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花坊的博客
愛神愛人，有喜樂，有盼望，活得有滋有味，過的是精彩人生。
牟敦白
不管怎麽說，我還活著，而他已經離開二十四年了。
什麽原因使他離開人間？是自戕還是謀殺？這是撕人肺腑的問題，我沒有能力查清疑惑。所留給我的，隻有悲哀、憤慨，和永遠的懷念。
郭世英是郭沫若先生的第六位公子，在全家十一個孩子中排行第八位。1942年出生，如果活到現在，不過五十多歲。他雖然早早離去，卻永遠留給人堅毅、年輕、有棱角的形象。他是流星，他是閃電，他永遠年輕，因為他死去的時候隻有二十五周歲。
然而我認識的郭世英還要年輕，如果算十八歲他上高三的時候。我時年上初一，郭世英已是北京一O一中著名的傑出學生。我認得他，他不認得我。等到我們彼此熟悉時，他在北大哲學係讀書，二十歲，一米七八的個子，經常鍛煉，身材勻稱結實，一張馬雅可夫斯基式的線條分明的麵孔，和郭沫若先生文質彬彬、溫文儒雅的形象大不相同，除了那繼承乃父智慧的寬闊的前額，他完全是一個現代型的青年知識分子。
他比我年長五歲，是我當年心中的偶像。由於他受到眾多歐美作家，特別是俄國作家的影響，他很深沉，有一種俄國文學作品中常描繪的冷漠貴族的神態。實際上他的心地平和，對一個比他小五歲的無名小卒，他待我是真誠的，熱情的，他是我最早的啟蒙者之一。
從初中二年級起，我非常崇拜郭沫若先生的作品。從《克爾美羅姑娘》到《十批判書》，從《女神》到《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引起我無窮興趣，給予我豐富的知識，我“攢錢”——將夥食費和零花錢省下來，購買了全套精裝本的《沫若文集》。當時有許多學生對郭沫若富於傳奇色彩的生平抱有莫名其妙、毫無道理的偏見。但是隻要認真閱讀郭老浩瀚的著作，便不難感到其博大精深、才華橫溢。由此我悟出一個道理，凡人凡事，不能人雲亦雲，要首先了解一下再做結論。由於對郭老作品的偏愛，自然而然要轉到對其傳人的關注。
那是1962年的冬日，星期天，我在東安市場裏的舊書店閑逛，正好找到一部郭老在大躍進期間的詩著《百花齊放》。這時候，郭世英和一位年輕女士走了過來——我常想，人的命運，冥冥中上蒼已做好了安排，這是我們每個人所無法預料而必將降臨的，至於是唯心論、宿命論，還是什麽玄妙的哲學，我無法解釋，也不能用“無巧不成書”這樣簡單的概念來概括生活。在人生煩瑣紊亂的生涯中，在主脈絡上延伸出許多細小的分支，每個分支都是你人生的某一組成部分，但與主脈相承，形成複雜的網絡，最終匯集成你生命過程的全部圖像。我們常說，一個偶然事件會改變你一生的命運，這解釋太簡單了，“偶然”僅僅是出於自我感覺，而偶然出自必然，或必然形成偶然，這樣比較符合“辯證法”，符合科學的分析。因此，不必自怨自艾，一切是有緣分的——書歸正傳，郭世英身著中式棉衣，頭戴羅宋帽，脖子上係一條大長毛圍巾，服飾得體，氣質高雅，頗像五四時期的大學生，知識分子。那位女士很年輕，盤子一樣的圓臉，中等以下身材，笑容可掬，有教養，但不漂亮。和郭世英相比，似不很般配。我覺得像郭世英這樣的人一定會找個漂亮的女朋友的。（後來方知道，這位女士叫金蝶，是X詩社的人。至於此事涉及什麽刑律問題，如何東窗事發，禍及郭世英及他人身係囹圄，從未有任何人對我講過內情。我想，郭世英出於謹慎和愛護，或因我年齡小，涉世淺，他極少與我談這類敏感問題）我徑直走到郭世英麵前，請他在我剛買的《百花齊放》扉頁上簽個名。他笑了，年輕的女士也笑了，非常坦率質樸的笑，我怎麽有資格在父親的著作上簽名呢？——我們就這樣正式相識。雖然相差幾歲，但都感到對方是誠實可交的人。
