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人生，互助互愛
互相提攜勉勵；為我，為你，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在海外闖出美好的生活和成功的事業奉獻自己的綿力。
《吞吐大荒》 萬裏雲霄一羽毛
五 名校與名師（1）
作者：傅寧軍
以前人們以為，徐悲鴻在“五四”前夕離開北京，與“五四”運動沒有關係。其實，徐悲鴻身在歐洲，不曾忘懷北大精神。最有力的證據，來自九十三歲的徐悲鴻學生、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馮法祀。他看過徐悲鴻寫於法國的兩篇詩文。“我一看就是他寫的，文言跟白話摻雜在一起，就是他特有的文風。他如果在現場的話，也會振臂疾呼。”
馮法祀的記憶力果然超強。在天津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徐悲鴻書畫冊》中，收錄有二十四歲的徐悲鴻以行草體書寫的文稿，其中一篇曰：
今日何日乎，吾等齊處烈風猛雨裏，往者暴君汙吏貪官孱將殃民害國，罪惡不可諫，偏今日白手空拳，排難禦侮是吾事，振臂束襟同奮起，可以鑿開道捍獅虎，猛獸實無知，不似戈龍勃入美洲，野人容易製。今日乎，空間盡處是吾敵，眾賊頻起來不息，吾有雙臂並兩拳，當與道者盡格殺。黃帝吾祖乎，吾為汝裔勿羞戚。
八年夏，國人奮起擊賊，有死者，吾居海外，隻能悲歌一掬同情之淚，成詞二首，敢奉仲子學長匡謬。悲鴻
這篇寫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的激昂之作，讀來悲憤滿腔。人們看到了一個雖在異國他鄉，卻同樣感受“烈風猛雨”的熱血青年。將自己的振臂疾呼溶入“五四”大潮的徐悲鴻，在開始歐洲留學時，就有了一個激勵自身發奮的定位。
二○○五年五月，距離徐悲鴻當年赴法留學八十六年之後，我和同事前往巴黎。中國和法國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地圖上沒變，不同的是，在徐悲鴻的時代，人們坐著蒸汽發動機的海輪穿行大海幾個月，如今國際航班隻要十多個小時，就能輕鬆完成。
拒絕改變是法國巴黎的主調。塞納河對岸老建築在車窗外移動，給人一個強烈的感覺，尊重曆史仍是巴黎人的傳統。像其他古跡一樣，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的校園一切如故，地麵由碎石砌成，高大的主體建築浮雕精美絕倫。
當初徐悲鴻是個默默無聞的中國學生，而中國當時在西方根本被人瞧不起，大師雲集的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會保存他的學籍檔案嗎？
法國人果然信守承諾。行政主任薇諾妮卡和幾位男士，已經等候在大門裏的停車場了。薇諾妮卡向我們介紹，這所著名學府前身是巴黎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建於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也有部分二十世紀的建築。它的藝術品收藏極其豐富，有些是當年皇家繪畫與雕塑學會遺留的。她給我們引見了學校檔案館研究員艾瑪奴爾。
檔案館在學校主樓一側。推開沉重的大門，檔案館內有三層樓那麽高，穹頂裝飾很講究，用富麗堂皇來形容毫不遜色。這裏有一百多年間學校所有的學籍檔案。艾瑪奴爾抱出一冊很厚的大本子，翻譯朱明宇念出封麵上的法文：“巴黎高等美術學院，存檔，男生的檔案。”原來這是當年新生簽名簿。
艾瑪奴爾打開夾有字條的一頁，指著其中一欄鵝毛筆的字跡。徐悲鴻名字後麵填著：出生地：宜興（中國），導師：F·弗拉孟，被畫室接納時間：1920、11、15，參加入學考試時間：1921、4、4，被允許開始學習時間：1921、5、13。
那一年，徐悲鴻二十六歲。徐悲鴻的素描和文史考試都取得了好成績。而在此之前，徐悲鴻曾在巴黎朱麗安畫院學了一段時間素描。
