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一二

我出生在青島，一個德國式的城市。兩歲時，就隨著父母逃難到了台灣。所以，我對青島是毫無印象的。初到台灣，我們住在高雄鄉下。等我開始有記憶時，已搬到市區了。

 

我的第一個記憶是很清晰，也是很悲哀的。那年我四歲不到，我兩歲的小妹妹因病離開了我們，那天，老娘把她放在一個用四塊木板臨時拚湊成的長盒子裏。有兩個雇來的工人，就把她抬走了。小妹妹長的樣子，我是後來從照片中看到的。有幾次老娘還帶著我到妹妹的墳上。每次去，老娘總會在附近的小店買些糖果之類的祭品。到了土墳，拔拔雜草，把甜點擺上，也不知老娘嘀咕甚麽。後來，聽說那塊墳地，被填平蓋房了。我的妹妹也逐漸淡出我們的記憶了 。

 

五歲，我終於到一個教會辦的幼稚園上學了。我仍舊很清楚地記得，每天上課前老師會帶著我們小朋友一起向天父禱告。有一天，老師要所有的小朋友為俺娘的住院求神的看顧與保守。也不知老師是如何知道俺娘生病的。禱告完了，老師要我放學，吃完中飯後到老師家帶她去看俺娘。到了老師家，我站在門口，一直不敢進去。隻記得沒多久，老師看到我了，要我進去。還給了我一根香蕉。告訴您，台灣的香蕉是真好吃。

 

我一個小不丁點，帶著兩個老師，搭著公共汽車，居然也找到老娘的病床。隻記得兩位老師拉著俺娘和我的小手，實在不知道，也不記得說些甚麽了。老師臨走，俺娘要我把老師送到醫院大門口。我出了病房，老師已經走遠了。我站在醫院的走廊的窗戶，看著老師出了大門，我才回到病房。多少年後聽老娘說，自己沒多久就被醫生送到了太平間。然後夢到有位穿白袍的老人，把她從一堆死人中推回。就這樣又活過來了。不多久，老娘就信教歸主了。

 

六歲上小學一年級。第一天上學，帶著老娘給俺縫的新書包，削好的鉛筆，墊板，跟著小姐姐高高興興的走進了教室。小姐姐再三囑咐，要記住自己的教室和座位。不多久，所有的小朋友都到操場排隊升旗。當伴著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聲再回到教室自己的位置時，發現我的書包不見了。馬上大哭起來。老師來了，問了我的名字，就把小姐姐叫來了。原來我居然走錯了教室。從此，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我都被家人公認為是個腦子有問題的小孩。

 

那個時候，我們下了課沒有啥看的， 就是玩。我的哥哥念初中，是我們這一群的頭頭。課餘的時間，我們成天跟著他。那個年代生活條件差，也沒有啥像今天琳琅滿目的零嘴。最好玩的就是烤番薯了。我們分批到附近的田裏偷挖番薯。另一批就挖土砌土爐，到處找柴火。一塊塊泥土疊起來，像個小土丘。把幹樹枝，樹葉，點起火來燒土。土燒黑了，老哥一聲令下，打翻土堆，番薯也隨之丟入。最後把番薯埋在滾熱的土裏。這時候，老哥要每個小朋友回家睡午覺。也不知經過多久，反正，大家又集中在番薯土堆旁了。終於到了最期待取番薯的時刻了。每人手上都分到了一個滾燙的戰利品。告訴您，吃起來又甜又香。長大了，有時做夢都夢到這一幕，醒來還滿嘴的口水。過年，是最高興的日子了。有好吃的，好穿的。還可以去看電影。那天鄰居的賀大哥騎車帶我上電影院。看完電影要我在一旁等他， 他去取車。 結果等了好久，又下起雨來了。 我就自己雇了一輛三輪車回家了。並講好了價錢。結果，大哥哥找不到我，一人就回家了。 被賀媽媽臭訓了一頓。正打算報警時，就看到我坐在車上人五人六的回來了。賀媽媽當時高興的要多給車夫車錢。我還再三象個大人似的阻止。說價錢已經是講好的。那年我還不滿五歲呢。後來，完成了學業，老一輩的人都還津津樂道此事。一致說，從小就看我有出息，那麽小，迷了路，就知道叫車回家。

 

小學二年級，告別了南部的好朋友，我們搬到台北了。有一天下課後就我一個人留下清潔教室。我用抹布，擦桌子，椅子，窗戶。詹筱蘭老師來了，問我其他小朋友呢，我說他們都回家了。老師摸摸我的頭，誇獎了我一頓。到了學期末了結業典禮。校長還頒發給我一個服務獎，有獎狀及獎品。回到家，老娘說我，不錯。總算拿了個獎。不過要是象三姐那樣年年拿學業獎就好了。到了三年級， 我的級任老師曾麗明，那時剛從師範學校畢業。長得好好看。老師不知咋的，就是喜歡我。我的繁體字寫的方方正正，老師尤其欣賞。任何時間，老師要填表格，都是我來代勞的。那個時候，我的手並不是很巧。可是老師每學期發新書時，就是要我幫忙包書。老師很有耐心的教我。每次都還誇獎我聰明，還要我到老師家去和她的弟弟妹妹玩呢。其實我是受之有愧的。

 