1962－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O一中，相距不遠，騎車十分鍾可見麵。但是他卻喜歡寫信，因之我們之間有若幹書信往來。他問我除了他父親的著作，我還喜歡哪些作家。我複函中說，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爾基的書，前兩位作家，我完全無師自通地熱愛，當時我不知道他們是世界文壇舉足輕重的巨人。郭世英顯然也喜歡這兩位作家，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他向我推薦，並借給我幾本書，其中有俄國作家阿爾誌跋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俄國作家安德萊耶夫的短篇小說，以及易卜生的《娜拉》。當時我們生活在一種自欺欺人的貧乏環境中，我看了俄國作家的書後，那些抑鬱、沉悶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
有一天下午，課外活動時間，郭世英和另外一位青年來一O一中找我。其人係著名哲學家張東蓀的孫子，北大生物學教授張宗炳的公子張鶴慈。他長發蓬亂，一副頹唐的現代青年形象。如果在80年代，這種裝束毫不令人奇怪。在當時卻引起學校師生們的驚詫。張鶴慈也是本校畢業生，熱愛文學藝術。我覺得他多少有些門閥觀念，見我如此年輕衣著普通，大概認為不入清流。張天馬行空，對旁人蔑視全然不顧，在校園內招搖過市。郭世英則較沉默，不時有熟識的人和他打招呼，為了替張壯行，他也顯出一副漫不經心的神態。春天，萬物複蘇，清冷的風吹著我們，我感到慚愧，自己學識淺薄，在兩位老大哥麵前孤陋寡聞。我看著張鶴慈的麵容，瘦小的身材，女人一般纖細的手指，覺得他“走”得夠遠的。我想他一定讀了許多書，處於青春萌發晚期極度的苦悶彷徨中。我覺得在許多方麵他對郭世英形成一定影響。許多年後，我讀了佛洛伊德的書，才明白當時我們都處於一種“情結”中，內心深處潛在的廣泛欲望無從尋到正確的引導，空寂落寞的社會人文環境，促
使潛意識中的逆反心理逐漸地演繹成畸形行動——這是釀成後來悲劇的根源。
那些日子我們接觸頻繁，互相交換作品，我開始練習寫小說、寫詩，我是個小詩弟，郭世英、張鶴慈說我寫的《人物之間的對話》還可以。張鶴慈詩寫得不錯，短小精悍，有股戴望舒加波德萊爾的神韻。他大膽地謳歌愛情。有人說郭世英也寫詩，這麽多年過去，我實在記不起他和張鶴慈的詩句。要知道，在當時的歲月，熱愛文學藝術本身就帶有某種傾向。（自由化？）我常常受到同學的嘲弄，感到同人實在無法交談，於是頻繁地找老大哥求教、聊天。郭世英貌似嚴峻，其實不乏幽默。有次他對我說，抗日戰爭結束快二十年了，可他們家還在繼續進行。我聽後一笑。他說他具有日本血統的異母哥哥不會過日子，不到月底工資就花光了，常跑來找老頭子要錢。我說，你們過得那麽好，應該幫助人家。他很寬厚地笑笑說：“我沒有錢。”在一些場合我說話有時不著邊際，他就拉拉我的袖子。我記得郭世英不抽煙，但他有隻大煙鬥，偶爾拿出來也吸幾口。有時他和張鶴慈的行為也挺令人費解，他們心血來潮，用英文打字給我寄來一封信，弄得我這個學俄文的初三學生
忘紙興歎，不得不跑到同學邢祖介家請其父——北大教授邢其毅先生翻譯，邢先生說那英文實在不很通，但其中有一句我和邢祖介當時就聽懂了，那大概算作一句箴言：“沒有希望永遠是沒有希望。”邢老先生說：“不通。”我們說：“通！”
這句話如果說純屬因語法錯誤造成的“病句”，那是偶得。如果是處心積慮寫出的文字，那算匠心獨運。我寫信總稱呼“世英兄”，對一個十五六歲的人來說，未必有些腐儒，可除此之外沒有什麽恰當的名詞，郭世英比我大五歲，今天看四十歲和四十五歲並沒有什麽明顯的差距，當屬於同代人。可是十五歲和二十歲的人在一起，那幾乎意味著相隔“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不否認，我們當時都很幼稚，試想即便二十歲的人，不可能字字珠璣，爐火純青。除了王勃、李賀那樣早熟的天才，現代郭沫若先生也是位早熟的大作家，但郭世英從未認為自己是“天才”或“天才之子”。他隻是熱愛藝術，熱愛文學，他比其他人更熱愛生活，渴望那個時期他所不能得到的一切。他是一個真誠的、執著的理想主義者，時下一天到晚喊著要為理想去死的人絕不會去死，而默默承受痛苦折磨的人則很難預測他們的命運。
有一次，郭世英、張鶴慈和我三個人在西四大院胡同五號郭家，正趕巧一輛又高又大的黑色“吉斯”汽車在我們身邊停下，司機和郭世英打招呼，郭沫若先生走下來，微笑著向我們點頭，似乎他兒子和我們一樣，僅隻是年輕人而已。郭世英指著他父親的背影對我說：
