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安克的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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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安克，德國漢堡人，畢業於
漢堡美術學院工業設計係。1990年夏天為期3個月的中國之旅，改變他的人生——從1997年至今，他在中國廣西的大山裏已經待了十年，輾轉多處山村，過著簡陋的生活。他在華支教十年，是感動中國2006候選人。
他很想留在中國。１９９７年盧安克在南寧的一所殘疾人學校義務教德文，結果因沒辦下“就業證”，被公安局罰了３０００塊錢；１９９９年他又從德國回到廣西，跑到河池地區的一所縣中學當初中老師，因不能提高學生的考試分數，家長們有意見，學校把他開除了。
盧安克
為了能在這些貧困學校免費當老師，盧安克１９９９年成立了個辦事處。“辦事處是廣西外經貿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學校也沒有權利聘請外籍老師，不過我有合法從事教育工作的權利，可以做教育實踐研究了。”
２００１年７月，盧安克把他的辦事處搬到了廣西東蘭縣坡拉鄉建開村林廣屯廣拉隊，這是一個不通電話、不通公路，村民隻會說壯語的偏僻小山村。
“是他們不適合學校，還是學校根本不是為了他們辦的？”
“這是個什麽爛仔，把頭發染成這顏色！”因為沒見過外國人，鄉下的老頭兒第一次見到盧安克時說。
在東蘭縣的隘洞初中當老師時，盧安克非常喜歡去學生在山裏的家。
“那邊的人都對我很好。不管我到哪個村，人家都已經知道我在免費教他們的子女。” 盧安克以辦事處的名義派自己到下邊當老師，不收錢。他去的學生家，都是那種上麵住人，下麵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沒有電視機。因為缺床，他隻能和學生擠一張床過夜。“５.１長假，整個星期我都在山裏走，每天大概走兩個小時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村裏我學生的家裏住。”盧安克發現在鄉下，有５０％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個初中班，也是每隔幾周就會少幾個學生。特別是到了期考，一些人什麽沒說就突然不見了。
“我的學生上學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門課不能超過９０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試過填寫２００１年的中考英文試卷，我估計自己連８０分都得不到。老師的工資要看學生的成績，老師們為了自己的工資，隻管有希望升學的學生。普通班是沒有學生能考上高中的，他們對高中已經放棄了。雖然人還在學校，可學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學下去是為了什麽。學校裏的生活跟他們在家裏的生活是分開的，家長的意思則是：如果考不上大學，上學是沒有什麽用的。”
盧安克
在廣西當過幾年老師的盧安克，對中國教育的印象是：教育，隻是為了滿足一種被社會承認的標準，不是為了小孩。小孩在滿足這個標準的過程中，脫離了他的天性，脫離了他的生活……“教育難道是隻為了獲勝？我不想繼續跟學生一起奔跑著參加這場競賽———這場一直匆忙地奔跑著，最後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屬於自己的競賽。我的學生，覺得自己不能成為學校和父母所期望的
‘標準人’，他們不隻是無法達到標準，也交不起學校要求的費用。所以他們在離開我們班的時候，什麽都不敢說。繼續留在學校的學生也常常對我說：‘回家放牛吧！’”“是他們不適合學校，還是學校根本不是為了他們辦的？我再也不想參加這場‘淘汰賽’，我不想看到我的學生越來越少。反正他們隻能被淘汰，隻有我到他們家裏去，我才能再找到他們。”
盧安克自己跑到林廣屯廣拉隊，向他學生的父親租下一間沒人住的泥瓦房，作為辦事處新址。他一次付了兩年的房租，月租金１０元。簽完合同後，盧安克趕回縣城東蘭，回學校上課。
天降大雨，
洪水暴漲，無法過河。等他過了河趕到公路，路又被雨水衝斷了。折騰了３天，他才回到縣上。
３天都沒瞧見老師的影兒，學生有些擔心和牽掛。“我請他們原諒後說：我的辦事處已經搬到你們的家鄉去了，我準備在２００２年６月，開始教你們不能上學的兄弟姐妹。”
