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蒙古的日子（23）- 撒網捕魚

        四人幫倒台了，一下子一潭死水活起來了，可是過去的規矩好像也不那麽規矩了。那時候，中央由“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領導，也沒有多大威信，地方上土皇帝們突然各自說了算了， 我們是搞林的，當然鼓勵農民多種樹，在自家周圍種樹是自己的事，可是董家營公社的書記就是規定每家隻允許種多少棵，不可以在院牆外幾米之外種。我們林業站的站長更是私下裏亂砍亂伐，把許多的樹砍倒偷賣。縣委更是把地震救災的錢蓋了招待所，好像誰也管不了誰了。我回家跟我哥說起此事，他說你怎麽不去告他們？我沒說話，那些土皇帝們就是地方的霸，每個公社幹部家屬都不幹活，都欠著隊裏的口糧錢，老百姓能說什麽。

 

        一切都亂起來了，法律不管事了，就連人也變壞了，林業站趕馬車的車夫和我們的一個技術員小康的老婆說他的親戚可以幫他買個縫紉機，錢拿走了，機器也沒見到，那個親戚也跑了，最後也沒找到。現在這騙錢好像是司空見慣，那時候可是很少有，因為人也實在是窮，騙也騙不了多少。這個康某家也發生了一件事，我們外地去的都生了三個孩子，為的是他們將來在內蒙好互相照應。康家生第三個又是個女孩，他老婆就心裏不高興，可是他是個幹部又不能把孩子淹死。有一次他們回父母家，坐著拖拉機，因為是冬天，穿得厚，包得嚴，等假期回來說是孩子死了，是在車上喂奶時憋死的，大家都不信，說是他老婆故意幹的。

   

        我76年時被調到縣苗圃工作，搞技術兼做會計。馬家爸爸在繼續幫助農民建果園，早建的果園也都開始接果子了。那時我們天天在果園裏修枝剪樹，施肥打藥，嫁接果苗，果子長得特別好。到了果子熟了的時候麻煩大了，好像全縣城的幹部都要進園子裏來摘這果子似的，我就讓工人把住門。不管你是誰，局長，縣長也別進來，怎麽賣果子還和打仗一樣呀？但是這樣處理完果子，也沒得罪任何人，因為大家都一樣的待遇。

 

        其實世道也在變，過去沒希望的事情變成有點希望了。

 

        收音機裏也開始教外語了，我就先念我的英語，小劉他們也來找我學。回北京的時候我就買了日語教材來讀，跟著收音機學。老崔是文革中從內蒙古林業設計院下來的工程師，馬二和馬三生下來都是他們給看著，老崔大嫂是個大好人，幫我看孩子，看著家。我學習時就鼓勵崔嫂的孩子們跟我學日語，後來，她們找工作時也因此得益。

 

        最顯著的變化是外地來的人，不管是大學生們，還是知青們都有了回家的念頭。他們那些從其他省裏來的就積極地聯係準備了，可是我們是從北京來的，我們覺得回北京就像上青天那麽的難，心裏也沒多大念想。很多本地人很嫉妒我們的想法，從北京早期來的大學生們也都沒抱希望。每次大家聚在一起也是在說論這件事，因為我總覺得沒有希望，也不動手找機會。有一次，農機學院畢業的陳洪厚跟我說了一句話，讓我一輩子受益匪淺。他說：“你撒網打魚時，一網下去也許打不上一條魚，也許幾網下去也沒有魚，可是沒有打不上魚來的漁夫。”經典！他是在鼓勵我們要努力撒網，爭取能夠捕上魚來的機會，我們在他的鼓勵下開始行動了。

 

        老天總是照應，春節過年回北京，和院子裏西屋的李大哥說起來，他馬上說他幫我問問，真巧，原來他在北京蔬菜種子公司工作，認識中國農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人。我們也沒抱多大希望，但是問問又不丟人，就請他幫忙。

 

         回來陸陸續續地，小韋回了南寧，小劉回了湖南，知青們也開始陸續走了。我們什麽時候能撈上魚回北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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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