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一本書：《烙印》- ZT

“狗崽子”憶當年

稿源:南方都市報   2010-06-13
作者:桑農(大學教師，安徽蕪湖 )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記憶》，林賢治主編，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版，38.00元。
  拿起這本書，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令人戰栗景象。暗紅色的封麵上，一道皮開肉綻的傷口，斜穿而過。這就是那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心靈的傷痕吧。

    記得當年，有所謂“傷痕文學”。其中有一部分，也涉及到這一方麵。可那隻是歸結為政策及其執行者的錯誤，還沒有深入到道德層麵、法律層麵乃至製度層麵。而且人們很快就轉移了關注的焦點，不再追究下去。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一切向前看。但是，過去的真的就過去了嗎？未必。翻一下《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記憶》，就能夠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內心深處的創傷至今已無法愈合。

    這裏二十多位敘述者，有胡風、章乃器這樣一些“欽犯”的子女，也有一般的“狗崽子”；有一些默默無聞的人，也有一些當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事隔二三十年之後，回憶起當年的經曆，仍然不寒而栗。例如孫鬱先生，為了與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在學校將姓名改掉了。父親晚年還希望他將姓改回來，讓孫鬱深感自己是“身背著罪愆的人”。再如趙園女士，這位人們印象中溫文爾雅、心平氣和的學者，曾因屬於“另類”而承受巨大的壓力。改革開放之後，作為大齡青年的趙園經人介紹對象，發現對方也同屬“另類”才放下心來。兩人相約，為了“消滅剝削階級”，婚後不要生育子女。讀到這裏，真是讓人毛骨悚然。

    當然，這隻是極少的幾位代表。據《開放時代》雜誌2006年第5期刊登的一份調查報告，僅“四類分子”(還不是“五類分子”)，官方認定的數字(還不包括錯劃)即有2000萬人，其子女及孫輩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保守的估計也在1億以上。這些人絕大多數至今健在，他們分散在各地，甚至還說不上一個群體。他們決不會由於這樣一個屈辱的身份相互來往，也決不會主動講述那段創傷記憶，在自己的子女麵前更是諱莫如深。常聽人說什麽“失蹤者”，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失蹤者”，特殊的“失蹤者”，就在我們身邊、天天可以見到的“失蹤者”。

    《烙印》的編輯意圖十分明顯，乘著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尚在世，讓他們說出曾經的苦難，告訴後人當年發生過什麽。這很重要。因為不僅年輕人對這段曆史一無所知，親曆者也似乎很容易健忘。隻有說出苦難，為曆史留下一份證詞，才有助於康複被苦難扭曲的人性，有助於維係社會的正義與製度的健全。

    徐賁在《人以什麽理由來記憶》一書中多次提到，見證的意義不僅在於見證者說出自己個人的苦難往事，還在於站在人類的普遍立場上，把自己的苦難遭遇當作一個來自非正義世界的真實例證，提出來警示所有的公眾。見證苦難，不僅僅是為了災難不再發生在見證者自己身上，而且更是為了苦難不再發生在任何別人身上。據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德國興起過一陣“希特勒熱”，因為電視連續劇《大屠殺》的播放，這股熱潮很快消失在公眾輿論的譴責之下。

    在中國社會裏，應該具備更加強有力的糾錯功能。千萬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疼”，不是時常可以聽到這樣的告誡嗎？《烙印》裏那些令人發指的敘述以及醒目的封麵，也會起到同樣的警示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