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傻子
作者：老鬼
1968年底共有4千多北京知青來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草原。薑傻子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叫薑一凡，21歲來到內蒙古錫盟，21年後死在內蒙古錫盟。
他雖是高二的，文革中我們卻來往很多。早在長征去狼牙山時，我們就一起從棋盤坨懸崖上吊著往下爬了一小段，體會體會懸崖的滋味。他的故事很多。他拉二胡非常棒，全校數一數二。小學時就常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表演拉二胡，並還與馬連良等著名藝術家一起參加過春節茶話會。文革前中央樂團就想破格要他，被他謝絕。學校廣播員朗讀憶苦思甜文章時，總把他拉的《江河水》當背景音樂。
薑傻子拉二胡全校聞名
他是獨生子，家裏很有錢，自己有一個德國蔡斯相機，還有一特高級的曝光表，這在當時的中學生裏極其罕見。但他平時總穿著舊藍布製服，非常樸素。他說話有些羅嗦，一句話會反複說半天，生怕別人不懂，口吐白沫……他平時愛剃個小平頭，有時候還剃光頭，來學校總騎一輛舊的鳳頭牌自行車。因為他的一些苦行僧式的舉動，同學們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薑傻子。比如他常常用饅頭跟人家的窩頭換著吃；他的鳳頭牌自行車成了公車，同學隨便騎。他公開聲明不想上大學，一心一意要到邊疆務農。還發誓一輩子不結婚。由於他特別愛幫別人辦事，助人為樂，在同學中威信很高，文革前就加入了共青團。像他這樣出身不好的，能被發展入團，還是比較少。
文革初期，他曾寫了一篇很長的大字報，批判血統論，不同意對聯。除了署自己的姓名外，還特地聲明：出身民族資本家。這樣不合潮流的大字報本來就招恨，再加上他又公開了自己的出身，結果引來了撲天蓋地的圍攻，一幫子人就差動手掄他了。全校出身不好卻敢公開貼大字報反對對聯的不多，薑傻子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他思想較左，好像真把父親視為階級敵人，對父親態度生硬，說話冷冰冰。他文革前就幻想到西藏落戶，從1968年起就開始策劃著步行去西藏拉薩。為經費、綱領、人員四處奔走……到這年秋天，他終於從首都中學紅代會處搞了些錢，組織了一幫同學，開始實行他步行西藏的壯舉，走時轟動了全學校。
當他們一行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留影宣誓，全校有近百人為他們送行，有的女生感動的流了淚。但理想雖美，實行起來卻困難重重。在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他們剛走出北京不遠，就被河北農村的民兵給抓住，逐一審查出身。民兵們可不管你去哪兒，走什麽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到了他的地盤就得接收他們的檢查。最後洗劫一空，連車費都沒給留。他們這一行人又灰灰溜溜，折回學校。薑傻子威信大跌……人們對他的動機產生懷疑，覺得他有吹牛的成分，愛出風頭。他這支隊伍的前後遭遇，給人感覺有點像演戲，剛開始氣壯如牛，不久卻像打敗仗的逃兵一樣垂頭喪氣折回。更慘的是回來不久，他們隊伍中的一位女生王羅蘭就被公安部抓走。一時間說什麽的都有。有說王羅蘭是個流氓，有說她是日本特務……而薑傻子因為和王是一個班的，王又是團支書，關係比較密切，自然受到了牽連，處境孤立。這時很多人都疏遠了他，不敢跟他來往。他不得不一天到晚向人解釋他和王羅蘭的關係。見人就說，不管人家想不想聽，他翻來複去解釋，說得口吐白沫。
有人說薑傻子太愛出名，就想幹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說他極左，步行到西藏完全是盲動主義，根本不可能。後來王羅蘭的問題漸漸明朗，她並不是什麽流氓，特務，主要問題是她積極替在公安部工作的父親翻案。因父親會日文，被懷疑是日本特務。