“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
“可他是你的父親。”我回答。
“血統上是這樣——你看我們的腦袋，都越長越大，我爸爸每年都換新帽子，舊帽子都戴不下去了。”我很愕然，不知老兄是否開玩笑。“可能每年都長些才氣。”我說。張鶴慈不客氣地打斷我：“近年來長的都是傻氣。”我很不以為然。郭世英看出我的心情，低聲對我說：“我內心當然愛爸爸，誰讓我是他兒子。”——近三十年後我到什刹海郭沫若故居憑吊，郭老最後的歲月案頭始終擺著戕於文革的兩位愛子——郭世英、郭民英的日記，舐犢之情，至死未泯。洪鍾大呂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對我說過的這句話，悲哉！
郭民英正提著小提琴從宅內出來，同樣很英俊的一位青年。他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小提琴，郭世英給我作了介紹，郭民英很客氣，很和藹，沒有富家子弟的驕矜氣，但看得出是花衣錦食家庭的子弟，我們僅有一麵之交，便成絕響。
郭老住宅很典雅，隔壁是座基督教堂，院內一座小樓可能也是原教堂的西式建築。客廳裏掛有色彩濃豔的齊白石“百花齊放”的書卷，到處是書。郭世英的房間也到處是書，抽屜裏是一卷卷未裱的郭老夫婦寫的大宇，可能是習字所留，字字珍品。郭世英對我說，我若願意就拿走幾張。我不好意思，因為有的紙上寫著勉勵郭世英的話。多年後，我在困頓之中，不免有凡夫俗子的遺憾之感。若今日我手頭有留下來的幾張墨跡，恐怕今生再無衣食之慮了。但一想到郭世英兄弟，隨即大徹大悟。他們憤世嫉俗，為做人的尊嚴，為了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我輩渾噩至今，混跡商界，事業無成，已屬於輕薄者流，又何苦看重世俗的榮辱呢！
我和郭世英、張鶴慈侃著，於立群女士走進來。她胖胖的，保養很好，口裏嚼著糖，十分慈祥可親，比起我日後見到的若幹位顯貴的夫人所謂的修養之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握著我的手，我極難想象這位阿姨胖而白皙的柔軟的手竟能寫出極其蒼勁工整眾口讚譽的顏體楷書。
還有一件令我驚詫的事，我在衛生間裏，看到窗台和馬桶水箱蓋上零零散散放著好幾張糧票，在人們剛剛度過荒年的1963年，糧票比金錢還要珍貴。我在學校餓得無精打采，吃摻小球藻的窩頭和煮白菜根（將白菜根表層剝掉，將芯切成片，放在臉盆內，加糖精，在宿舍的爐火上煮熟，一人分一茶缸。是楊北平——楊勇將軍之子的烹調技藝，大概源自紅軍或八路軍）。明明餓得遍體浮腫，卻還要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唱“我們的生活多麽好”，如果講實話，則認為大逆不道，甚至要遭到批判。郭世英、張鶴慈和我不止一次探討過“說實話、說謊話”這麽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今天我還是說實話吧，看到深宅大院裏的情景，從此我知道什麽叫特權。也知道了即使在比較清廉的60年代，最上層人士和我生活的中等家庭之間懸殊也是很大的。我對郭世英說，像這樣處境的人在中國是天之驕子，為什麽要自尋煩惱？——“人並非全部追求物質。”他大概回了我這麽一句，“俄國的貴族多了，有的人為了追求理想，追求個性解放（郭世英對強調‘個性解放’這個詞先後不下數十次），追求社會的進步，拋棄財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黨人、民粹黨人是貴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受鞭笞，做苦役，拋棄舞場、宮廷、情人、白窗簾和紅玫瑰，他們為了什麽？我不是讓你看了安德萊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霧中》了嗎？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麽？”
