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花草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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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時節，汽車顛簸在皖南的低山丘陵間。窗外，清晨的霧色恍若淡薄的輕紗，透著寂靜的朦朧……
這是通往黟縣西遞村的道路，山間小道蜿蜒曲折、坎坷不平。真的難以想象，在交通條件不便的古代，徽州人外出究竟曾經曆了怎麽樣的艱難！
徽州，亦稱新安，地處萬山之中，在古代，徽州人外出，通常隻能沿著山間的羊腸小道，動輒走上十幾裏、幾十裏路。故而，走慣了山間鳥道的徽州人，在平地上也往往安步當車。清儒顧炎武在《肇域誌》中曾經談到，一些徽州人“短褐至，芒鞋跣足，以一傘自攜”，徒步跋涉數千裏晉京趕考，“而吝輿馬之費”，旁人一打聽，原來家中都是擁貲千萬的巨富。這在其他地區的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但對徽州人而言，卻實在是一種習慣成自然。
同車的一位黟縣農婦告訴我，她家每人僅有六分五地，而懷中的那位三歲男童則因“生也晚”而已無地可分。在曆史上，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園”的說法。由於地狹人稠，本地每年生產的糧食僅能維持三個月左右的口糧。因此，徽州人頗像希羅多德筆下的希臘民族，“一生下來就是由貧窮哺育的”。為了彌補生存條件的缺陷，他們不得不向外拓展，所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就這樣，大批的徽州人懷揣幾兩碎銀，挾著《士商要覽》、《天下路程圖引》，呼朋引類地外出經商，以致於“無徽不成鎮”的俗諺在長江沿線盡人皆知。
在生意場上，徽州人生性儉樸，吃苦耐勞，又善於經營，所以“徽州算盤”的名氣蜚聲遠近。各地的鹽業、典當、木材、糧食、茶葉和海外貿易等許多行業，都被徽州人所壟斷。其中，鹽、當、木商人號稱“閉關時代三大商”，獲利最巨。
由於無遠弗屆，見識多廣，徽州人的性格特征也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徽俗多行賈，矜富壯，子弟裘馬廬食，輻輳四方之美好以為奇快。”(湯賓尹：《睡庵集》卷二三)富裕的徽商以深厚的經濟實力為基礎，將當時全國各地最精致的東西都帶回到了徽州本土。反映在皖南的傳統村落中，就表現為無論是整體環境還是單體民居，在質量和藝術水準上均屬上乘。
記得從前在舊書攤上曾看過一本書，書名一時記不清了，隻記得那是乾隆剛剛龍馭賓天，才親政的嘉慶皇帝就查抄了權臣和申的家產。在抄家清單上，赫然列有“徽式新屋一所七進，共六百二十間”。當時並不清楚“徽式新屋”究竟指的是什麽，隻知道那該是一種相當時髦的居住形式。後來見到清人錢泳的一個說法：
造屋之工，當以揚州為第一，如作文之有變換，無雷同，雖數間小築，必使門窗軒豁，曲折得宜，此蘇、杭之工匠斷斷不能也。(《履園叢話》卷十二)
在清代，揚州是大批徽州鹽商麇居之地，民居建築“結構曲如才子筆”，主要就反映了徽派的風格。這種風格不僅在總體創意上，而且在建築的細部處理中均頗具特色。以後者言之，最為突出的就表現為徽派建築中的精雕細刻。錢泳曾指出：“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在“刀頭具眼，指節靈通”的徽州匠師手下，不論是清新淡雅的磚雕，華美姿豐的木雕，還是渾厚瀟灑的石雕，無不巧奪天工。從這些著名的“徽州三雕”中，人們不難看出“徽派版畫”和“新安畫派”的藝術根基，更不難看出徽商是如何憑藉著巨大的財力，用最為精美的方式向世人故咀嘔罩菸幕?畝撈嗇諍??br> 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縣中，黟縣是個山陬水濱的荒僻小縣，經商風氣遲至清初方才蔚然成風，但卻出過江南六大豪富之一的胡貫三。據說，胡貫三是西遞胡氏二十世祖，他曾在長江中下遊一帶的各大商埠中經營了幾十家的典當鋪和錢莊，資產折合白銀數百萬兩，聚族而居的西遞村正是因為胡貫三的原因而臻於極盛。西遞的宅院最多時曾達六百幢，有兩條大街，九十九條小巷，煙火人丁相當繁盛。迄至今日，雖然曆經了一百餘年的世事滄桑，仍然保留有明清民居三百餘幢，其中，保存完好的多達一百二十四幢。潔白的粉牆，黝黑的屋瓦，飛挑的簷角，鱗次櫛比的獸脊鬥，以及高低錯落、層層昂起的馬頭牆，綿亙著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曆史長卷。穿行其間，思緒隨著青石板巷步移景異，遙遠的曆史記憶漸漸複蘇……
