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決不可嬌養，粗服淡飯足矣。”

前些年，當“紅岩”熱又一次席卷而來時，已“知天命”的我又一次瞻仰了“紅岩史跡紀念展”。不過不是在少年時經常去的重慶烈士墓，而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曆史博物館。在眾多珍貴文物中，我尋覓到那份從未在記憶裏消失過的江姐的遺書。我佇立在它的麵前，視線仿佛凝固在存放這份遺書的玻璃匣子裏邊。

　　這是江姐在1949年8月27日從監獄裏寫給她的親戚譚竹安先生的一封信，兩個月後江姐就壯烈犧牲，而那時五星紅旗已經在大半個中國高高飄揚。江姐的遺體被敵人投進了鏹水池，致使她屍骨無存。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給親人的絕筆。

　　從1949至今，時光走過了半個世紀；從重慶渣滓洞、白公館到北京天安門，共和國已幾經天翻地覆。然而無論遭逢什麽艱難險阻、曲折坎坷，我的耳畔總是回蕩著江姐在絕境中從不絕望的聲音：“……假如不幸的話，雲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誌，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孩子們決不可嬌養，粗服淡飯足矣。”

　　早在我念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重慶日報就曾以整版篇幅，詳盡報道了江竹筠烈士的感人事跡。記得我的班主任老師竟然不惜捐出一節她一向很看重的算術課，為我們朗誦完這篇長文。講台上下，師生哭成一片。

　　與此同時，重慶話劇院也排演了話劇《江姐》。首場演出，觀眾席裏便泣不成聲。其中哭得最傷心的是一個戴紅領巾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彭雲，即江姐在信裏提到的“雲兒”。那天晚上，他的養母——譚竹安先生的姐姐譚正倫媽媽才第一次告訴他，台上那位英勇不屈的江姐便是他的親生母親。我相信自那以後，不僅是彭雲，還有我，還有數以億萬計的世界上正直而善良的人們，都記住了這位巾幗英雄的名字。

　　1959年秋天，我幸運地考進了重慶市一所重點中學。報到那天，我從我們班的花名冊上，驚訝地發現了彭雲的名字。從此我們不僅同窗共讀了六個寒暑，還成為並肩工作的同事：初中時他任團支書，我任中隊長；高中時我任班長，他仍然任團支書。那時我們全班都住校，同學之間朝夕相處，親密無間。

　　中學時代的彭雲從外表上看，除了腦袋特別大——因為這個原因，小時候江姐的戰友們都戲稱他為“小老虎”——和戴著一副“缺腿”的眼鏡(掉了一根眼鏡腿，他一直用棉線代替套在耳朵上)以外，沒有任何特殊之處。然而我們這個班卻因為有了他而與眾不同。不僅學校對我們備加關愛，為我們選派優秀教師，創造盡可能好的學習條件，而且市裏對我們也另眼相看，有什麽重要活動常會邀請我們參加。隻要彭雲在公眾場合亮相，必然會造成轟動效應。

　　有一次，我們在曾囚禁革命誌士的監獄渣滓洞——那是我們每年至少要去兩次的地方，一次是清明節，一次是烈士遇難日——舉行紀念活動。一不小心“暴露”了彭雲的身份，“牢房”樓上樓下頓時擠得水泄不通。為了安全起見，我們班一位男同學趕緊換上彭雲的衣服，戴上他的眼鏡，和他調了個“包”。另外幾個比他高大的男同學則架著他往外“突圍”，好不容易才“越獄”成功，擺脫“追兵”。

　　我看到了江姐遺書

　　我們班最出名也是最繁忙的時候，要數小說《紅岩》出版發行之際。在那以前我們有幸先睹為快，不過小說原先的名字叫《禁錮的世界》，正式出版時才改為《紅岩》。從此《紅岩》不僅風行全國，而且漂洋過海。小說又一次將“江姐熱”推至高潮。來自全國乃至其他國家的信件雪片般飛來，平均每天都有好幾十封，多的時候有一兩百封。這些信件洋溢著對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也充滿著對烈士後代的深切關懷。彭雲總是與我們一道分享這一份份濃情厚意。我們的心被溫暖，被融化，有時難免因激動而有些忘乎所以。然而彭雲卻從不聲張，從不驕傲，始終如一地保持著低調。我曾經納悶，小小年紀的他為何能夠如此冷靜。直到有一天，他請我們去他家，給我們看了江姐的遺書後，我才真正明白。

　　那是我第一次讀到江姐這封信。信是用竹簽子蘸著用燒焦的棉花和水調製成的“墨水”，寫在一張巴掌大的毛邊紙上的。雖然隨著歲月的流逝，紙有些發黃，字也有些褪色，但是江姐那蒼勁有力的筆鋒，那對時局入木三分的分析，那對理想和信仰毫不動搖的忠誠，那對兒子和親人難以割舍的深情，都融入其中，讓人銘心刻骨。更何況，那時的江姐正身陷鐵牢，飽受酷刑，而且生死未卜！我還是第一次這麽直接、這麽貼近地讀到一封烈士的家書。我為這封信所迸發出的精神力量和透射出的理想之光所深深震撼，同時也明白了彭雲的謙虛和自律來自何處。從此，我們教室的牆上掛上了江姐語錄：“孩子們決不可嬌養，粗服淡飯足矣。”“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誌，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