“‘或者默默無聞，或者出人頭地’，我最喜歡的格言。”張鶴慈在一旁說。
我沉默了，安德萊耶夫的那篇小說是寫一個艱韌不拔、曆經艱險的牛氓似的革命黨人回家看望他年老的、高官顯赫的父親，父子沉溺於久別後的天倫之樂中，在老父樂極生悲的淚水下，為了不使慈父傷心，兒子答應不再四處飄泊、從事危險的活動了。而就在第二天，在父親放心的鼾睡中，兒子悄悄離開家，義無反顧地投身於自己的危險事業，消逝在一片籠罩在俄國的憂鬱的薄霧中……我想，他從事的事業也像霧一樣神秘，終生籠罩在我們這一些人身上。
還有一次，我們三個人一起去師範學院找一位女性，她的姓名我已經忘記了。她很文靜，富有書卷氣，身材纖小瘦弱、短發。然後我們四個人，郭世英、張鶴慈、師院女生和我，又到百萬莊去找一位姓葉的女青年。在葉家看到一幅西方畫報的插頁：夕下的太陽映得海麵一片燦爛，船舷邊一個女人麵對大海，雙手伸向天空，後身剪影。大家都讚美她，我為了顯示自己不人雲亦雲，說了聲：“沒什麽了不起。”“咦——你怎麽？”郭世英、張鶴慈轉向我：“你還不懂藝術！”夜深了，我們到西苑大旅社外麵的新疆餐廳小吃部，我清晰地記得，昏黃的街燈照著五個人的影子，長長的，在孤寂的街上晃動、晃動……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們下飯館，第一次喝酒。
“敦白——”郭世英對我說：‘你看，這就是我們，X詩社的成員們。”“‘X’表示未知數、十字架、十字街頭……它的涵義太多了，無窮無盡。”張鶴慈解釋道。
我十分的冷靜，十分的沉鬱，實際上我內心和他們一樣，對前途、對生活不那麽樂觀，因為我父母在1957年已遭厄運，我已知道人間世態炎涼。對於眼前這些年長的朋友，不知道他們是否把我也算為X詩社中的一員。後來李岩老太太，當時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衛處處長（十三處）負責郭世英一案。她夫婦是我父母終生的朋友，對我父親說：“X詩社最後幾次重要活動，敦白都參加了。”還出示了我們的書信往來。我父親不相信，身為郭老之子，年長我五歲的郭世英竟寫了那麽多信，真把我這個無名小子當成個“人物”了。如果蒼天有眼，希望這些信件至今仍然靜靜地躺在市公安局哪個檔案庫裏，總會有曝光的一天，看看我們到底觸犯了什麽刑律。
在這次X詩社最後的晚餐上（其實對我是第一次），我得知金蝶（前文已述）已成功地抵達香港。
“敦白——”張鶴慈醉眼朦朧：“說實在的，我第一次見到你，印象不好。”
“所見略同——我也一樣。”這可能是我第一次出色地回答問題。
“你真會說，有進步。”郭世英笑了，許多天來，他愁雲密布，這是第一次綻出笑容，似乎自慰，他沒選錯朋友，調理出一塊材料。大家都笑了，張鶴慈有些尷尬，不過他從此不再把我當成一個討厭的小孩子了。
是夜，我有生第一次喝酒，第一次酪配大醉。
天氣漸漸地熱了，我正準備考高中，郭世英和張鶴慈情緒日益消沉，晚自習後到北大找郭世英，他總不在，他的同學以詫異的眼光看著我，一種不祥的氣氛籠罩在身邊。哲學係一位負責思想工作的教員，三十歲左右，浙江人，當時正在宿舍，硬留下我，從故宮封建土皇帝談起，一直扯到江南園林風光，不知想從我口中套出些什麽，我沒有真正預感到事態發展的嚴重性。實際上，網已經撒下，就等著收緊了。
6月，一個黃昏，我到北大燕東園張鶴慈家還書，沒想到很長時間沒露麵的郭世英正獨自一人在張鶴慈房間裏喝酒。
“走，到前麵散散步，就咱們兩個。”郭世英對我說。
張鶴慈進來了，樣子很頹喪。上次喝酒他哭了，他的氣質和處境深深地折磨著他，他早因“意識形態問題”被師範學院勒令退學了。
我晚上尚有兩節自習課，近來時有曠課，學校當局已對我提出了警告。
暖洋洋的夏風拂麵吹來，未名湖畔還有三三兩兩的青年，大多數學生已去教室上晚自習，在這時季裏，你能感到某種青春期不安的躁動。
“我不得不告訴你，我們——‘X’社的人麵臨嚴重的局勢，也可能會影響到你。”
我沒有說話，畢竟年紀輕，除了崇拜大朋友，自我仿惶、壓抑。對日益降臨的危險還缺乏感性認識。同時，內心深處並不認為我們的行為有什麽越軌之處。