在西遞村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種獨特的邊門，沿著門框雕刻著“商”字形圖案，任何一個穿堂入室的人，都要從“商”之下走過。在徽州人看來，“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許承堯：《歙事閑譚》)，“商”字形圖案或許正是這種觀念的一個具象。這讓我記起了此前看過的一部徽商家譜。在那部家譜所附的一幅墓圖上方，寫著好幾個“×××朝奉”的字樣，令人相當吃驚。因為小時看“三言二拍”，“徽州朝奉臉”和“徽州朝奉口氣”，總是明清小說中塑造反麵人物性格的典型形象。紹興師爺範寅在所著《越諺》中，也將“朝奉”二字列為浙東一帶的“賤稱”。其實，在徽州，就像高懸於芸芸眾生頭頂上這個“商”字形圖案一樣，朝奉卻是一種受人敬重的尊稱。徽州人口中的“朝奉”和“孺人”，相當於時下慣用的“先生”與“太太”。至於“朝奉”的由來，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清代前期趙吉士在《寄園寄所寄》中曾記載說，明太祖初定徽州，徽民夾道相迎，朱元璋垂詢他們的身份，徽民皆自稱“朝奉”。於是，洪武帝就順水推舟道：“多勞汝朝奉的！”金口玉言，徽人便認為得了皇帝的集體加封。出身於黟縣的清代考據學家俞正燮，查證出“朝奉”和“員外”是相同的涵義。因此，“朝奉”這個稱呼在徽州的普及，就和“員外”在其他地區的普及是同樣的。宋代稱富人為“員外”，因為富人能夠得到賜爵，但是在正員之外；而“朝奉”也正是與員外相似的“賜爵階也”(《癸巳存稿》卷四)。稍後於俞正燮的著名學者梁章钜在所著《稱謂錄》中也有“朝奉”一條，他先是引用翟灝《通俗篇》中的考證說，秦始皇曾許富商烏氏倮為“朝請”，而徽州人中十之六、七是商人，所以自稱“朝奉”，以表達對烏氏倮這位商界前輩的追慕。梁氏還指出，“朝奉”一詞淵源有自，除了秦代有“朝請”外，漢代還有“奉朝請”，意思是“逢朝會請”，即每逢上朝便應召議事，並不實指某個官位。當時的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為“奉朝請”。到了宋代，才有了明確規定，“朝奉大夫”是從六品的官員，而“朝奉郎”則係正七品。梁氏最後總結說：朝奉，“在宋為官，今為掌質庫之稱”。梁章钜所說的“掌質庫”，也就是指從事典當業的商人。這是因為：自明代中葉以來，由於在社會生活中白銀使用的日益普遍，城鄉居民對貨幣的依賴日益加深，各地都出現了常設的當鋪，而經營當鋪的主人幾乎都是徽州人，因此，原先在徽俗中用以稱呼富翁的“朝奉”二字，後來竟成了典當業主人的代名詞。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在鴛鴦蝴蝶派筆下“益大當”的馬老先生，仍然是位循資累進的“頭櫃朝奉”(趙苕狂：《典當》)。 在明清時期，“徽州朝奉錫夜壺”一說，曾在江浙一帶廣為流傳，徽商的形象是相當不佳的。《雲間雜識》曾記載了這樣一樁趣事：
成化末，有顯宦滿載歸，一老人踵門拜不已。宦駭問故，對曰：“鬆(江)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今賴君返之，敢不稱謝。”宦慚不能答。
在傳統社會，“富人總是為窮人所怨恨，(而)外來的富人則更是遭到加倍的怨恨”(查姆•伯曼特：《猶太人》)。無論是在西方的猶太人，還是中國的徽州賈客，他們的境遇都再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其實，徽州人或許並不比曆史上出現過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嗇。從總體上看，他們“雖為賈者，鹹近士風”(《戴震文集》卷十二)，是一個素質較高的地緣性商人群體。根據餘英時先生的研究，當時，儒家的道德規範已深深地影響著徽商的實際行動——文化水準較高的徽商直接從宋明理學中汲取道德的啟示，而一般粗通文墨的商人則依賴通俗化的儒家倫理。(《士與中國文化》)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童叟無欺是“天理”，短斤缺兩是“人欲”，因此“存天理，滅人欲”——買賣上的絕對公平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能做到這一點，在相當程度上亦即所謂的“良賈”，也就稱得上是“服賈而仁義存焉”，更可以理直氣壯地發出“良賈何負於閎儒”的呐喊。這恰好印證了王陽明所孜孜提倡的“四民異業而同道”、“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的主張。這樣，在“道”的麵前，士農工商也就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並沒有高下之分。不知這是否就是“商”字形圖案所折射出的文化底蘊？
