水庫垮壩、奪命23萬人後，他們照樣浮誇、貪汙救災款，把農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飯。甚至廢除人民公社的九十年代，河南地方各級政府組織農民賣血當成”第三產業”，各級政府都辦血站，終於釀成艾滋病的血液傳播災難，而後他們又大造輿論，謊稱艾滋病的傳染渠道是性病，將責任推給受害者。輪番的人禍爆發，都是製度性根源，人們莫可奈何。

如今我們看到，中共又在對農民和農村進行第二輪剝奪。陳一諮時代曾解決了一個”土地使用權”問題，但這並不妨礙權貴集團再搞一次血腥的”圈地運動”，各級政府都以”土地財政”作為收入來源，這就是當前暴力征地、拆遷的實質。民間形容，掠奪農民土地的狂潮，正導致一場”第四次國內戰爭”，而這就是本世紀初中共賴以刺激經濟的所謂”城鎮化運動”。

三十年前，陳一諮的迂回策略是有空間的。毛澤東的”烏托邦”熱昏病，在最壞的製度底下發揮到極致，乃至劉少奇都要警告他”人相食，你我要上史書的”，這甚至可以詮釋為後來鄧小平改革的濫觴。然而今天，中國權貴集團已經劫持了國家，劫持了整個經濟命脈，二百個家族控製二百個行業，他們正在掏空中國，拿走利潤，留下垃圾。中國經濟將出現無預警性崩潰。設若此時再出現一個陳一諮，他還有機會成功嗎？

陳一諮傳奇，涉及到一個體製內改革路徑的話題。陳一諮堪稱八十年代”政治參與”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留下兩項遺產，極富價值。陳子明歸納了八十年代的一種改革機製：”要首先能夠被’體製’視為自己人，才有機會打缺口、開先河”，他說這是一個政治”合法性”與”正確性”問題，很精湛地總結了老陳的第一項遺產。在現代政治發育程度很低的中國，體製內路徑具有雙重風險：遭體製拒絕和遭民間道德質疑，因而尤其需要智慧和勇氣。

八十年代的幾位先鋒人物如陳一諮、陳子明、王軍濤，皆對體製內路徑作試水溫的嚐試，不僅對中國的政治開放，頗有拓荒之功；也將”和平轉型”、”最小代價”等理念，付諸實際操作，對中國政治的現代化和民主化，是有建樹的；它也是關於社會轉型的保守溫和傾向在政治領域的體現。九十年代的政治異議領袖劉曉波，雖然拒絕再進入體製，但持守”擴大政治灰色地帶”、”非暴力抗爭”等信念；繼而張祖華領軍發起的”零八憲章”、許誌永領軍的”新公民運動”等，實際上都繼承了前麵體製內路徑的遺產。老陳的第二項首創，是以”民間智庫”提供調查研究、政策和方案的形式，匯聚民間智慧和民意，影響最高決策。

然而，中共的”權力喪失恐懼症”和封建世襲性，注定了這個體製的剛性和蠻頇，令體製內改革路徑的發揮空間極其有限；尤其，在八九年以大屠殺處理政治危機的”雙輸”結局，更使這種路徑幾近歸零。統治集團越是頑固地拒絕改革，勢必刺激民間反體製運動越趨向革命，社會的溫和與漸進的理念、氛圍，也越來越被人們所被拋棄，談判、妥協、討價還價等基本政治手段均告失效，社會隻剩下疾風暴雨式的大規模暴力對決、人頭落地一個路徑——這不僅在人類曆史上反複重演過，也更是近現代中國曆史的真實過程：滿清皇權拒絕改革，導致辛亥革命，社會徹底解體；繼而為了整合又引進馬克思主義和列寧黨模式，終至中國跌進數千年未曾有過的一種暴政而不得脫身。很多人說，今日中國又處於辛亥革命前夜。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關於溫和、漸進、迂回的理念，背後需要強大的文明依托和文化自信，否則就極為脆弱；而它們進入政治層麵的操作，尤其需要體製具備執政的自信和極高的民意度。這些條件，在近現代中國已不複存在。自晚清以來，中國文明的衰落，使得每一種政體都是自卑的、短視的、功利的，因而保守、漸進、溫和的傾向，除了脆弱還能怎樣？但惟其脆弱才可貴；它們在中國這塊土壤上的存活幾率極低，那便不僅是陳一諮們的悲劇，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劇。

此文應《紀念陳一諮文集》約稿而作2014/5/8

來源：《爭鳴》雜誌2014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