“教育跟老師的生活是分不開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開的”
林廣屯的廣拉隊是個自然村，隻有１５０口人。
“你在那個野蠻的地方，能搞什麽教育？那裏的人隻會喝酒、打架，你連他們的話也聽不懂，”縣上的人說盧安克。
我問他：如果你想搞教育研究，幹嘛非跑到這樣一個地方？
他說：“那邊的問題特別明顯，也特別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樣發揮人的創造性，而在那邊特別難發揮。如果我在那裏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
縣上的幹部極不願他一個外國人，跑到那麽偏僻落後的村裏生活。“我想，先別讓領導知道。”盧安克是偷偷搬到屯裏去的。
他現在教的學生，甚至連小學都沒上過。“這些上不了學的孩子，他們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專門研究這樣一個問題：怎樣的教育才能讓小孩的身體、心理和精神獲得健康。”“你認為這地方窮，主要是什麽原因？”我問。
“在壯話裏，連‘老師’、‘學校’這樣的詞都沒有，像‘變化’、‘改變’ 這類詞更沒有。”盧安克答道。
“那常用的都是些什麽詞？”“最常用的，都是些談吃的！”“他們吃些什麽？”
“肯定要吃肉，但很少吃。吃青菜，有時也沒有青菜吃。吃紅薯，也吃紅薯葉，野菜有時也吃。竹筍剛出來時，會連著幾個星期都吃竹筍。其它東西出來，就吃其他的，幾個星期之內都不換。老鄉們說：肉可以不吃，但沒有豬油就活不下去了。”
屯裏人覺得養豬太累，不想種那麽多菜，所以盧安克在學生家裏吃午飯，隻有飯吃，沒有菜，早晚也隻有一種菜，比如紅薯葉。
“你能習慣這裏的生活？”
“這裏的人總是要吃東西，不按時睡覺，還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關係，這些我不習慣，但其他的都習慣了。那邊是酒文化，家家釀米酒，有人天天喝醉。這裏小孩的頭，天天都被無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這種沒有道理的生活，習慣了被打。”
小孩子反倒覺得盧安克奇怪，問：“你為什麽不打人？”
“我不喜歡打人。”“你個子那麽高，你應該喜歡打人。”“不，我不打。”
開始時，村民常走進課堂，對盧安克說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馬上停課去幫忙。他跟去了，發現隻不過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裏很生氣，不過因為太害羞，我也無法在脾氣上表現出來。”
“我從外麵走小山路回來時，經常有人不讓我回家，要求我這個‘好東西’
一定先去他家吃飯。可我去了，他們會搞得很囉嗦，天就黑了，我無法回家上課。隻有我留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機會真正做事。”
他還發現村裏人特別愛熱鬧，很怕“悶”，而且也怕他“悶”。由於怕悶，這裏的人喜歡在家裏搞得四處不安。學生在作文中說，他們最喜歡這種亂的氣氛。村民隨時可以走進盧安克的房裏，把他的東西和工作也搞亂。
看見他一個人在山上或野地裏邊欣賞大自然的安靜，邊寫書，老鄉就以為他很悶，過來跟他聊天，“幫”他解悶。“我怎麽會悶？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問題，考慮怎麽能通過教育改變社會和環境。我不是怕悶，而是怕找不到安靜去做我的研究。我覺得，隻因為不喜歡思考問題，他們才會悶。在一種亂七八糟的氣氛中，人無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
盧安克
盧安克解釋說：“人類的發展，最早是沒有個人的，就是說有個人的身體，但沒有個人的思想、意識，人都是依賴環境、依賴團體的。這裏的人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如果問一個學生你想怎樣？他就無法回答。他們全都靠環境，環境是怎樣的他們就怎樣，不相信能有任何改變。”
我問他：“你是一個人，而他們是一個群體，流傳的是幾千年的習慣和傳統，你語言又不通，能改變得了他們？”
“如果僅僅靠教育手段，是改變不了。我改變他們的方式可能是跟他們一起生活，我要給他們看到，在一樣的環境中，我能做到跟環境不同的東西。他們可能從沒想到，一個人還可以做跟環境不同的事情。他們看到了，就會想為什麽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們喝酒、打牌時我在寫書。”