與這種圖案相映成趣的，則是一幅相當惹人注目的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這很讓人聯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講兩個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揚州河下(徽商聚居區)鹽商萬雪齋家中：
當下走進一個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到了廳上。舉頭一看，中間懸著一個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著一軸倪雲林的畫。書案上擺著一大塊不曾琢過的璞。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鵝卵石砌成的地，循著塘沿走，一路的朱紅欄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隔子中間懸著斑竹簾。……揭開簾子讓了進去，舉目一看，裏麵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間懸著一個白紙墨字小匾，是“課花摘句”四個字。
《儒林外史》中這家徽商的室內布局，令人頓生似曾相識之感。而西遞的這幅對聯，則更為直觀地揭示出徽州獨特的鄉土習俗。明代著名學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
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太函集》卷五二)
做生意是為了牟取巨額利潤，讀書則是為了追求功名。讀書博不到功名，就應當“下海”。賺了一筆錢後，為了子孫後代考慮，就應當讓他們讀書。以商養文，以文傳家，形成了儒、賈之間的良性循環。這裏的“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可能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涵義，那就是在一個家庭中，如果幾位兄弟都從事舉業，那大家隻好喝西北風，所以還必須有所分工。這種家庭成員的分工，在徽州地區可能相當普遍。對此，何炳棣先生稱之為“the policy of fami1y division of labor”(《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載《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卷十七，一九五四年)，而西遞的“桃李園”就是這種分工的一種體現。桃李園建於清鹹豐年間，宅院由一賈一儒兩兄弟構思、營造而成，分為前、中、後三進，背向序列三間，前進是兩兄弟共用的空間，二進為做生意的住居，三進則係儒者所居。跨進居室，那屋梁上的鬥拱、雀替、駝峰，樓層的欄板、柱棋、蓮花門，天井四周上方的簷條，石牆旁的屏門隔扇，以及窗扇下方的花台、欄杆等處，目之所見，處處都是雕鏤精細的木、磚、石三雕。二廂房用屏門組成，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漏窗上的圖案，稱為“冰梅圖”——相當多的半爿梅花落在一方方冰裂紋上，除了令人歎為觀止外，它還寓意著“梅花香自苦寒來”，嚴冬將盡，讀書人“十年寒窗”，終於金榜題名，一鳴驚人。這種“冰梅圖”，在徽商住宅中所見極多，處處烘托出“賈而好儒”的氣氛。
在徽州，“十戶之村，無廢誦讀”，是個一點也不誇張的說法。在明清兩代，徽州人在科舉上的建樹令人刮目相看。據不完全統計，從一六四七年到一八二六年，徽州府產生了五百一十九名進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鄉及第的)，在全國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同時的一百八十年間，江蘇省產生了一甲進士九十四名，其中，有十四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進士五十九名，有五名是徽州人。在徽州當地，“連科三殿撰，十裏四翰林”、“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之類的科舉故事，多得不勝枚舉。在現存的明清民居中，有不少就是科第閥閱的舊家宅院。
