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倫堡回憶錄——人，歲月，生活

俄國版《光榮與夢想》，“解凍文學”的開山巨作，歐洲的文藝史詩。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蘇聯出版後立即引發一場激烈的爭論，其譯本在整個西方轟動一時，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其節譯本在國內列為高層閱讀的內參資料，流入民間後被圈內人士私下傳閱，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本版本是首次全譯並公開發行的唯一中譯全本。這將是一本寫自己多於寫時代的書。當然我將談到我認識的許多人——政治活動家、作家、藝術家和冒險家，他們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

人，歲月，生活：第一部分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過的一些人、我所參與或目睹的一些事寫出來；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這個工作擱置下來：或為情勢所阻，或因心中猶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現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漸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記憶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終於坐下來寫這本書了。——愛倫堡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過的一些人、我所參與或目睹的一些事寫出來；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這個工作擱置下來：或為情勢所阻，或因心中猶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現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漸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記憶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終於坐下來寫這本書了。

　　35年以前，我曾在一篇遊記中寫道：“今年夏天，在阿布拉姆采沃，我眺望著園中的幾棵槭樹和幾張安樂椅。想當年阿克薩科夫有足夠的時間去思索一切。他和果戈理的往來書簡對心靈和時代作了從容不迫的勾畫。而我們將在身後留下什麽呢?無非是一張張的收據：‘今收到一百盧布(簽名)。’我們既無槭樹，又無安樂椅，隻不過是經過在編輯部裏和貴賓席上那一陣陣使人精神空虛的瞎忙之後，在火車單間裏或甲板上休息一下罷了。這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如今時代宛若一輛高速汽車，對汽車不能大喝一聲：‘停下，我要仔細看看你!’隻能談談它的前燈一閃而過的亮光。隻能不知不覺地落在它的車輪底下——這倒也是一條出路。”

　　我的許多同齡人都陷在時代的車輪下了。我所以能幸免，並非由於我比較堅強，或是較有遠見，而是因為常有這種時候：人的命運並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很久以前我就說過，我們的時代沒有留下許多生動的記載，看來我說對了：很少有人寫日記，書信也寫得簡短、講求實際——“我活著，還健康”；回憶錄也少。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我隻提出其中也許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一點：我們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們的過去，卻過分頻繁地和它發生爭執。在半世紀內，多次變更對人對事的評價。完整的語句說了一半便戛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於環境的影響。人們得從荒野裏走出一條路來；有的人從懸崖上跌落，向下滑去，掛在枯樹多刺的枝丫上。健忘有時是出於自衛的本能，因為懷著對往昔的記憶是不能前進的，它捆住了雙足。我兒時就聽說過這麽一句諺語：“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後來我又深信，這個世紀太艱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憶的包袱。甚至連兩次世界大戰這樣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變成了曆史煙雲。世界各國的出版家們如今都說：“談論戰爭的書現在不吃香了……”對於過去的事，有些人已記不得了，另一些人又不想知道。大家都朝前看；這當然很好；但古羅馬人崇拜雅努斯(羅馬神話中的門神)並非毫無緣由。雅努斯有兩副麵孔，倒不是因為他是人們常說的那種兩麵派，不，他是睿智的：它的一副麵孔回顧過去，另一副展望未來。雅努斯廟隻有在和平的年代才關閉，而在一千年間隻關過九次——和平在羅馬是極為罕見的事。我這一輩人雖然不像羅馬人，但我們所度過的多少還算得上平靜的歲月也是屈指可數的啊。不過看來和羅馬人不同，我們認為，隻有在完全的和平年代才宜於緬懷過去……

　　當目擊者沉默的時候，野史奇談便應運而生。我們有時說“攻打巴士底獄”，雖然誰也沒有去攻打巴士底獄——1789年7月14日隻不過是法國大革命的許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輕而易舉地進入了監獄，原來那兒隻關了很少幾名囚犯。然而正是攻打巴士底獄的那天成了共和國的國慶節。

　　流傳到下一代人耳目中的作家的形象是真真假假的，有時和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直到不久以前，司湯達在讀者的心目中還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也就是說，是一個全神貫注於自己的心境的人，雖然他是平易近人的，而且憎恨利己主義。人們通常認為，屠格涅夫喜愛法國，因為他在那兒度過了許多歲月，又和福樓拜相契；事實上，他並不了解，也不大喜歡法國人。有些人認為左拉是一個熟知各種誘惑的人，因為他是《娜娜》的作者；另一些人卻回想起他在為德雷福斯(19世紀末法國總參謀部一名猶太血統的軍官，曾被誣告為德國間諜)辯護時所起的作用，因而認為他是一個社會活動家、熱情的政論家；但是這位肥胖的眷戀家室的人卻是異乎尋常地貞潔，而且除了晚年之外，他一直置身於那震撼法蘭西大地的內戰風暴之外。