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國駐法國總領事趙頌南曾發函給高等美術學院，以國家的名義，證實學生的身份。這份文件等於是當時中國駐外機構給徐悲鴻的擔保：院長先生：我很榮幸向您推薦中國學生徐悲鴻，現住在巴黎少姆哈路9號（音譯），他剛向我表達了在您學校注冊的願望。另外，我證明他出生在中國江蘇省宜興。非常感謝您為這個學生提供的方便。我請求您接受我非常崇高的致意。
攝製組翻譯朱明宇告訴我，有一張照片中的留著胡髭、麵色嚴峻的學者，就是徐悲鴻的導師弗拉孟教授。弗拉孟教授的一封信，發於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長先生：我很榮幸地請求您，將徐悲鴻先生注冊在我畫室的學生名單中，請您接受我誠摯的感謝。弗拉孟教授的另一封信，則是代表校方的接受函，類似於我們現在的錄取通知書。這封信寫的是：徐悲鴻先生，我榮幸地接受你為我的學生。
和徐悲鴻當年入學的時候一樣，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延續的，還是導師製。學生選擇導師，導師也選擇學生。選什麽樣的人作為自己的導師，徐悲鴻非常明確，第一是最好的，第二是寫實的。他覺得，中國畫之所以讓他不滿意，因為它被關在書齋，不關心現實，這和他內心的叛逆和在北大所受的熏陶，完全不合。
在諸多導師中，徐悲鴻之所以看中了弗拉孟教授，是覺得他的曆史畫與主題肖像畫創作，是現實主義傳統的精華，氣勢宏大、流暢自然。而弗拉孟也喜歡徐悲鴻，他看到徐悲鴻不隻是一個學生，而且是一個成熟的中國藝術家。
徐悲鴻具有中國繪畫基礎，理解西方繪畫技法的角度與眾不同，他對西方透視學、解剖學以及色彩學、光學原理的把握，很快高出於其他同學。他練習素描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從人體結構的變化關係，到物體的明暗層次，從質感、體積感到色彩感，深受弗拉孟教授的稱讚，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
徐悲鴻上過課的教室還在嗎？
薇諾妮卡女士在前麵引路，陪我們穿過一個院子，院子三麵是相互連著的一幢樓房，而樓下草坪正麵有一扇緊閉的大門。這扇門以前是朝著街麵開的，而今已經封死了。我踩著嘎吱作響的樓梯，登上側樓的二樓。滿牆刷滿各色顏料，可能是學生塗鴉之作。通道盡頭的一間寬大畫室，就是徐悲鴻學畫的教室。
陽光從天窗灑落。基本保存原樣的畫室，充滿著油彩的氣息與藝術的氛圍。徐悲鴻是個勇於尋找機遇的人，他百折不撓地努力，終於站在這間畫室裏。而那時這所學校沒有其他的中國人。說徐悲鴻是鳳毛麟角，幾乎代表著一個中國，在當時西方人眼中其實並不誇張。在他之前，確實沒有哪一個中國人到這裏來過。
巴黎國立美術學院離盧浮宮不遠。從學院門前的波拿巴巷走向塞納河畔，在法蘭西學院前走上藝術橋，橋的斜對麵就是盧浮宮。藝術橋的橋麵木板沒有變，塞納河水依然靜靜流淌，今天盧浮宮仍是法國人最自豪的藝術聖殿。不同的是，中國遊客的麵孔似乎很普通。中國留學生和藝術家的出現，也已司空見慣。
《吞吐大荒》 萬裏雲霄一羽毛
五 名校與名師（2）
徐悲鴻有備而來，他不是一個盲目的小青年，而是一個理智的中國畫家。他時常思考著“大道”，那就是一個民族的使命和一個畫家的責任。徐悲鴻與當年留學法國的中國青年一樣，抱定明確的目的。積貧積弱的中國，使他們過於早熟，充滿革命激情。他們在不同方向、不同領域，尋找他們自認為的真理。
綠樹成蔭的拉雪茲神父公墓，坐落在巴黎市區一條街道旁。早就聽說，西方人對於死亡的理解與我們不同，墓地常常緊挨生活區，死者與生者和睦相處。走進公墓，如同走進一個雕塑世界。偉大的作家雨果、作曲家肖邦、畫家德拉克洛瓦等輝煌的名字，與各式各樣雕塑相伴。飛翔天使與優雅少女，還有盛開的花木等，展示著生命氣息。
在這個西方的“人生後花園”，我們找到了巴黎公社社員墓。與其他巴洛克風格或羅馬風格的墓園相比，這裏顯得很簡潔，但簡潔中表達著無言的莊重。隻有一塊很不起眼的墓碑，沉默地護衛著為社會正義而流血的先輩。
八十多年前，徐悲鴻曾在這裏寫生。如今斯人已去，現場依舊。陽光灑滿草地，微風吹拂樹枝，偶爾有遊人走過，但聞聲聲鳥鳴，給人一種幽遠的懷念。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生前說：“周恩來和徐悲鴻在巴黎就相識了。”也就在這塊墓碑前，年輕的徐悲鴻邂逅了同樣年輕的周恩來。