“大夫第”是清初的官宦故居。在臨村街牆上，懸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瓏的亭閣式建築。這座懸閣危樓，上書“山市”樓額，原本是主人怡情養性、憑欄觀景用的。據當地村民告知，每當春天，遍野的映山紅煞是好看，於此遠眺，真有“山花若市”之感。可惜的是，就在數月前，不知是誰心血來潮，將之改建成“拋彩球，選佳婿”的“古繡樓”。據說，這是為了開展“民俗旅遊”。古為今用，原本亦無可厚非，隻是先前古樸典雅的亭閣，竟被漆成腥紅色，在粉牆黛瓦的西遞古巷道間，多少顯得有點不協調，仿佛小鎮美人的招搖，頗令人聯想起方鴻漸所痛恨的那種“落伍的時髦”。
在曆史上，徽州各地有的是望夫樓，有的是女祠，卻絕不會有臨街的繡樓。在明清時期，徽州是個高移民輸出的地區，根據徽州俗例，男子到十六歲就要出門做生意。因此，年滿十二三歲就得完婚，然後外出經商。從此，萍飄蓬轉，有時，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返鄉省親。績溪人胡適先生曾回憶說，徽州當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諺，說的就是這種情形。據說，曾經有一對夫婦結婚才三月，丈夫就出遠門做生意，婦人以刺繡為生，每歲積餘羨易一珠以記歲月，稱為“記歲珠”。後來丈夫還鄉，婦人已經死了三年。啟視其篋，積珠已二十餘顆。(俞樾：《右仙台館筆記》)年屆青春的少婦，丈夫長年外出，“茫茫長夜何由徹？”寂寞的徽州婦女，每當夜幕降臨，麵對著空蕩蕩的深宅大院，有的將一把銅錢拋在地上，然後再一個個撿起來；再把它們撒開，再一個個拾起，如此往複，直到精疲力竭，直到東方泛出魚肚白，直到青春少婦熬白了頭。迄至今日，在昔稱“程朱闕裏”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著許多錯落有致的大小貞節牌坊，曆經數百年的淒風苦雨，似乎仍在無聲地訴說著很久以前思婦的寂寞與辛酸。其實，徽州的婦女何曾都是用犧牲熱情眷戀名教，以貞節來裝飾男人的體麵？錢鍾書先生曾引用清人施閏章《愚山詩集》卷二《棗棗曲》自序，“謂海陽有‘香棗’，蓋取二棗剝疊成，中屑茴香，以蜜漬之，詢其始，則商人婦所為寄其夫者，‘義取早早回鄉’雲。……海陽婦以棗與茴香諧音，望夫早歸。”(《管錐編》第五冊，頁15)“海陽”也就是現在的徽州休寧，“留守女士”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寄托著綿綿的情意和不盡的相思。
數年前的一個清明時分，我曾奔波在由歙縣到深渡的公路上——這在曆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經商的一條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圖引》中被列為‘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程”。當年，不知有多少“芒鞋跣足”的徽州人從這裏走向前途莫測的商場。數百年後的我，雖然已無從體驗他們彼時的心境。但在那個落雨紛紛的季節裏，眼見著低山丘陵間參差隆起的墳塚，看著公路兩旁小樹上五顏六色的“掛錢”(徽州掃墓時的那種習俗)，以及偶而掠過窗外的一、二隻烏鴉，我也分明體味到作為異鄉人的那種落寞和孤單！據說，徽州人所做的買賣相當之多(當時有“無徽不商”的說法)，但有兩樣東西是最為忌諱的——一是茴香，二是蘿卜幹。因為“茴香”諧音是“回鄉”，“蘿卜”則意味著“落泊”。所以直到今天，徽州地區仍然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徽州商人心裏慌，怕賣茴香蘿卜幹”。當然，或許是有太多太多的徽州商人在異鄉賣起了蘿卜幹，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還設計出獨特的女祠，將守節的婦女牌位供奉其中。也就在那個清明時分，我曾到過歙縣棠樾的清懿堂(亦即女祠)。當時還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整修，但見三進五開間的女祠坐南朝北，硬山式的外觀裸露著一整麵灰白色的山牆，在陰鬱的天空下，那是一種令人窒息的嚴嚴實實，見不到一扇小窗。走進祠堂，迎麵撲來的是絲絲縷縷的蜘蛛網。祠堂雖然空曠而殘破，但內心的震撼卻異常強烈——在對女人貞節的表彰中，我讀到了男人的一種恐懼！時至今日，或許是為了招徠旅遊者，不少人都忙著修複維納斯的斷臂，甚者為之披上現代派的廣告衫。於是乎，原本很有滄桑感的曆史建築上，卻嵌入了幾根嶄新的木料。說真的，故地重遊，我再也找不到當年的那種感覺！——因為那畢竟讓人聯想起並不高明的古董贗品。