過了３個月，村裏人再也不請盧安克曠課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見到他會不好意思地說：“嗬，我已經喝夠了！”
有一次，因為分田的事，另一個屯的人打了林廣屯的人。那天盧安克正好從外邊回來，看見那個被打的人躺在田裏，淋著大雨，什麽反應都沒有。他的親戚來了，隻是把他蓋好。盧安克問：“怎麽把他留在這，快送醫院。如果沒錢，我來出。”別人說要把人留下來做證據，還說要等什麽領導過來才能決定。“看他們用８個小時大聲討論還沒動手，我心裏急死了，也沒見他們等的人來。天快黑時，他們才同意和我帶受傷的人去醫院。我那一天覺得，生命怎麽會低於麵子。”
“事後，我們討論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樣。但他們已經知道，他們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種，以前他們想不到其他的。通過我的生活方式，能改變他們多一點。教育跟老師的生活是分不開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開的。”
“我認為從青春期開始，任務是每個人自己才會發現的”
為了怕老鄉們誤會，開課前，盧安克曾給學生家長寫了１１條事項：
開展教育活動不是辦學，參加活動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畢業證書；老師不接受任何費用，需要的隻是給盧安克吃飯（不吃肉）。另外，活動也不能直接給參加活動的小孩帶來任何經濟上的好處；
開展的教育活動不是老師講課，也不是學生聽課，更不是分開上不同的課。開展的活動是要大家一起實踐的項目，項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來的夢；
學習的目的是讓小孩發現自己的才能，讓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據自己的個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務，讓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發現的需要做事……
來上課的，全是沒上過學的女孩，而且聽不懂普通話，隻能說壯話，而盧安克又聽不懂壯話，隻能說普通話。開始幾天，有大人幫忙翻譯，但他們理解不了盧安克的想法，總是對學生說：“看，盧老師多偉大，他來這裏和我們一起生活，解決文盲問題，讓我們村富裕起來。”
“我不是來扶貧的。”盧安克說。“如果隻幫他們賺錢回來，村裏得到的變化隻是：不用再那麽辛苦地從早到晚幹活，以前的生活任務沒了，可能賦予生活意義的新的任務又沒有。結果，他們的心裏會越來越空虛、弱和不健康。”
盧安克問他的新學生：“你們有什麽想法、有什麽夢想？”結果幫他翻譯的人翻成：“ 你們都要坐在這裏，老師在那邊給你們教，你們好好聽他的。”
一開始，聽盧安克總是問這類問題，學生便跟村裏人抱怨說：唉！上一小時課，還不如幹１０小時活呢，上課太累！
自打盧安克開課起，他的家就成了村裏的“熱點”，非常鬧哄。
“第一個月，屯裏和屯外的大人跑來看我搞什麽，我不認識的大人在我上課時，站在旁邊大聲地討論，也大聲地對我的學生說話。老人對學生說：這種教法沒有用。我和學生請大人安靜時，他們又說：我們是本村人，我們就隨便一點吧！在我們的‘教室’裏，最安靜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課上，我也經常沒機會說話，有時，因為教室裏喝醉的人聲音太吵，我們隻能提前下課。要是我們換一個地方，他們也跟著我們。”
為了讓學生勇敢地講出心裏話，他不讓學生坐在下麵望著老師，而是一起圍著張大桌子。大人們來了說：“這樣做不行，你不能和學生一起坐在一個桌子邊。你必須用黑板，這樣才像學校。課本在哪？你不能沒有課本發！”
“我說：如果我用已經完成的課本，我們的學習過程，永遠不能成為學生自己的感受和經曆。在我的課上，經常變成了大人和我的爭論。看到我和學生安心學習的時間在失去，我越來越小聲地對那些大人說：我不是想辦學校，我想搞素質教育。”上課時，盧安克還很難找到沒有喝醉、又不抽煙的翻譯。幸好後來一個小學畢業的男孩成了盧安克的固定翻譯和得力助手。