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廖心文是《周恩來傳》的主筆，她說：“當時周恩來到巴黎公社社員牆前憑吊死難烈士，遇到了正在這裏寫生作畫的徐悲鴻。兩個人相見以後，可能因為兩個人都是江蘇人，而都有美術愛好，也是自己的追求，所以覺得特別地親切。他們在巴黎產生的這種感情呢，延續到解放以後。”
這也許是一幅讓無數中國人怦然心動的畫麵。兩個同樣懷揣理想和抱負的中國青年，在這裏殊途同歸，日後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
周恩來與徐悲鴻的一個共同話題，就是步入巔峰的歐洲繪畫與雕塑。
在天津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保存著周恩來留法期間給親友寄回的卡片，印證了周恩來對徐悲鴻取法西方寫實傳統的共鳴。一張賀年片是米勒油畫《拾麥穗》，一張明信片是羅丹雕像《大衛》，周恩來在背麵用鋼筆寫道：“這是有名的羅丹雕刻，不用我介紹了，此像陳列在盧森堡美術院中。”另一張明信片是英國油畫肖像。“這是一張英國名畫片，畫冊藏在巴黎魯滬（盧浮宮）博物院，英國美術天才不算多，所以英國的好作品很少，不過近年來也漸漸發達，他們愛畫兒童的像，這張畫可以說很傳神了。”
周恩來在巴黎住過的公寓，雖然房子已經麵目全非，但法國政府仍在臨街的牆上掛了一塊刻有周恩來像的銅牌，以示紀念。就在這條街的斜對麵，就是徐悲鴻在巴黎住過的公寓，我們按照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提供的法文地址，也找到了門牌號碼，樓的外觀還是當年模樣，裏麵卻已經很現代化了，是一個非常講究的旅店。
徐悲鴻總是這麽幸運，盡管他在法國的日子依然沒能擺脫貧困，可是他的身邊總是巨星閃耀，使他能夠沐浴在思想的陽光下。
一九二○年冬，徐悲鴻認識了他的藝術道路上又一個引路人，他就是當時法國畫壇的泰鬥、公認的畫壇領袖達仰·布佛萊。
那是一次文化名人茶會，受著名雕刻家唐潑特的邀請，徐悲鴻也前往參加。知道這位中國留學生才華的唐潑特，把徐悲鴻引見給與會的達仰·布佛萊。應達仰的熱情邀請，徐悲鴻來到他的畫室，看到大量的素描、速寫和油畫，體會達仰藝術語言的魅力。二十五歲的徐悲鴻從六十七歲的達仰那裏，讀到了天才畫家的執著。
在徐悲鴻看來，歐洲繪畫傳統是一個獨特的藝術體係，與中國繪畫風格迥異，同樣是人類優秀文化遺產。而達仰繼承文藝複興精華，引導他借鑒吸收，是他求之不得的。中國並不缺乏寫意和抽象的元素，缺乏的正是寫實訓練。
徐悲鴻驚奇地發現，達仰已經是畫壇大家，每天一大早，還是到畫室作畫，直到天黑才離開，即使是星期天也不例外。人們都知道，徐悲鴻畫馬名揚天下，而達仰也是畫馬的高手。巴黎大學教授彭昌明出生在巴黎，是中國台灣移民畫家的第二代，她的研究方向是美術史，曾將達仰·布佛萊作為研究對象。她給我看了一張達仰油畫複印件。畫麵是一個人帶著馬喝水。
她說：“馬的題材，徐悲鴻是非常喜歡的，常常在他的畫裏，看到對馬的興趣。徐悲鴻的老師達仰先生畫馬畫得也很好。我想從這些馬的比較，可以看出，徐悲鴻先生當時來巴黎的時候，希望了解的是整個西方的藝術傳統，從最古老的希臘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歐洲。他想把非常豐富的西方傳統，係統地帶回中國去。”
我們來到巴黎大學大會堂，看到達仰的畫作，造型逼真，氣勢恢宏。徐悲鴻與達仰相識的那一年，達仰的畫作在世界博覽會上賣到10萬美元，是當年參展畫家的最高價，被人們譽為“法國當代最著名的畫家”。隻要有達仰的畫，徐悲鴻都會去看，仔細品味大師的創造力。當時巴黎不少重要建築，都以請到達仰作畫為榮。
在法國巴黎大學給我們當向導的，就是在此任教的彭昌明。她幫我們與校方聯係，把大會堂的門打開。她說：“巴黎大學是十九世紀蓋的，整個建築是十九世紀下半期的風格。當時要求法國最重要的藝術家畫壁畫，達仰在世界博覽會，巴黎大博覽會，一九○○年的時候得了大獎，是非常著名的藝術家，因此也受到了邀請。”
如果說，徐悲鴻出國之前對西方繪畫有所了解，但真正踏入歐洲，是從他的導師弗拉孟，以及達仰等好幾位前輩大師的身上，領悟到西方繪畫的精髓。二十世紀初的法國，隻是描寫宗教聖經故事的古典主義，已經讓位於關注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主體完成了由神向人的大轉變。徐悲鴻追溯著歐洲文藝複興的繪畫傳統。
