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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79年是改變命運的一年，國家和我們小家都是轉折的一年。 那年一月中央決定《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產建設上來》；停止對台炮擊；中美兩國正式建交；鄧小平副總理訪美。這是解放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二月對越自衛反擊戰；六月萬裏肯定了安徽鳳陽當地實行的“大包幹”生產責任製。七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先在深圳、珠海兩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11月烏魯木齊毛紡織廠與香港、日本的合資公司正式簽訂合資經營新疆天山毛紡織品有限公司的合同。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公布後第一批被批準的中外合資企業中的一個。同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等6部門提出的把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被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複了勞動者身份。國務院確定15個省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的辦法。 全年每日每時都在對冤假錯案進行著平反。
上麵列的每一項改革的措施，都對中國後來的經濟建設起了非常的作用。 至於對越戰爭，我們的理解就是過去上政治課講的是把注意力轉移，因為全國萬業複興那個亂是不可想象的。城裏人已經進入新階段，可是農村還在“東風吹，戰鼓擂，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的境況。這句話是我的姑父的親戚80年代，從農村寫來的信的開場白。雖然文革結束了兩年，但是很多人的思想還停留在文革中，不是每個人都擁護給地主富農正名。因為那土改分田分地，是對還是錯哪？當時的鄉鎮村領導哪個不是那個時候起來的? 從國家而論，各級單位和領導，因著平反出現的文革兩派的暗鬥都還在進行中，因為說出被害平反的原因時，必然涉及到還在位上甚至高位上的害過人的人。在建國以來甚至建黨以來曆次運動中都有人整人，曆次運動中又都有整人的人被整了。到底怎麽看待這些事？所以許多在文革中被殘酷整肅過的，仍活下來的高級領導，也都在反省自己過去的做法，有很多人主動向過去他們整過的人道歉。毛的“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受到了徹底的質疑。
我們大家在辦公室裏也在談論如何搞好經濟的事，討論如何能夠把產量搞上去，把企業辦好。農業局一位姓葉的老技術員是從福建來的，他說不應該隻是一種經濟體製，吃大鍋飯，沒有競爭生產不會搞上去，是呀，那平均主義的害處大家都看得到，人人都有私心，聖經講是罪性，想象在農村看到鋤地時，幹得快的總鋤到頭就歇著，等到大家都到了，再一起鋤回去。有多少人真正能夠不計較，天天，月月，年年比別人多幹得同樣報酬，所以我們也很讚同。
至於說到當時的一片混亂，事情究竟如何解決，誰能做好的決策? 我就說：“中國還得靠上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會突然說這句話，總之心裏希望有個權威，那位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神，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大概和我從小受到的熏陶有關。
就在我說了這話不久，突然收到了二姑的電報，叫我速速回京，辦理調回北京的手續。我接到電報立即回到北京。原來，姑父被整死，現在平反了，姑姑沒孩子，所以把我調回來照顧她。除了辦我們的手續，就是幫助姑姑去辦姑父平反的事。姑父挨整時，連累了跟著他的人，包括了幾十年的老革命，及才工作的年輕人。現在都可以得到平反了，那死去的哪？瘋了的哪？他們才是最可憐的。這其中有個人，要求平反時，專案組問他，那你為什麽寫了這些材料？他說你們看看我在紙的後麵寫得什麽？他們一看，發現他在紙的不同位置上寫了四個字“屈打成招”。這是幾年後，那個專案組的人親口告訴我的。