沿著北大60年代留學生宿舍或留學生食堂前的小道走上假山，四處彌漫著丁香的芬芳，夏風輕輕搖曳樹葉。在山上的一個小亭子裏我們坐下來。郭世英開始抽煙。
平時他不吸煙，夜色中那張堅毅麵孔的倒影顯得極其冷峻。
“我們是朋友，我比你年齡大，但，敦白，你是自願和我做朋友的。”
“我不後悔。”
“真的嗎？人到了危難的時刻，什麽藝術、哲學、理想、廉恥，都統統扔掉，最後隻剩下本能——拚命保護自己。”
後來我深深體會到這些話的分量。
“如果你是一個有良知良心，講真話的人，生來便是不幸的。沒有自我，沒有愛，沒有個性，人與人之間不能溝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學時代是‘正統的’，我真誠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們漸漸成熟了，視野開闊了，我一直在看書，在思考，我的接觸麵當然比一般人廣泛，我明白了許多事情。上大學以來，我不再欺騙自己。我應該獨立思考，我開始記錄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學哲學的嗎？我應該獨立思考。”
他一支一支地抽煙，半晌不說話，我也沉默著。我理解一個扭曲的心靈，一個痛苦的靈魂，一個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充滿博愛與矛盾的羈絆的心靈。
“你不喜歡張瑞芳在《白癡》中的配音，但是我喜歡。那是多麽徹底的淋漓盡致地發泄自己內心痛苦的聲音。我告訴你，那可是真正的藝術。”月光下，郭世英兩眼炯炯有神地看著我。
“我母親說我，不應該自尋煩惱。我對她說，你看看父親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為什麽我不行？何況我寫的東西不供發表，也不可能發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親說時代不同了，新社會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說，等離開我們，離開我，你還是和大家一樣，走大家應該走的路。不要學習我，不要顯得與眾不同，我們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過高了。”
隨後，他沉默了，再沒說一句話。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聚，時值1963年初夏。
以後郭世英的遭遇，已有人在《男子漢》雜誌作了介紹，我不贅言，當然，我“自投羅網”，人生苦澀自此起，我走上艱難的路途。回首往事，除了對亡故朋友真摯的崇敬和懷念，我對上述經曆沒有絲毫的反悔。這是一個凡夫俗子的脫胎換骨，走上成熟的關鍵時刻。郭世英及X詩社對於社會、對於文學藝術所形成的影響，尚未有人做出正確的分析，因為他們的作品已經散失，影響不廣泛。僅留下一部郭世英的日記，現存郭沫若故居。
郭世英的生命極其旺盛的時候以慘烈的形式突然熄滅，客觀的社會現實必然造就出這樣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結局。1965年他由河南回北京後又轉到農業大學讀書。我本可以找他，但我想到他說過的話，特別是我自認為已經步入到普通黎民百姓中，已不再留戀任何“布爾喬亞”和“沙龍文化”。我沒有去找他。我想來日方長，總會見麵，那時我將以一個堅韌的、成熟的、深沉的無產者的形象出現在啟蒙老大哥的麵前。誰想到這竟成了一個永遠難以兌現、令我終生遺憾的虛幻的夢！即使1965年到1966年初我們梅開二度，那麽以青年人單純的熱情，同處一葉扁舟之上，又怎麽能回避隨之而來的更為激烈的驚濤駭浪呢！
我苟且偷生，活到今日，已經愧對朋友在天之靈，近三十年後，我到郭世英居住過的庭園，又無力超度吾兄亡魂。往事曆曆在目，然“黃鶴一去不複返”。麵對故友，不能自己，“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