　　那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人民都在挨餓。雖然政府和學校對我們班有特殊照顧，讓我們自報口糧標準，但我們全班同學都一致選擇了最低等級，彭雲也不例外。因為身體消瘦，他的頭顯得更大了，可深度近視眼鏡後麵那雙酷似江姐的眼睛卻仍然炯炯有神。“粗服淡飯”雖然虧欠了我們的身體，但是江姐的形象鼓舞著我們，這點困難算不了什麽。大凡學校裏有什麽學習競賽，彭雲一定名列前茅；有什麽評比項目，我們班也一定榜上有名。就連出牆報，也是每回都得第一。

　　“文革”中的考驗

　　彭雲的父親，即江姐的丈夫彭詠梧，也是一個響徹巴山蜀水的英雄名字。在一次集會後的突圍中，他為了掩護群眾，隻身一人將敵人引到相反方向，終因寡不敵眾而犧牲。慘無人道的敵人當場將他的頭砍下來，懸掛在城門上示眾，而江姐那時正滿懷激情趕來與他並肩戰鬥。在事後寫給譚竹安先生的一封信裏，江姐傾訴了這個消息給她帶來的那種“叫人窒息得透不過氣來”的痛苦。但緊接著，她又寫道：“……你別為我太難過。我知道，我該怎麽樣子活著。”“……我記得不知是誰說過：‘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裏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著。’……所以他是活著的，而且永遠的在我的心裏。”被彭詠梧救出的老百姓懷著極度的悲痛，冒著生命危險，分兩處掩埋了他的頭顱和身體。一九六一年我們讀初二的時候，當地政府特地邀請彭雲前去，隆重舉行了彭詠梧烈士的遺體合葬儀式。

　　不料到“文化大革命”時，“四人幫”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誣蔑彭詠梧、江竹筠所領導的川東地下黨和遊擊隊都是“叛徒”、“黑幫”，並且關閉了紀念場館，毀掉了珍貴文物，企圖抹掉這段曆史。那時我正在四川最貧困地區之一的大巴山插隊落戶，無論是肉體之苦還是精神之苦，都令我和知青同伴們瀕臨絕境。支撐著我們勇敢地活下來，為自己曾經有過的理想和信念奮鬥到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江姐、彭詠梧們的光輝形象與我們同在。無論在任何政治高壓下，我從不相信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鄉親的彭詠梧，以及明知新中國已經誕生、卻慷慨就義犧牲在敵人屠刀下的江竹筠，會是什麽叛徒！

　　同樣，在高中三年級即“文革”前一年，社會上“左風”盛起，我們班被樹為市裏“貫徹階級路線”典型的時候，彭雲也從不相信我們這些非“紅五類”子弟會是什麽“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有一次他對我說，那些無中生有製造人間悲劇的人，“將來會變成修正主義”。現在想起來，他的話難免有些幼稚，但卻讓我得到了安慰，看到了希望。後來我在被剝奪上大學的權利之時，勇敢地選擇了“上山下鄉”的道路；十三年後，我又托“改革開放”的福考上了大學。彭雲當年則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高中畢業以後，我們天各一方，至今已三十多年，但我們從未中斷過聯係。雖然曆經磨難，我們卻始終保持著中學時代那份純真的友誼。也許是因為無論身在何處，我們走的仍然是同一條路：一條先輩們用熱血和生命鋪成的路，一條通往全人類美好明天的路。

　　摘自《水咬人》，盧曉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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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日，央視電影頻道《流金歲月》欄目播出了《烈火中的永生》專輯，....節目播出之後，記者采訪了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兒子、遠在美國馬裏蘭大學任教的彭雲，他向記者講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彭雲現在居住在美國，是馬裏蘭大學計算機係教授。他的母親江竹筠是四川自貢人，父親彭詠梧是四川雲陽人。父親和母親都是抗戰初期就入黨的黨員，母親入黨時19歲，而犧牲時才29歲。。。。。。。。我和哥哥一直很努力，哥哥考入了四川大學，1965年我考入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由於我是江姐的兒子，我一直都在嚴格要求自己，處處都要為先烈爭光。”。。。。。。。。。。。1977年，恢複高考和研究生考試以後，彭雲感到自己的知識遠遠適應不了現代化的需要，於是，他報考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所的研究生，並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隨後，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赴美國馬裏蘭大學深造，先後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妻子易小冶先是陪讀，後也取得了教育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現在，彭雲是馬裏蘭大學計算機係終身教授。。。。。。。。彭雲告訴記者，央視電影頻道《流金歲月》節目在錄製時曾邀請他參加，但由於他當時有課在身不能前往，才讓兒子彭壯壯代替自己參加節目的。彭壯壯是江姐惟一的孫子。。。在美國，他得以在全美中學生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進入前十名。雖然，壯壯因當時沒有綠卡無緣進入國家隊，但他還是獲得了具有少年諾貝爾獎稱號的美國中學生“西屋獎”，這也是目前華人中學生惟一獲此殊榮者。。。。。在美國中學畢業後，彭壯壯考入哈佛大學數學係讀本科和研究生，畢業後又考入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