我到內蒙後，就沒有想過能回到北京，那時真是覺得比上天都難，所以為了將來，生了個可以挑水的兒子。現在真的辦成了，做夢也沒想到我也會在姑父平反中得了益。當時報戶口要有接收單位才可以，正好我們原來聯係的中國農科院需要200名專業技術人員。我們有有利條件：一是，李大哥當時幫我找的人正好在蔬菜研究所科技處工作；二是，我們是農大蔬菜專業畢業的；三是，我的姑父是在農科院被整死的；所以蔬菜所，農科院裏都沒問題，毫不費力地我們就被接受了，要知道我們是五口人進京，5個戶口啊！回過頭想，那都是神的恩典，當我口裏承認上帝之後，我的命運會改變得這麽快，我怎麽能不感謝他。
不但我們走了，很多人都出了山。我特別要說的是62年被下放到和林的王健和李楓了。王健原來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廣播組的組長，李楓是對台廣播組組長。他們都原來在三野，西南軍區，是鄧小平的部下。57年鳴放時，都聽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鄧小平的“蓋棺定論”說法有異議。記得我們一到和林就聽說過他們，說王建因為說了蘇聯專家的不是，就被定了右派。我們在中學的朋友焦老師說，57年先是李楓出事連帶了王健，兩人都不認錯，當然就到了下麵來了。王建分到縣衛生科當科長，李楓在和林中學當副校長。文革中沒少挨鬥，特別是打內人黨的時候，被打得很慘。焦老師是北師大的畢業生，是64年8月底到的和林。因為都是北京人，他也經過反右，對右派的事情，心裏比較清楚，到和林後，王健，李楓和他們關係一直都好，文化大革命中因為關係好，所以有時學生鬥李楓，把他也拉去。”文革結束了，又要學外語了，王建就被調到中學教外語了。
在文革後期，還有一對夫婦，男的姓劉，也到了和林縣。他們象是南方人，穿著很洋化，我和他們很熟，知道他們是上麵下來的，但從哪兒來，為什麽來，我從沒問過。前些日子焦老師告訴我劉某是原來內蒙自治區的秘書長，他出山後回到呼和浩特，給和林作了很多事情，為和林後來成為蒙牛的基地，為山溝裏的建設，出了很多力。 那一年。分配去的外地大學生們也陸續都出了山，廣西的小韋，湖南的小劉，就連呼和浩特的王凡夫婦，鄰近的托克托縣的老高都走了。陳鴻厚帶著三個孩子回了老家江蘇鹽城，最後當了鹽城地區電力局的頭，上網去查，他在2000年開始在無錫辦起了江蘇電力係統療養院。
我本來要寫一篇藏龍臥虎，可是因為在內蒙的日子到了結尾，就把題目改成了龍虎出山，其實在那裏大煉了一把的每一位，無論在技術上，身體上，思想上，都格外成熟，為後來改革開放作了極好的準備。每個人都成了崗位上的中堅。聖經裏約伯說：“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雖然我對毛的許多事不讚同，但是為著11年的吃苦，我感謝毛澤東。不敢說我們被煉成了精金，但是我們確實都被煉成了鋼筋鐵骨。以後的日子多苦也沒有比過內蒙了，無論碰到什麽境況，和在內蒙的日子一比，就不覺得難了，哪裏還有煩惱？內蒙的日子使我得益一生。
上麵列的每一項改革的措施，都對中國後來的經濟建設起了非常的作用。 至於對越戰爭，我們的理解就是過去上政治課講的是把注意力轉移，因為全國萬業複興那個亂是不可想象的。城裏人已經進入新階段，可是農村還在“東風吹，戰鼓擂，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的境況。這句話是我的姑父的親戚80年代，從農村寫來的信的開場白。雖然文革結束了兩年，但是很多人的思想還停留在文革中，不是每個人都擁護給地主富農正名。因為那土改分田分地，是對還是錯哪？當時的鄉鎮村領導哪個不是那個時候起來的? 從國家而論，各級單位和領導，因著平反出現的文革兩派的暗鬥都還在進行中，因為說出被害平反的原因時，必然涉及到還在位上甚至高位上的害過人的人。在建國以來甚至建黨以來曆次運動中都有人整人，曆次運動中又都有整人的人被整了。到底怎麽看待這些事？所以許多在文革中被殘酷整肅過的，仍活下來的高級領導，也都在反省自己過去的做法，有很多人主動向過去他們整過的人道歉。毛的“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受到了徹底的質疑。
我們大家在辦公室裏也在談論如何搞好經濟的事，討論如何能夠把產量搞上去，把企業辦好。農業局一位姓葉的老技術員是從福建來的，他說不應該隻是一種經濟體製，吃大鍋飯，沒有競爭生產不會搞上去，是呀，那平均主義的害處大家都看得到，人人都有私心，聖經講是罪性，想象在農村看到鋤地時，幹得快的總鋤到頭就歇著，等到大家都到了，再一起鋤回去。有多少人真正能夠不計較，天天，月月，年年比別人多幹得同樣報酬，所以我們也很讚同。