過了兩個月，大人們的好奇感才過去，但他的學生興趣卻越來越大。盧安克先從拚音開始教學生普通話。因為停電，他們每晚點柴油燈上課。在掌握一些拚音的基本知識後，他讓每個學生講出自己的故事，翻譯成普通話後，由盧安克用拚音記下來。這樣，每個學生都有一篇和別人不一樣的拚音課文，因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練習念時，也不用說出課文的意思，她們已經知道了。
一個學生說：“我去坡拉拿米（退耕還林後返糧），本來應得３００斤米，回來找人再秤一次，結果隻有１５０斤。”
“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裏讀一點書？小時候我問爸爸要錢去讀書，可家裏沒有錢。看到別人讀書，自己心裏非常難過。六七歲，我就勞動放牛。我很想讀書，可是沒有機會，沒有錢，使我吃不下飯。能遇到你這種好人，來免費教書，我感到無比地激動。最後，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成為一個有禮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學生說她們怎麽去外麵辦事，因為不懂普通話就找不到回家的車，或者她們怎麽到鎮裏去賣水果，由於沒有學過算術而受騙。
“我學生這樣寫出的文章，雖然沒有普通小學生寫得好看，不過比他們更能表達真正自己的東西。過了一段時間，學生一起來寫《喝醉的人》、《抽煙的人》、《賭博的人》、《打電腦的人》等文章並練習念。”
盧安克還說，城裏孩子缺的是動手，可農村學生缺的是獨立思考的計劃工作。
“所以，學生告訴我學普通話是為了去打工時，我就讓她們用講述的方式計劃她們夢想的整個工廠。”
第一天的題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麵幾天還寫了：《做什麽產品，什麽好賣》、《需要提供什麽工作條件讓工人發揮他們的力量》、《生產過程不同的任務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廠部門的合作方式》。最難的事是，讓學生意識到她們自己的特長。
“我想讓學生先發現我們班裏的任務，再發明，最後才讓她們跟自己做出的結果接觸。我認為從青春期開始，任務是每個人自己才會發現的，再也不可能由別人安排。什麽是她們的路和任務，我不可能知道。”
“如果我給學生的隻是些結果，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新的別人還沒找到的東西”
我樂著問盧安克：“屯裏人覺得你是個‘好東西’嗬？”“也有人覺得我是個可以利用的東西。”他也笑起來。
“利用你幹嘛？”“找錢。”盧安克樂著道。
“他們經常要我到縣城找領導人，說服他們給錢，還說隻要我去說，肯定能給，但我不可能去要。”
有一天，屯裏的人又要盧安克幫他們找縣領導，要縣上給屯裏修第二座橋。村裏剛根據政府部門的設計把第一座橋建好。“可是，我在過這座橋時，感到非常‘幹渴’。以前，在這裏過河時有一種特殊的、非常涼快的感受，我覺得有了這座橋就少了一種感受。”盧安克說。
能不能設計一座走過時保留涼快感的橋？能不能讓學生從河的感受中來設計第二座橋？ “所以我對屯裏人說，我想先和學生自己來設計橋。”
每天上午，學生農活不忙時，盧安克先不管現不現實，讓學生亂發揮想象，後讓她們在他的幫助下去畫圖、做模型、做實驗。
可學生覺得這些隻是玩，她們的想法和設計不會有用。她們說：“我們希望由上麵的人來安排，讓我們來做。”盧安克問：“你們的生活，是你們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我不理解，為什麽我的學生，希望我隻讓她們做幾億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業題？而不願意設計自己真正需要的橋？如果我給學生的隻是一些結果，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新的、別人還沒找到的東西。我的學生，隻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們的生活才能改變。”
盧安克改變了他的教學計劃，在晚上的普通話課上，再也不讓學生講自己經曆過的事，而是讓她們講將來打算做的事情。然後一起慢慢分析，討論怎樣實現。
“這樣，普通話課也支持了創造計劃的思想。”
為了橋的設計，為了了解建橋需要的力學，他們用紙、泥土、鐵等材料，做成各種各樣的模型，來做實驗並畫出了規範、按比例的圖，再根據圖做出個很細、更好的橋的模型。經過多次把實際立體模型的結構轉到了抽象平麵的設計圖，再把抽象的設計轉到實際立體做出來的模型，使學生越來越具體地控製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他們練習做房子模型，盧安克問：“這是我們的房子，那鄰居的房子該怎麽放？”他讓學生把整個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畫出怎麽走到各家的路，這成了學生見到的第一張地圖。第二天，他又領學生上山，根據看到的情況修改地圖。
