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我家（9）-馬家爸爸

  
        馬家爸爸是我北京農業大學的同班同學，都是北京人。

        我們上大學時有規定：不許喝酒，不許抽煙，不許跳舞，不許搞對象。所以大家每天趕課，後來又變成半農半讀，一天到晚地插秧收割，加上不停的政治運動，那有閑心想別的。我是班裏的文娛幹部，每次國慶去叫大家練習跳舞，他和幾個好友就逃跑，這是唯一打交道說話的機會。

        不過他給我很好的印象是他跑得快，體育課上，別人才跑了一圈兒他都跑了一圈半了。插秧也是別人剛到地中間他已經到頭了，無論幹什麽都不惜力。我們班打排球是全校最好的，特別是文革期間不上課了，每天都打，場地就在我宿舍前，他是當然的主力，印象就深些。因為去男生宿舍，看到他常幫別人縫被子， 覺得他不錯很愛幫助人。捎帶一句，馬家爸爸也是很帥的人，他又在軍樂隊吹黑管，後來我們排大型歌劇時，我演個小主角兒，常常能見他在台下樂隊中，就不時偷看一眼。  

    馬家爸爸是個正直的人，文革中，有人叫他去整我們尊敬的劉步洲老師，被他幹脆地拒絕了。他的理由是：我出身不好，叫別人吧。那時人人討厭那個高高掛在大煙囪上的，天天亂叫的宣傳大喇叭，男生中有人願拿2斤饅頭做獎賞，給敢爬上去摘喇叭的人。馬家爸爸和另一個蔡同學偷偷地爬了上去，幾十米的大煙筒到了頂上前後左右晃晃蕩蕩。他們就這樣掙了兩斤饅頭。

    到了畢業前夕，他幾次受到軍宣隊的批評，更受到大家矚目。他是個忌惡如仇的人。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時，很多班裏學生整同學，整老師，打得人上吊的，喝農藥的，跳樓的，跳河的，跳煙囪的，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就住在我門宿舍對麵的樓，從二樓跳下來還摔死了。我們宿舍樓有個女生因為寫信給北京市委，替他父親鳴不平被整，從五樓跳下來愣沒事兒，爬起來就跑，抓回來說她假自殺，又被狠狠地抽打，我們學校成了全北京市大學的重點，死學生最多。

    我們班考入學校那年成績最好，但家庭成分高，所以沒人打過同學，對打人的人很不感冒。有一次搬宿舍，正好碰上打人最厲害的那個土化係家夥，馬家爸爸就故意找茬和那人吵起來，進而動起手來，我們班別人也加入進去，他們把所有的氣都撒在了這個人身上，自然受到了嚴厲批評，讓他檢查。後來不知為什麽，又興起了半夜查戶口 ，連學生宿舍也不例外。明明住在他們宿舍的工宣隊員證明沒外人，軍宣隊還要人人拿出學生證來，馬家爸爸又帶頭吵起來了。當然又是一頓批評。類似的事發生了五次。可是沒人鬥他，因為他替我們大夥出了氣，當然更引起我的矚目。

      臨畢業了，放鬆了，大家全都著急地找對象。我的堂姐說一定要找個工農子弟，改改我們的成份。我的好友曉華問我想找誰，我想他家好像是工人出身，人又好，就說此人不錯。曉華的男友已畢業正好回來看她，她就拜托他去問問。馬家爸爸說他得問問我們班同學，結果一位同學說：行，她們家有錢。於是他就答應了。其實我母親隻是個護士，但孩子少所以經濟比他家強。後來我讓他見了我母親，就訂了朋友的關係，畢業一起被分到了內蒙工作。

    我是糊塗人幹什麽都不追根刨底兒，結果後來我才知道他家不是工人，全家都被轟回老家大連新金去了。原來三十年代，他父親從大連農村老家出來，在大明眼鏡公司學手藝，出徒後又學了修理醫療器械，有5個學徒夥伴兒也想賺大錢，就開了個北京六大醫療器械行，後來又開了北京第一家醫療器械廠，賺了大錢，在王府井還買了小樓，出入北京飯店，喜好古典音樂。解放時他們賣了公司，要去香港，被徒弟告了，解放軍派了軍管會的主任來處理，沒收了金條，把他們都留在廠裏當了工人，但那個主任因著把金條裝了自己的腰包，被槍斃了。

    他家錢沒有了，孩子卻不斷的出生，母親也去做了裝訂工人。在他小弟弟1歲時，母親又懷孕，因為搬紙垛，受了傷大出血不治而死。他早上出門時，他媽給了一角錢吃早餐，中午被人叫回來，母親已去世了。當時全家一共七個孩子，他12 歲，排行老三。大哥，二哥都上了中專，為了這個家他決定停學半年，在家照顧一歲到10歲的四個弟妹。他學會了蒸饅頭，做飯，洗衣，縫補，打掃衛生等所有的家務活。上了大學他每星期都還回家幫助做家事，替父親分擔憂愁。文革時他父親和弟妹都被趕回大連新金老家，被吊起來打，很慘。

    我們在洛杉磯管旅館時，馬家爸爸說：“一輩子學了那麽多的本事，就是這洗衣服，清掃房間的本事用上了”。可笑的是，碰到壞人攆他們都不走，說我們的旅館衛生。所以人一生學什麽都有用，要不停地學。
  

[周伯昆]

您好！我是郭世英的中學同學，目前也在洛杉磯住。看到您的這篇文章，很想多了解一些郭世英，能和我聯係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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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re]

道不盡的世事滄桑。。。

你真好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