至於說到當時的一片混亂，事情究竟如何解決，誰能做好的決策? 我就說：“中國還得靠上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會突然說這句話，總之心裏希望有個權威，那位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的神，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大概和我從小受到的熏陶有關。
就在我說了這話不久，突然收到了二姑的電報，叫我速速回京，辦理調回北京的手續。我接到電報立即回到北京。原來，姑父被整死，現在平反了，姑姑沒孩子，所以把我調回來照顧她。除了辦我們的手續，就是幫助姑姑去辦姑父平反的事。姑父挨整時，連累了跟著他的人，包括了幾十年的老革命，及才工作的年輕人。現在都可以得到平反了，那死去的哪？瘋了的哪？他們才是最可憐的。這其中有個人，要求平反時，專案組問他，那你為什麽寫了這些材料？他說你們看看我在紙的後麵寫得什麽？他們一看，發現他在紙的不同位置上寫了四個字“屈打成招”。這是幾年後，那個專案組的人親口告訴我的。
我到內蒙後，就沒有想過能回到北京，那時真是覺得比上天都難，所以為了將來，生了個可以挑水的兒子。現在真的辦成了，做夢也沒想到我也會在姑父平反中得了益。當時報戶口要有接收單位才可以，正好我們原來聯係的中國農科院需要200名專業技術人員。我們有有利條件：一是，李大哥當時幫我找的人正好在蔬菜研究所科技處工作；二是，我們是農大蔬菜專業畢業的；三是，我的姑父是在農科院被整死的；所以蔬菜所，農科院裏都沒問題，毫不費力地我們就被接受了，要知道我們是五口人進京，5個戶口啊！回過頭想，那都是神的恩典，當我口裏承認上帝之後，我的命運會改變得這麽快，我怎麽能不感謝他。
不但我們走了，很多人都出了山。我特別要說的是62年被下放到和林的王健和李楓了。王健原來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廣播組的組長，李楓是對台廣播組組長。他們都原來在三野，西南軍區，是鄧小平的部下。57年鳴放時，都聽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鄧小平的“蓋棺定論”說法有異議。記得我們一到和林就聽說過他們，說王建因為說了蘇聯專家的不是，就被定了右派。我們在中學的朋友焦老師說，57年先是李楓出事連帶了王健，兩人都不認錯，當然就到了下麵來了。王建分到縣衛生科當科長，李楓在和林中學當副校長。文革中沒少挨鬥，特別是打內人黨的時候，被打得很慘。焦老師是北師大的畢業生，是64年8月底到的和林。因為都是北京人，他也經過反右，對右派的事情，心裏比較清楚，到和林後，王健，李楓和他們關係一直都好，文化大革命中因為關係好，所以有時學生鬥李楓，把他也拉去。”文革結束了，又要學外語了，王建就被調到中學教外語了。
在文革後期，還有一對夫婦，男的姓劉，也到了和林縣。他們象是南方人，穿著很洋化，我和他們很熟，知道他們是上麵下來的，但從哪兒來，為什麽來，我從沒問過。前些日子焦老師告訴我劉某是原來內蒙自治區的秘書長，他出山後回到呼和浩特，給和林作了很多事情，為和林後來成為蒙牛的基地，為山溝裏的建設，出了很多力。 那一年。分配去的外地大學生們也陸續都出了山，廣西的小韋，湖南的小劉，就連呼和浩特的王凡夫婦，鄰近的托克托縣的老高都走了。陳鴻厚帶著三個孩子回了老家江蘇鹽城，最後當了鹽城地區電力局的頭，上網去查，他在2000年開始在無錫辦起了江蘇電力係統療養院。
我本來要寫一篇藏龍臥虎，可是因為在內蒙的日子到了結尾，就把題目改成了龍虎出山，其實在那裏大煉了一把的每一位，無論在技術上，身體上，思想上，都格外成熟，為後來改革開放作了極好的準備。每個人都成了崗位上的中堅。聖經裏約伯說：“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雖然我對毛的許多事不讚同，但是為著11年的吃苦，我感謝毛澤東。不敢說我們被煉成了精金，但是我們確實都被煉成了鋼筋鐵骨。以後的日子多苦也沒有比過內蒙了，無論碰到什麽境況，和在內蒙的日子一比，就不覺得難了，哪裏還有煩惱？內蒙的日子使我得益一生。
問候姐妹, 複活節快樂! 感謝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