過了一段時間，盧安克問學生：怎樣才能在圖上，計劃改造隊裏的環境？學生說最難受的是路。隊裏實際上沒有路，人都在排水溝裏走，有太陽時又曬又熱，雨天又不能走。盧安克和學生一共設計出３條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據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邊上需要種樹的路。
“我哥哥知道學生的方案後感動了，他馬上用２８００元人民幣鼓勵我實現學生的計劃。我想，假如先有了錢，很難有我們這樣的設計出來。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後有辦法。 ”
接著，他們貼出一份報告：１，盧老師的學生做了一個要改造廣拉隊的設計方案。根據這個設計要修好隊內的主要３條路，還要在隊內種一些樹；２，盧老師的哥哥為了鼓勵我們隊實現學生的設計給我們隊出４１０歐元。如果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前沒有完成，就要退這個錢，讓他資助其他地方的項目；３，現在我們請廣拉隊的同誌們提出實現學生設計的方案，就是說怎麽管理和花４１０歐元（材料／工資），怎麽安排勞動力等；４，如果有人用盧老師的哥哥出的錢搞項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給別人、請客等等），盧老師就要停止在廣拉隊的教育工作。
事情一下就在村裏鬧開了，隊裏人看到報告後立刻開會，然後行動起來修自己的小路。盧安克的學生是小路的設計師，在村裏感到很榮耀。她們第一次為了設計課緊張起來，忙著參加她們原來說沒有用處的學習。
這時，盧安克教數學，學生接受得特別快，很快計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個人要扛多少等等。
“在我們去河邊要沙子時，學生問：下午我們不上課嗎？她們還不懂，我們的設計項目變成真的了，我們的思考已經轉入動手階段，這些都是我們的課。”
這條寬僅０.６米，長不足３００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廣拉隊家家戶戶都有人參與了築路。
盧安克說：“從前他們認為：反正在這個別人看不起的地方長大的人，在社會中是沒有什麽機會的，生活不可能改變，所以也不再追求什麽。對一個沒有希望的、已經放棄的人來說，所有的壓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隻有相反的，就是拉力。”
我又替他總結了一下：“在教育上，你主要是在培養小孩發現自己的才能，要有改變自己生活的夢想？”
“還要發現環境的需要。這是兩個方麵：一是環境的需要，二是根據環境的需要，你自己能做些什麽。”盧安克補充道。
“做到別人不能做或不願意做的事，我就有了價值”
采訪中，不斷有醫生護士進病房送藥、問診。醫生問他以前動沒動過手術、輸沒輸過血？他說沒有。“你家裏或周圍人有沒有得肝炎的？你在廣西那邊的農村得肝炎的人多嗎？” 盧安克說家人沒有，至於村裏人，他說：“這個不可能知道，因為他們沒錢上醫院做檢查。 ”平時盧安克是在學生家輪流吃飯。
盧安克現在的開銷是由父母給的，每年４８００元人民幣，其中２２％用於複印資料寄給別人，４０％用於捐款，３８％學生和他個人用。
“別村的小學老師覺得我非常奇怪，有一次見到我，他們在地上寫道：不喝酒、不抽煙、不吃肉、不賭博、不戀愛。然後看著這些字問我：你還為了什麽生活？我說：別人不幹什麽，我就想幹什麽。他們又說：如果沒了這５種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沒有了。我說：如果我沒有比這５種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沒有興趣活下去了。他們又問：你會不會簽名一輩子不要這些？我說：不，因為我不是給自己定下不要這些，隻是我現在對這些沒有興趣。”
我問盧安克：“你認為什麽樣的生活是有價值的？”
“做到別人不能做或不願意做的事，我就有了價值。”他答。
“做了這些事後，你自己有什麽收獲嗎？”
“收獲蠻多的。發現了很多問題，而且能找到解決的方法。”
“有了結果又會怎樣？”我接著問。