大約是1968年秋，薑傻子報名去內蒙古，沒批，顯然是因為出身問題。初冬，待去內蒙古的同學們走後，他一個人買張車票，自己悄悄地闖到了內蒙古阿巴哈那爾旗。這次他一點沒聲張。走之前，他正告母親，繼續上班，不要送。可那天母親還是提前回了家。他斥責母親為什麽回來？母親辯解道我不是送你的，是身體不舒服。傻子到家附近的車站後，還是看見母親瘦小的身影，悄悄跟著他。傻子生氣了，喝斥母親回去。母親並沒走遠，躲在附近一角落，目送著他上了車……
這次，他成功了，阿爾山公社接收了他。不久，因為挖肅，他們那兒的北京知青與牧民發生衝突。北京來的紅衛兵剛勇好戰，積極投身挖肅。在和對立派的一次武鬥中，失手將一牧民打成重傷，後不幸死亡。這幫知青從此開始倒黴。死者有個親戚是旗公安局的，不依不饒，一定要抓凶手和後台。隨著挖肅運動從高潮到低潮，積極挖肅的知青處境越來越不好。結果為首的一個北京知青閻小紅給抓了起來。薑傻子也成了抓捕對象，因他是這夥人中歲數最大的，被對方認為是武鬥的策劃者。在同學們的大力掩護下，他躲過了一次次抓捕，秘密逃回北京。
這時47中的同學都勸他，傻子，你出身不好，那兒又出了人命，千萬別再回去了，反正你戶口還沒有辦，另外再找一個地方吧！薑傻子在北京躲了一段時間後，情緒漸漸平靜，他來到學校取戶口。管戶口檔案的老師問他：“給你開到哪兒？”他說： “阿巴哈那爾旗。”“你怎麽還到那兒？回去要給你抓起來怎麽辦？”他說：“沒關係。我一點都沒參與，說清楚就沒事了。”“你可考慮好了，戶口一給你開到那裏，就再也不能去別的地方了。”他堅定地說：“我想好了。我得回去。”“你別那麽死心眼兒，你們那兒出了人命，你再去那兒，真要想想後果。” 47中全校的人都知道到內蒙古錫盟阿巴哈那爾旗的那幫同學出了事，打死了人，已經抓了一個，還要再抓薑一凡。老師同學自然都向著47中的，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度過這段危險期。
薑傻子懇切地解釋：“那兒的同學們歲數都小，出了事最需要有人出麵應付。我不能在他們有困難的時候，離開他們。” 在傻子反複要求下，老師隻好給他辦了手續。同學們都替他著急，說他回去是自己往虎口裏送。罵他沒有智慧，傻B！父母也急壞了，幾乎要跪下給他磕頭，乞求他別逞能。哪兒都可以插隊，幹嗎非到出了人命的地方去？傻子卻毫不猶豫地拿著戶口又返回了內蒙古阿巴哈納爾旗。在北京躲的這段時間，他雖然沒有被抓之慮，良心卻不舒服。他有點像張學良一樣，本來完全可以不失去自由，卻偏偏要自己走進牢籠。
1968年底全國自己奔赴邊疆農村的青年學生千千萬萬，但像薑傻子這樣，好不容易從出了人命的地方逃出來，再重新回去，自投虎口的恐怕也就他一個。
果不其然，薑傻子一回內蒙古就被專政起來，說他是這幫打人凶手的黑後台……他被剝奪了各種權利，連他曾為之擔心的一些初中小同學也不再理他，說他步行去西藏是沽名釣譽，偽君子……有一個女生竟然還抽他一耳光，說他是隱藏在革命隊伍裏的階級異己分子。傻子怒不可遏，又還了這女生一耳光，結果惹來大禍，立馬被批鬥，說他搞階級報複！淪為勞改犯，整日與隊裏的五類分子一起幹最繁重，最苦的活兒，背過死屍、起過廁所、打過石頭、趕過馬車……幸虧當時挖內人黨很亂，錫盟的公檢法也半癱瘓，旗裏沒有正式逮捕他。他這一段經曆如果寫出來，肯定是本很意思的書，但由於時間久遠，很多細節已經遺忘了。5年後打死人的事終於不了了之。他才解除了本隊監督改造的日子。
傻子愛騎馬，也喜歡馬，為了給本大隊的馬群改良品種，增加集體收入，他千方百計從種畜場搞來一匹種公馬（據他神采奕奕對我講，其實是騙來的，也可說是借用幾天），並用兩匹馬從伊利特公社換來一匹卡巴金種母馬。他還弄了不少參考書，花好大精力搞配種試驗，鼓搗了很長一段時間。
什麽樣的生個子，傻子都能騎
他特喜歡幫別人跑腿辦事，好像這成了他的習慣。每逢探親回家，他的小本子上寫滿了要給牧民辦的事，整天整天給牧民買東西。所采購的物品堆了半屋子。父親感歎道：“薑一凡要是把對蒙古老鄉的感情給我們十分之一，就是個大孝子了！”
