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昨日文)
曆經風雨
1953年,父親與原來的朋友來往都中斷了。當時經常上門聚會、談話的,隻限於父親早年相識的三五位學生。
“反右”時候父親“幸免於難”,可他早成了“反麵教員”,在政協大會小會常成為被批判的對象。我稱他是個“老運動員”,永無“退役”之日。父親從不為這些事情苦惱,仍專心從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畢竟,在公開場合被批評指責,總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時他也會因此失眠。此時,他責備自己修養不夠,不該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
1966年8月一天,一群紅衛兵跑到父親家裏抄家。一聲令下,把梁家祖輩留下的書籍和字畫,以及父親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如蔡元培、梁啟超的手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一炬。抄家的一個月後,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憑著記憶,父親動手寫作《儒佛異同論》,全文4萬字完成後,又接著改寫《東方學術概觀》。一些書稿被抄走後,他曾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發還。信中說: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讀寫,無異於宣告我的死刑。信發出去後如石沉大海。過了很久,終於收回若幹被抄走的日記手稿。
1973年10月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又將父親卷入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漩渦。父親與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一樣,並不清楚這場運動的政治背景。在政協學習會上,人人要“表態”,唯有父親一直沉默不語。可是“不表態”就是一種“表態”,沉默是不允許的。會議主持人三番五次“動員”,要他亮明自己的觀點。因為隻要他一張口,批判的靶子就有了。因要求保留意見不被允許,從1974年1月開始,父親動手寫文章闡述自己對孔子的看法。他本並不打算對外公開這篇文章,“以免有礙當時的政治運動”。無奈形勢逼人,不由他完全做主。
1974年2月,父親用了兩個半天約8小時,在政協直屬組做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發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衛孔子,替儒家思想辯護,無疑是件觸犯眾怒之事。父親公開講過“我的態度是不批孔,隻批林”,這引起了對他的大會小會不斷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曆時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問他有何感想,父親回答:“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主持人勒令他做解釋。父親說:“‘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隻是堅信他自己的‘誌’。什麽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誌’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我知道,在父親內心深處,一直以“不容自昧”作為自己自律的底線。所以即便麵臨當時的政治高壓,他依然具有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麵對一切可能發生的種種結果。
1973年,馮先生發表“批孔”文章,父親看到後,以為不值一讀,對馮先生的“轉變”極不以為然。父親與馮友蘭先生的關係,始於北大。1917年父親為在北大哲學係讀三年級的馮友蘭講過《印度哲學》,也可以說是老朋友了。1985年12月4日,北大為馮友蘭先生舉辦90壽辰慶祝會。馮先生的女兒宗璞代表馮先生電話邀請父親參加其家宴,被父親拒絕。事後,父親給馮友蘭寫信,說明拒不參加是“因足下曾諂媚江青”。
又經過一番周折,同年12月24日,宗璞陪馮友蘭先生來父親住處與其會麵,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晤麵。雙方均未再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更未涉及有關“諂媚江青”之事。隻是宗璞以晚輩身份半解釋半慨歎,說了一些,“我們習慣於責備某個人,為什麽不研究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後的地位”;“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與馮先生最後一次晤麵的情形大體如此。可令人遺憾的是,《梁漱溟問答錄》一書將此事誤說為1974年,並稱當時馮先生“悄悄地”去向父親去訴苦等等。這樣一來,事情的真實麵貌便變了樣。結果是馮先生家屬不滿,並招了許多議論“最後晤麵”的文章,浪費人們的筆墨與時間。
△ 《論語》全書不見“苦”字,與“樂”相對的是“憂”,這使父親以入世對待人生。
生活中的父親
在那些年月裏,應該承認,我們兄弟倆與父親的距離拉開了,但嚴格地說並沒有劃清界限。父親的為人如何,是否“一貫反動”,我們心中明白,但精神壓力還是有的。
父親自知他對家庭照顧很少。我的母親黃靖賢念過初級職業學校,粗通文字,外祖母家是旗人。像那個年代的大多數家庭一樣,父親在外謀生養家,母親在家帶著我們生活。我的記憶中,父親沒有一個春節是在家過的,母親去世的那年春節父親在廣西出差,最後一個團圓節也沒有能和母親過。