“我就寫在書上，發表到我的網頁上，讓別人知道，別人能利用。”每隔１０天，盧安克離開屯裏兩天，去縣城的網吧上網，他有自己的網頁和郵箱。
他說自己的書，主要是想讓老師們看。“綜合實踐課，這個課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師們都不知道該怎麽上，我想幫中國發展教育。”盧安克還說每隔半年，他都往有關的教育部門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沒人理他。
“沒政府官員或專家來找我，找我的人，都是對我個人感興趣的。”
中央電視台等媒體曾報道過盧安克，所以找他的記者不少。在東蘭縣教初中時，校長一聽是記者的電話，就會高興地把盧安克從教室裏叫出來接電話。有記者請他到深圳接受采訪，全程免費。“可我說，我怎麽能逃課？一個隻因為有上電視機會而逃課的老師，是愛學生不夠。”
他對許多報道不滿意。“他們感興趣的隻是在農村生活的外國人，這有什麽用？從沒有媒體想報道我教育研究的東西。”
盧安克每次來北京都是坐火車硬座，上次是從
廣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頭盒飯，租最便宜的農民房住。兩周前，他感覺身體特別疲勞，很不舒服，不愛吃飯，才到醫院做檢查，結果醫生讓他馬上住院。
我問盧安克：你為啥不跟一些國際組織或政府部門合作，這樣不就解決經濟問題了？
“我不需要很多錢，我研究的那個東西，有錢也沒有用。也可以說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質幫不上。”
他又說：“如果我有錢，或我有權利來安排錢，會有越來越多人找我，我就沒法安靜做我的研究；他們和我接觸時，為了得到好處，也可能變得不老實，我就無法研究他們需要什麽教育了。”
曾有人想讓盧安克當“青年誌願者”，希望他成為廣西第一個外國誌願者，還打算讓他參與大量公開的宣傳活動。
“要我參加各種各樣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動，我一聽，心裏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並需要安靜。我更不想參加那種好看的、沒有什麽幫助的活動，還說要經常到大飯店裏的活動中心去，我在那裏除了浪費國家的錢以外還能做什麽？我還聽說很多學校付不起誌願者的保險費，還聽說共青團發工資給我。我怎能當這樣的誌願者？”
現在，林廣屯的人習慣了有盧安克的生活。
“剛開始常常影響我上課的人，現在天天來關心學生有沒有上課，因為他們覺得，沒有我們的活動，好像村裏少了什麽似的。小孩不願意跟父母說的話，愛跟我說。這次來北京，那個說我這樣教沒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離開屯裏，學生都會哭，他們覺得，盧安克走到外邊，就再也不會回他們那個窮地方了。
我問盧安克怎麽打算？他說現在隻能先待在醫院治病，然後再回林廣屯。
“我想以後不教普通話，不教項目外的東西，而是全部做項目，在活動的過程中教她們。項目是根據學生的才能，根據環境的需要來定，我還想在坡拉鄉，再多幾個村子來做。”
盧安克還告訴我，一旦他和學生找到了要做的項目，他的雙胞胎哥哥盧安思也會來。
“他參加了綠色和平組織，負責攀登和拍攝，要爬到大廈、核電站、美國軍艦上搞，拍攝的東西是直播的，他常常被人家抓。”
我問他，你哥哥來了能做些什麽呢？“他除了不能講中文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會待上半年。”
３月４日，盧安克告訴我：書稿改完了，身體完全康複了，馬上就動身回林廣屯。
盧安克，一個德國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國教育最需要但沒有人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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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華支教十年，是感動中國2006候選人。當時他說：“我很害怕去感動別人。有人推薦我參加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我嚇壞了，趕緊給評選委員會寫信，讓他們別選我。我不想感動中國，隻能是中國感動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