文藝複興後西方繪畫界派別林立，優秀的寫實傳統已經登峰造極，到二十世紀初葉，西方造型藝術進入現代派“春秋戰國”：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達達主義、超現實派、表現派、抽象派等等，新潮噴湧，目不暇接。喜新厭舊固然推動著藝術的創新，但徐悲鴻也看到，許多西方現代派大師曾有過寫實的紮實基礎。
《吞吐大荒》 萬裏雲霄一羽毛
五 名校與名師（3）
徐悲鴻想的不隻是個人的愛好，而是民族文化的更新。他何嚐不知，由日益成熟的寫實傳統向寫意抽象轉化，將現代派推向極致，在西方蔚為大觀，因為寫實在西方已經走過漫長的曆程。而他覺得，中國繪畫改革則相反，急需汲取西方繪畫的寫實精華，尤其是引入西方繪畫的科學理論與訓練方法，因為中國需要補上這一課。
中央美院人文學院副院長趙力，是一位年輕的美術史學者，他曾仔細尋找上個世紀初赴法國學美術的中國學生蹤跡，完成了相關的研究課題。他說：“作為一個學生，去選擇創作的一種方向的時候，徐悲鴻先生是非常有定力的。所謂的定力，就是說他有自己的主張和觀點，而不是隨波逐流。徐先生選擇的是法國的寫實主義，他認為這種寫實主義是一個藝術傳統，或者是歐洲的古典主義傳統的一個基本點。”
刻苦求學的徐悲鴻，癡迷的程度，當時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畫進步很快，老師們不再吝惜讚揚，同學們也對這個黑頭發的學生不再看輕，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徐悲鴻取得成績並不奇怪，因為他太刻苦了，沒人比得了。
《美術研究》主編邵大箴告訴我：“徐悲鴻先生他為什麽當時學習寫實主義的藝術，非常尊重達仰，而且要把現實主義的藝術引進到中國來，這就是他有個基本的、曆史的、文化的思考，認為現實主義藝術是永恒的，這一點在他所有的文章裏都反複強調。第二個他堅定的信念，就是中國需要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的藝術。”
一九二一年夏，中國的國內政局動蕩，留學生的學費中斷了。徐悲鴻很難維持在巴黎的生活，加上他的腸胃病時好時壞，處於貧病交加的困境。他不願意半途而廢，再難也要堅持學下去。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德國通貨膨脹，馬克貶值，徐悲鴻所剩的一些法郎在德國可增值數倍。於是，他和蔣碧微來到了柏林。
柏林向徐悲鴻打開了又一個天地。他親眼看到倫勃朗、門采爾、綏幹第尼的繪畫和脫魯倍斯柯依的雕塑，他向柏林美術學院院長康普等德國前輩畫家求教。在柏林近兩年，他每天作畫達十小時以上，到博物館臨摹從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唐人街”，德語叫做“堪得斯塔德”，一般中國人稱它康德大街。
徐悲鴻每天走過這條飄散著中餐香味的街道，熟悉的氣息勾起鄉思，讓他想到萬裏之外的故土。逢年過節，民間舞獅子，而父親徐達章也會畫獅子，可惜他終老鄉間，隻能憑借想像。也許徐達章沒見過獅子的遺憾，徐悲鴻並沒忘記，他在柏林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動物園。獅子形象在他的速寫本上占的頁數很多。他觀察獅子的站、臥、走、躍的姿態，把獅子的結構一絲不苟地畫下來。到了吃飯時間也舍不得離開，忍著饑餓和陣陣腸胃痛，去捕捉著獅子吞食的動作特點，手中的畫筆不停地畫著。
徐悲鴻畫的獅子達到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傳神。他憑著記憶能將一頭雄壯的獅子畫得活龍活現，絕非偶然，他渴望他的祖國像一隻真正的雄獅，如同拿破侖所預言的那樣，有一天早上會醒來，向世界發出覺醒的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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