　　每逢我路過高爾基大街，總要看見一個十分傲慢的人的青銅鑄像，而我每次都感到十分驚訝，這竟是馬雅可夫斯基的紀念像，它跟我所認識的那個人是多麽不同啊。

　　從前，傳奇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幾十年，有時甚至幾個世紀才能形成；而現在，不僅飛機可以迅速地掠過大洋，人也能在瞬息之間脫離大地，忘卻熙熙攘攘、陵穀變遷的花花世界。我有時覺得，在我們這個世紀的下半葉幾乎是普遍存在的文學上的某種衰退，跟昨天的現實迅速轉變為社會習俗有關。作家很少描寫實際存在的人——某某伊萬諾夫、杜朗或史密斯；小說的主人公是合金，其中既有作家遇到的許多人，又有他自己的內心體驗，還有他對世界的理解。也許，曆史就是一位小說家?也許，活生生的人們對它來說便是原型，而它，把這些原型加以熔煉，然後寫成一部部好的或是不好的小說?……

　　大家都知道，目擊者們對某一事件的敘述，常常是極其矛盾的。無論證人有多麽善良，歸根結底，法官們在多數場合下，總還是應該信賴自己的洞察力。回憶錄的作者們再三聲稱，他們是在不偏不倚地描述時代，但幾乎總是在描述自己。幸虧司湯達留有日記，否則，如果我們相信司湯達的密友梅裏美所塑造的司湯達的形象，那麽我們就永遠也不會理解，一個具有上流社會風度的、敏銳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怎能描繪出人的巨大激情。雨果、赫爾岑和屠格涅夫都描繪過1848年5月15日巴黎爆發的政治風暴；但當我閱讀他們的劄記時，我卻覺得他們所寫的是不同的事件。

　　這種記述的不一致，有時是思想感情的不同所致，有時卻與那習以為常的健忘有關。契訶夫死後才10年，那些熟悉安東·帕夫洛維奇的人就在爭論，他的眼睛到底是什麽顏色——是褐色的、灰色的，還是天藍色的。

　　記憶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東西，而放過了另一些東西。我對童年時代、少年時代某些場景的細節至今記憶猶新，雖然它們絕不是什麽最重要的東西；我記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幹幹淨淨。記憶力像是汽車的前燈，在黑夜裏，它們忽而照亮一棵樹，忽而照亮一個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個人。人們，特別是作家們，在他們合乎邏輯地、詳盡地敘述自己生平的時候，經常用臆度揣測來填補空白，使人難以辨別，他的真實回憶在哪兒結束，虛構的小說又從哪兒開始。

　　我不準備有條理地敘述過去——我厭惡把真實的往事和虛構攪和在一起；何況我已經寫了許多部小說，在這些小說裏，個人的回憶已成為各式各樣臆測的素材。我將敘述一些個別的人，敘述各個不同的年代，雜以某些未能淡忘的對昔日的見解。看來，這將是一本寫自己多於寫時代的書。當然，我將談到我認識的許多人——政治活動家、作家、藝術家、幻想家、冒險家；他們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編年史家，所以這隻是繪製肖像的嚐試。而且那些事件，不論是大事還是小事，我也試著不去按照曆史的順序敘述，而是結合著我渺小的一生，結合著我今天的想法來敘述。

　　我從不寫日記。過去的生活很不安定，因而我也沒能把朋友們的書柬保存下來——法西斯占領巴黎的時候，我不得不焚燒了幾百封信；後來毀掉的信也比保存下來的多。1936年，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給成年人讀的書》；它跟我的其他小說不同，其中有幾章具有回憶錄性質。我將從這本舊作裏摘取某些材料。

　　某些章節，我認為發表得過早了些，因為它們談的是尚在人世的人，或是還未成為曆史財富的事件；我將盡力不做任何有意識的歪曲——忘卻小說家的手藝。

　　石頭總是冷的，按其本質來說，與人體是不同的，可是自遠古時代起，雕塑家就用大理石、花崗岩甚至是金屬——青銅——來表現人。隻有在他們眼前浮現了美麗的構思時，他們才采用木頭，雖然木頭更接近於肉體。石頭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因為它更難於雕琢，而且它能長期保存。在各種博物館裏，豎立著一行行石像；其中有許多精美絕倫，但卻都是冰冷的。不過有的時候，雕像在參觀博物館的人們眼中變得溫暖起來，充滿生機了。我但願能用滿含摯愛的雙目使往昔的某些化石充滿生機；同時使自己貼近讀者：任何一本書都是自白，而寫回憶的書籍——這更是一種不願以虛構人物的影子來掩蓋自己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