慢慢的，阿爾山公社的知青們都走了，隻剩下了他在草原上放馬。他騎馬騎羅圈了雙腿，臉被曬得黢黑，滿是疙瘩。與牧民親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不住地抽煙。有一年他為了給一對新結婚的牧民捎高級蛋糕，不惜大年三十返回內蒙古，把老媽氣的撲簌簌流淚。
後來，盟文工團和盟烏蘭牧騎都曾想要他去拉二胡，他都沒同意。
他本人是獨子，完全可以辦回北京，但他沒有。他對我說，我這麽老大不小了，回北京幹什麽？一想到每天8小時上下班就頭疼，我自由散漫慣了，還是草原比較適合自己。
直到1981年，盟檢察院缺人手，檢察長親自請他去當信訪接待員，他才同意了——挨過整的人，最知道上訪的苦楚，最想混進公檢法給老百姓幹點事。1983年他又去呼市上了兩年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回來繼續在盟檢察院幹。工作起來後沒日沒夜，啥也不顧。全錫盟檢察係統一提起薑一凡，沒有不知道的。能喝酒，能拚命，能說一口流利地道的蒙語。由於他有群眾基礎，處理來訪，解決糾紛都很有一套，下去辦案從沒出過差錯。
現在回憶起來有兩件事，有點對不住傻子，隱隱作疼。
那是1969年初冬，當傻子在最困難，最需要人幫助時，曾給我打過一個電報，說“十萬火急，火速來我旗”。我已聽說他們出了事，打死了人。但當時我在兵團處境也很不好，要向指導員請假，肯定不批，就沒有答理傻子。我們西烏旗離他們旗大約有3百多裏地，來回要用好幾天的時間。不過我處境再不好，如果去不了，也應該寄封信或打個電報告訴他，而我當時卻沒顧上理他。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慚愧。薑傻子長年挨整，一直是單身。大約1983年左右，我的一陝西插隊同學問我：“有沒有男的，幫幫程萬紅吧，她現在還沒對象。”程是我們學校老初一的女生，文革初期叱吒風雲，舌戰群雄，威鎮全校。到陝西延安插隊後，因為戀愛問題，精神受了刺激，有點分裂症，弄得沒人敢和她來往。再加上多年吃藥，把她吃成肥頭大耳，遠不如學校時漂亮。父親雖是個大使，也成了困難戶。
我想，程萬紅這種病如果有了男朋友，結了婚，可能就會好的。就把薑一凡介紹給了她。當時曾有同學勸我，不要幹這事，程萬紅有病。我卻僅憑跟程萬紅談過一次話，就覺得她沒有病，同意了她本人的說法：是某某人害她，想封住她的嘴，才說她有病，因為她知道這人幹的壞事。
薑傻子很快就和程萬紅結了婚，並還把程萬紅帶到內蒙古住了一段。2年過後，再見薑傻子時，他苦笑著對我說：“她真的有病，而且越來越重，生活都不能自理。沒一點記性，什麽都忘；把一堆帶血的月經紙扔在枕頭旁邊；屋裏蒼蠅成群，還不讓打，說是小生命；衣服泡了一個月也不管，在水裏都漚爛了。成天就是睡覺，什麽家務活也不幹。” 我望著薑傻子那飽經風霜的臉，無言以對。
薑傻子每天下班後都要給病老婆做飯，收拾被老婆扔了一地的東西。家被她給弄得像豬窩一樣亂，又髒又臭。有一次他這瘋老婆竟一絲不掛爬到房頂曬太陽，轟動了錫林浩特市的左鄰右舍，給傻子帶來了數不清的苦惱。
我後來改變了立場，勸他離婚。那程萬紅也成天叫嚷要離婚。但傻子的傻勁又上來了，雖然也埋怨過程萬紅隱瞞了病情，卻始終下不了決心離，優柔寡斷，與這個神經病老婆廝守。以後程萬紅的病情嚴重到砸鍋砸碗，不讓傻子吃飯。剛生的孩子也不管，寧肯抱著小狗把自己的奶喂小狗，卻不喂孩子，孩子給餓得老哭。沒辦法，傻子隻好把老婆送回北京娘家治病休養。他們的小男孩薑炯，由傻子的母親照料。
多年草原生活，讓傻子有一大幫牧民朋友，這些牧民一到錫林浩特就找他喝酒。他成了“酒鬼”，肝兒不好，還總大碗地喝。全身喝得胖了一圈，腦袋出奇的大。插隊前我比他塊兒，插隊後他比我塊兒，體重足有90公斤以上。他回北京去見老同學聊天，總要帶瓶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
1986年因肝病他回北京治療，曾找過我妻子，幫他聯係到了302醫院住院。醫生說傻子的病情很危險，已有肝硬化的症狀，讓他一定不能再喝酒。傻子一笑置之，出了院，就天天幫同事和牧民老鄉跑腿兒，買東西。每次在京期間，他就是采購員的角色，大部分精力用來幫別人辦事。為了買到一個假眼球，他跑遍了全北京城。他父母感傷地對我說，薑一凡從沒有這麽熱心地為他們老兩口跑腿。