說到古董贗品，在西遞的巷陌民居門前，處處是古董攤子。其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些徽州的契約、文書。五六十年代，在皖南山區發現了大批的契約、文書，其數量空前。現存於國內各研究機構的十多萬件(冊)徽州文書，成了研究宋至民國(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珍貴曆史文物。特別是自八十年代初以來，對徽州文化的研究，迅速成為中外學者關注的熱點，“徽州學”(或稱“徽學”)可望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契約文書更是受到學者們的青睞。國外有的漢學研究者甚至斷言，這些徽州原始資料，是“研究中華帝國後期社會和經濟的關鍵”。故此，原本一錢不值的契約、文書洛陽紙貴、行情看漲。與此同時，隨著沿海城市居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古董鑒賞之風悄然蔓延。精明的古董商人也就無孔不入，即便是西遞這樣的僻野鄉村，也不止一次地被他們光顧過。於是乎，粉牆黛瓦下站立的古董攤主(西遞村民)，在他們純樸的眼神底色上，分明增添了一絲精明和狡黠。粗略一翻，攤上的契約、文書數量著實不少。最早的似乎是清道光年間，最晚的則到民國。通常是將一張標著道光年號的租佃文書與民國時期鉛印的契約粘在一起，中間加蓋一枚看上去不算太舊的大印。其真贗也隻有天知道了！
或許是曆史的一種循環吧，數百年前，當徽州人因經商而囊豐篋盈之餘，他們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價值。擁貲钜萬的徽州人憑藉巨額的資產，大量收購金石、古玩和字畫。最初，那隻是對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種盲目模仿。他們認為：“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吳其貞：《書畫論》)因此，不惜重價，動輒成百上千件地收購。這種舉動，曾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嘲笑。例如，在萬曆前後，江南一帶的兩漢玉章紛紛被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有人就認為，這是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甚至還刻薄地喻之為官印墮於毛廁(沈德符：《飛鳧語略》)。顯然，在他們的心目中，新安商人不過是些附庸風雅的暴富財佬。當時，不少窮困潦倒的文人都挖空心思地騙取商人的錢財。明清兩代，在蘇州一帶就出現了大批以製造假古董謀生的無行文人。據錢泳描述，書畫、法帖的贗品當時稱為“充頭貨”。作偽的方法很多，例如，買得翻板法帖一部，將每卷頭尾兩張重刻年月，用新紙染色拓之，加蓋收藏名家的圖章，以充作宋刻，再用舊錦作裝潢，外麵套上檀木匣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冒充真宋拓了。故此，當我看到上述的契約文書時，就不由地想起了《履園叢話》中的這段描述。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古董攤上全是贗品。在徽州地區，原先每年八九月份都在寺廟前集售各地古物，“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於外者搜尋而歸”。接觸的贗品和真品既多，徽州人的鑒賞水平也日益精進，湧現出不少賞鑒名家，收藏精品也多“海內名器”(《書畫論》)。於是，至遲到十六世紀，在東南的文化市場上，新安商人儼然成了操執牛耳的盟主——“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貲，高談宣和博古圖譜”(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二十)。明代徽州人詹景風的《東圖玄覽編》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萬曆戊子夏，王司馬山公、方司徒采山公，邀其飯於瓦官寺，寺僧舁一石刻升元閣圖來觀，圖中有七指頂許小字及諸佛相，曰：“此鑿池地下所得，吳中諸名公皆以為唐時石刻。”予曰：“不然，畫法比北宋似過之，說唐卻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又不及，殆五代人筆也。”已而，山公記憶曰：“元是五代李主年號，會閣成，僧來請名，後主遂以升元名之。”采山公大喜曰:“昔者但稱吳人具眼，今其眼非吾新安人耶！”公默然。
