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生活 （9）

大學二年級，我們開始學一些比較專門的化學的課程。最有意思的就是有機化學實驗了。這門課是排在星期六的下午開始。啥時做完實驗就啥時回家。到了周末，大家想的就是早些完成實驗，然後回家。那時候，我們用的都是酒精燈，一不小心，就著其火來。想想那個時候，除了一件實驗白袍子，也不帶安全眼鏡，一年下來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沒有意外，也實在不易。做完了實驗，我們要把成品交出去。通常，助教會過秤，知道我們的產量。有的同學，摸了一下午，啥也沒做出來。這個時候，隻有向每位同學索取樣品，再加一點原料這類的湊個數，混過去。想想，那個時候，係裏也沒有啥儀器可以檢驗產品，真偽不辨，一律照單全收。到了大三，我們就更專業了。我們又來了一批新的教授。這一批教授都是當年在新竹工業研究所的從事研究工作的。這個研究所後來就變成工業技術研究院。對台灣後來工業起飛是有莫大貢獻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們高等微積分的張教授。那時，他大概才40出頭。那一年好像就教了我們一個徐龍丁格方程式。來來往往，重重複複。每次考試注定要默寫這個方程式。張教授口才很好。時常介紹一下世界上有名的科學家。後來，在美國研究所修量子化學時， 才發現我們當年的高等微積分，根本就沒學到東西。想想，當年的教授膽子真不小。肚子沒有東西，居然敢在課堂上開課。其實那時是很普遍的現象。主要的是我們做學生的太守規矩，沒有人敢發問題，對老師必恭必敬的不敢挑戰的結果。

我們物理化學的老師就更不上譜了。一上課就是抄筆記。一堂課，從頭抄到尾。後來，有的同學就不上課了。隻要把同學筆記借來抄一下，根本就不需要上課了。所以上課的時候，大家除了抄筆記就是講話。各種陳年老事，花邊新聞就是這樣流出來了。這位老師，是個講師，那時正在國內念博士學位。個字小小的。一口氣開了三門課。另外兩門是熱力學及量子化學。結果，我們班上的大小姐，三門課全選了。學期結束的時候，大小姐三門課都名列前茅。大家都說她實在很有眼光，選對了老師。那時大家都說，這位老師還是博士班的高材生。現在想想，不管學啥，如果自己真正搞通了，就應該能夠把自己所懂的教會別人。後來，我在美國研究所修這些課程，看到教授，頭頭是道的講解，同時要求我們注意聽講，在課堂上就要聽懂。我才意識到，我們當年那些老師，根本自己就沒弄懂，隻有抄筆記來唬弄我們這些學生了。

從大二開始我們就修德文。德文一修就是兩年。我們的老師是來自維也納的神父。他有個中文名叫呂金源。從第一堂上課，他就用德文。所以我們是從德文會話開始的。這位神父，脾氣有點古怪。尤其對女同學十分的不客氣。我們班上的大小姐就成了他經常消遣的對象。每次上課，他說一句我們就揣摩他的意思付諸行動。大小姐被支使的臉紅脖子粗的。我們大家就好樂。心想終於有個男子漢可以治治她。神父上課從來也不點名。他每次要求我們上課，按照我們的學號就坐。就這樣他的腦子把每個同學的名字記得清清楚楚。坐在我隔壁的同學，時常逃課。每次逃課，都拜托我把他的椅子移開。到了，學期末了，我的同學終於來上課了。這位老神父，一見到他，就說，你不必來了。這學期你的德文不會過的。原來，他記得清清楚楚，每位同學的出席情況。兩年德文課，我們學會了會話，看德國電影，還會德文書信，作文。後來，還可以用德文與神父交談。可惜，到了美國，忘得一幹二淨。

多少年後，我到德國開會。在巴頓巴頓小城呆了一個禮拜。晚上頻看德國的電視。在小城的街上溜達，回憶著我當年學的德文。最後離開的時候，我的德文隱隱約約的回來了。到了法蘭克福，我居然可以用德文問路了。我相信，如果再讓我住一陣子，我的德文一定會很溜的。來美國後，就很少用台灣話了。那年碰巧有位台灣同事。我經常纏著他講台語。後來，我的一位助手是個寶島姑娘，我的台語就這樣的又回來了。語言這玩意兒，就是要有環境用，自然就會了。 大學三年級時我的同房是個香港來的華僑。我使勁地想學廣東話，學了半天，會的還是那幾句。不過，多少年來，見到老廣，我一開口，他們還真以為我是老廣。可是，講了兩句，就露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