母親去世後,父親就把我們托付給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記得1938年夏父親在去重慶前,送我和弟弟到湖南衡山的姑姑那裏。到了衡山,弟弟不肯留下,躲在另外一間屋子哭。父親和姑姑聽到哭聲過來問怎麽回事,弟弟說要跟父親去四川。父親於心不忍,就把我們從湖南帶到四川南充一位表姑那裏。這次父親走的時候,卻是我在哭了。因為今後照顧弟弟的責任,恐怕是落在我身上了。那一年,我13歲,弟弟10歲。我們中學後住校,寒暑假同學們都回家了,我和弟弟還是要住校。但我們在生活上很早就自立了,也沒感覺很苦。
雖然我們和父親並沒有生活在一起,但在感情上從未感覺與父親疏遠過。他給我們的感覺從來不隻是慈父,也是良師。他關心我們,但給我們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上的瑣事,而是在思想上有所指點。有人問我,父親是否很嚴肅?不,他從來都是以商量或建議的口吻與我們交換意見,從不命令或強製。他關心我們的思想品德,不在意於成績分數。有一次放假,接到學校的成績單,地理考了59分,通知我提前返校補考。我順手把成績單遞給父親看,父親看了沒有一句責備話就還給我,他認為自己不需要說什麽。
母親去世後,父親本來決心不再結婚。1942年香港脫險後他在桂林,先後在幾位學生或朋友的家裏搭夥,朋友認為他這樣的生活非長久之計,勸他再組織個家庭,父親改變了主意。經朋友介紹,1944年,他與48歲的陳樹女士再婚。
我的繼母畢業於北師大,當時在桂林任中學教員,一直未婚。事後見出父親的這段婚姻並不如意,他們的共同語言不多,思想境界又有差距。寫《最後一個儒家》的美國學者艾愷曾推想父親後麵的妻子“更合意些”,因為她的文化程度高於我生母,但事實並非如此。
父親能在這麽多年的政治風浪中泰然堅持下來,一直活到95歲,這讓很多人覺得不好理解。1979年,他寫信給朋友:“一切禍福、榮辱、得失之來完全接受,不疑訝、不駭異、不怨不尤。”這都是多年來對佛學和儒學“踐履實修”的結果。
對佛學的道理,父親是“老而彌篤”。我們小時候跟他去寺院,從不見父親拜佛、燒香,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執”,“忘我”,如果一個人能“忘我”,不考慮個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麵貌就會有根本不同,很多問題就不成為問題了。
1942年,父親自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寫過一篇《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的文章,說:“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曆史將為之改轍。”因為這句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許多人的譏評,說他狂妄、口氣大。我理解他還是出於責任感和使命感而發此感慨的,他曾說:“假如我所作所為,隻求一個人享樂,那麽我的安危隻是我一人之事而已。”他認為自己對整個中國文化甚至於中國前途,都有所見,甚至有所責任。他的任務沒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父親信奉孔子的“仁者不憂”,因此他“樂天知命”。抗戰期間,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岩請他吃素席,飯後在一株小樹下聊天,恰敵機在頭上盤旋下“蛋”,朋友嚇得大驚失色,急於躲避,父親卻一直鎮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都逃出了戶外,父親卻安居不動。在居委會的再三勸告下,最後才有幾個晚上到寓所後門的草地上露宿。
1988年,父親因為腎衰竭住院。他認為佛家對生命的態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順其自然,他也是如此。5月11日他把我叫到床側,示意有話要說。他說:“人的壽命有限。大夫說醫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經完了,壽數就這樣了。”我問他還有什麽要交待的,他隻坦然說:“火化。”1988年6月23日,父親的人生大幕徐徐垂下,享年九十有五。他彌留之際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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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書生侈談治國。2兵者不知詭道。65人可以此老為戒,多長些出息。 - 大江川 - ♂ 給 大江川 發送悄悄話 大江川 的博客首頁 大江川 的個人群組 (0 bytes) (2 reads) 06/25/2014 15: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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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涉及老毛的不雅量?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啊!有風骨的人越來越少了!
梁不服,寫信給毛辯解,說他沒這個意思。還說,你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次日,觀劇。梁又纏著毛說,請他收回這個話。毛生氣了,說不收回。
幾天後的正式會議上,梁漱溟又說:要求毛收回這個話,“要看毛主席有無雅量”,這種對著幹的事,驚動全國。1953年秋,毛發表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分量很重。但梁沒受什麽大的衝擊。
二是“文革”時代的衝擊就大了。先是中學生抄家,把梁家三代的藏書、明清名家書畫,搬去院子燒了幾天。接著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又被拉去遊街批鬥了一個月。而梁先生被批鬥之後回到家,沉下心來寫成了《儒佛異同論》。至1973年,梁老已八十高齡,江青別有他圖的“批孔批林”又點了梁的名,隨後轉為批梁。批了數月,要梁對批判發表感想,梁“驚天地”地吼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他的勇氣和風骨深深留在我們這一代的腦海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