這位“默然”的山公，就是明代文壇上著名的“後七子”之一的王世貞。麵對著徽州人“采山公”的一番炫耀，身為蘇州府太倉人的“山公”，除了“默然”外，還有什麽可說的呢？當時，由於徽州人席豐履厚，獨具慧眼，賞鑒精到，以至於整個社會的審美旨趣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王世貞就曾經說過，明初繪畫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後期以來忽重元人手筆，以致從倪元鎮到明沈周的畫幅，陡然間增價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諸窯為珍，隆慶末年以還，“忽重宣德以至成化，價亦驟增十倍”。他認為，究其原因，“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觚不觚錄》)所謂“吳人濫觴”，指的是蘇州作為傳統上的文明淵藪，“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王士性：《廣誌繹》卷二)而徽商作為後起之秀，居然取前者而代之，從而為自己贏得了一個“近雅”的評價。(謝肇：《五雜俎》卷四)
對於古董我是外行，不過，攤上的不少線裝書想來都是舊家故物。其中，有一部蟲蝕斑斑的古書，令我頗感興趣。書名是《斷橋》，內容大概是曲劇之類的本子，旁邊用“徽字”(徽州的俗字)注著唱曲的節拍。類似的曲本(如《鳳求凰》、《秋聲賦》、《陋室銘》之類)，在屯溪的明代建築——“程氏三宅”中也曾經見到過。在明清時期，花、雅之爭一直就存在。雅部即昆腔，士大夫都能清唱昆曲，形成為一種時髦的風尚。李漁曾不無調侃地指出，富貴人家，平日裏雖然聽慣了嘈雜喧闐的弋陽、四平諸腔，“極嫌昆腔之冷”，但因世人“雅重昆曲，強令歌童習之”，盡管每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為苦難”(《閑情偶記》卷三)，但為了附庸風雅，卻還是樂此不疲。乾隆年間，廣陵的徽州鹽商紛紛征集蘇州名優，備蓄家班，一時間鋪張炫異，爭奇鬥妍，揚州儼然成了昆劇的第二故鄉，精諳工尺的徽州鹽商亦不乏其人。在昆劇興盛的同時，花部也迅速在揚州崛起。花部亦即亂彈，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草台戲。就是這種文人不齒的花部，經過邗上聞人、徽州鹽商江春等人的提倡，而逐漸為紳商階層所接受。到十九世紀前期，著名學者焦循就曾指出：“彼謂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見也。”(《花部農譚》)乾隆年間，徽劇藝人高朗亭和郝天青等，將徽劇帶到揚州演出，博得了徽州同鄉們的一陣喝彩。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年)，高朗亭等又晉京獻藝，引起隨後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進京，這就是戲曲史上著名的“四大徽班進京”。嘉慶初年，向習昆腔的揚州，已厭舊喜新，皆以亂彈為新奇可喜。相應地，在北京，嘉慶以還，梨園弟子多皖人，吳兒漸少。到後來，純粹的昆班已不易在北京立足，南方名角北上，也隻能搭徽班插演昆劇。這種變化，實際上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明清兩代中國社會時尚的一個巨大變遷。它完全改變了雅俗一以蘇州人為準的傳統，而以徽州人的好惡為風尚之所趨避，這顯然標誌著徽州文化的鼎盛發展和巨大的輻射能力。由此看來，類似於“聲名文物甲於東南”的評價，對於徽州而言，絕不是一種過甚其辭的溢美之言！
一百多年過去了，迄至今日，在人們的記憶中，煊赫一時的徽商逐漸褪色成為一個曆史名詞，一群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誇奢鬥富、慕悅風雅也衍化而為口耳相傳的種種傳說……。極目望去，殘敗的宗祠，劫後餘生的牌坊，完整的民居建築群，還寂寞地矗立於黃山白嶽之間。我徘徊在鴛瓦粉牆、棹楔鴟吻的徽派巷陌間，忽然，在一幢明代住宅的門洞前，我看到了這樣的一番景致：夕陽的一抹餘暉，透過“四水歸堂”的天井射入廳堂，在昏黃的暮靄中，精致的窗欞和雀替，映襯著斑駁陸離的牆麵，猶如夢一般地淒婉迷茫。刹那間，我再一次強烈地感受到徽州文化昔日的輝煌，心中不禁湧起耳熟能詳的一句歌詞：
花瓣淚飄落風中，雖有悲意也從容。
這種深厚的文化積澱，迄今仍為世人展示一種落花的矜持與自尊。
一九九四年寒冬於複旦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