1988年秋老父親癌症晚期，他趕回來守護照料。這時他自己的肝病也很嚴重，腹水使他係不上腰帶。可陪床期間，一有空還出去給別人辦事。來日無多的父親望著兒子的背影，默然無語。
等辦完父親的喪事，傻子匆匆來我家打個招呼就走了，因為我曾幫他父親找過一著名的治癌專家看病。他與老娘、孩子、病妻告別後，拖著病軀返回錫林浩特。路上因身體疲倦，病情加劇，把公文包丟了，裏麵有持槍證，傻子心情沉重，到了錫林浩特就寫檢查，絞盡腦汁寫。兩三天後在辦公室昏倒，住進醫院。醫生通知了傻子的單位，他的門靜脈性肝硬化已到了晚期，日子不多。
單位決定馬上送他回北京，在母親身邊度過最後時光，並給他一人買好了3張飛機票，讓他躺著回去。傻子卻死活不同意。他說：“趕緊把飛機票退了，給我留在這兒吧，不會有人比草原上的人對我更好了。”
檢察長隻好同意退票。是呀，錫盟各地來看望他的人，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在個小地方，他才顯出了他的價值。那一段時間，有一個北京知青要死了的消息傳遍了全錫林浩特市。
認識他的蒙古牧民送來了各式各樣的營養品，把病床下麵塞得滿滿。仍在錫林浩特的知青們，北京的、天津的、呼市的，認識的，不認識的都紛紛前來探視。他的幾位蒙古族朋友，一到周末就提著酒菜與他相聚。大家知道他快要走了，聚會的機會不多。其中有個冷凍站的朋友，特地給他留下兩罐液氮，以備後事。
在3個月的住院期間，盟檢察院的同誌日日夜夜陪床，100多名幹警都為他喂過飯菜，端過屎尿。為此他們準備了一百多副手套和幾身隔離服。用檢察長的話說：“為了一凡，我們冒著檢察院關大門的風險。”
到最後時刻，他進入了深度昏迷狀態。一名女知青在病床前不斷地呼喚著他：“薑一凡，堅持住，你媽媽就要到了，堅持住！”這名女知青用濕毛巾一遍一遍地擦拭著他幹裂的嘴唇。副檢察長親自把他母親和孩子從北京接到錫林浩特。但母親走進病房，無論怎麽喊他，他也無力睜開眼睛。4歲的孩子拚力大叫“爸爸，爸爸！”他毫無反響，孩子急得用小手揪著父親耳朵，把嘴對著耳朵眼，使勁大叫：“爸爸！你睜開眼看看我呀！” 人們這才突然發現傻子的眼角處滾動著一粒巨大的淚珠。可他連睜開眼皮的力氣都沒有了。
1989年10月8日，薑一凡因肝硬化死在了錫林郭勒盟大草原。留下了一個4歲小男孩和一個孤零零的老娘。牧民們痛哭失聲，把一瓶一瓶酒往他身上灑，讓他喝個夠。有個蒙古老漢跪下來給薑傻子咚咚磕頭，念叨著薑傻子快死時，還囑咐自己的同事給他墊錢買藥。
知青們自發地湊了4000元送給了薑傻子的母親。並對她說：當年和一凡一起來錫盟草原的有4000多人，您就當是他們每人都盡了一點心意吧。
望著眾多來送行的人群，有人感歎道：薑一凡這輩子值了，檢察院最大的官兒死了也未見得有這麽多人來看望。
薑傻子自投虎口，熱心於為牧民辦事，真正在邊疆紮了根，把生命的終點選擇在草原，傻的可敬可愛！唯一的缺憾就是他與蒙古牧民“同流合汙”，喝酒喝得太厲害了。還有，他對父母過於冷淡。
我當時正在巴黎。他去世後一年多才知道。非常後悔，要知道他將不久於人世，最後那次見麵怎麽也得多和他聊聊。
薑傻子在北京生活了21年，在內蒙古大草原上也生活了21年。他用他短暫的生命實踐了他在學校時去農村牧區落戶的誓言。他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就這一點來說，他值得人們懷念。他當初步行去西藏也不是什麽沽名釣譽，出風頭，是他生命中的一次認真的嚐試。退一步說，就算他有點想出名的思想也沒什麽不對。
青年人腦子一熱，說一些革命的話，幹一些革命的事很容易，但把生命搭上，真正付諸實行21年，卻不容易了。
我們的薑傻子做到了！了不起！
一轉眼，薑傻子已經去世17年。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高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