那個時候，我們最關心的就是每一個學期開學的排位子了。按著高矮，女生先入座，然後，我們男生就會算算看跟那個女生坐。這一坐就是一學期。似乎都想和漂亮女生坐在一起的。有一次我被分到的女孩叫楊秋月。長得很黑，不好看。我幾乎天天欺負她。她家那時開個小雜貨店，時常從家中拿抽獎商品用樹膠做的小人，小動物來討好我。我還得寸進尺，每次要她帶那個最難抽到的關公像給我。有一次把她逼急了，她哭了。她說她阿母不準，因為家裏做生意，要靠那個大的關公像來吸引小朋友花錢去抽。後來長大了，我還好幾次為自己的無理而自責。讓我最高興的是和一個上海女生張曼曼坐在一起了。她長得好看。還會唱歌。每次拿個本子，就唱起上海戲來了。我是不服氣的。我就拿了家裏的口琴來吹我們當時學的兒歌。其他小朋友聽到我吹出美妙的口琴聲，都過來合唱。我那時在她麵前真是神氣極了。到了四年級，有一個女生叫葛似瑾，也是個可愛的上海小女生。她對我最好了。也很會拍馬屁。我那個時候，當排長。誰要是不乖，我會罰他們抄書。有一次，她向老師告狀，說我最壞了。別的排長隻罰抄一遍，我都是罰十遍。雖然，她對我很好，我還是照樣罰她。老師當然是站在我這邊的。我越罰她，她就對我越好。多年後，她還到處打聽我，要和我見麵呢。

 

到了五年級，我們搬家了。我也跟著轉學了。這一次，我不喜歡。因為全班都是男生。我們是男女分班的。那時，小學畢業考初中是我們的一大關。因此，每個學校都有惡性補習。 每天的功課，作業一大堆。又是國語，又是常識，還有最討人厭的算術作業，什麽亂七八糟的和差問題，植樹問題（兩端都種加一，兩端不種減一，一端種，一端不種，不加不減），雞兔同籠問題（真無聊），水流問題（順流，逆流），流水問題（一邊開水，一邊放水），時鍾問題 （長短針相會，成15度），年齡問題，蝸牛問題（近一退三），這些問題可真把我們這些小孩製造出了不少問題。老師對我們這些好學生的要求是百分的。隻要不到一百分，就是打。我們的級任老師陳照明是個日本時代師範學校畢業的。所以，我們自然接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那個時候老師們之間講的都是日本話。但是我們老師的國語說的非常標準。我就是我，絕不會發成偶。 事就是事，絕不會花(發)成數。.

 

每天上學都是一個苦難的日子。早上七點鍾，背個大書包，駝著背, 托著疲憊的身子走入教室。一進教室，就開始做老師頭一天留在黑板上的算術題。七點十五分，老師就拿著一根藤條，站在教室門口。七點十六分進教室，就挨一下屁股，這叫開門見喜。你要是七點半才來，那這一天你有的板子要挨了。沒有美術課，音樂課，隻有三門課，那就是初中要考的國語，算術，常識。我們每天最渴望的時刻就是放學回家了。每個小朋友排在教室外的走廊。老師訓完話後，我們使出所有的勁兒喊出“老師再見，同學再見”。我們心中其實所渴望的是希望永遠不要再見了。

 

最高興的事,是不用上課了。有一次有個同學逃學， 老師要我們分頭去找。大家好興奮，可是很快的就找到了。 那時學校附近有小火車通往新店。那個同學很聰明，順著火車道走，沒有多遠， 我們這一組就看到楊錦鍾同學坐在路旁。回來後老師用藤條,  往他頭上敲了一下。老師說， 他是在敲鍾， 大家可以開始上課了。我們那時最盼望的就是教育單位的督學來查惡性補習了。來的前一天 , 當天， 我們不會挨打。老師說要讓我們習慣不挨打的日子。每個人要裝出是個快快樂樂的兒童。 更高興的是我們可以上音樂課，美術課，還有打躲避球。督學走了，我們坎坷的日子又回來了。我們都覺得好日子過得特別快。我們那時是多麽憧憬著督學天天來查我們。

 

那兩年， 除了幾個固定的節日，我們是天天上學的。到了六年級， 連星期天都要上學了。老師是準許我們去看電影的。 但是回來後，要向所有的小朋友詳詳細細報告電影的故事。一個小時的電影，就要講一個小時。少一分鍾要打一下。有一次，有個同學真的去看了。結果回來， 隻講了第一句， 就被老師打斷了。老師說，他講的是台灣國語，而電影講的是標準國語。而且， 他還忘了從関燈，唱國歌開始。當老師打他屁股時, 發現聲音不對。結果他穿了好幾條褲子， 口袋還塞著手紙。 老師知道他是有備而來，從此他就被 貶入放牛大隊了。從此，老師對他再也不聞不問了。好多年後, 聽說他成了某一個黑社會幫派的老大了。

 

每天度日如年的日子， 隨著考試日子的到來就更難過了。好不容易，到了考前的一天， 老師發給我們準考證並帶著我們去看考場。下午又回到學校， 老師一個個把我們叫到麵前， 揪著每個人的耳朵，問我們有沒有把握。我想這就是所謂的耳提麵命吧。到了考試那天, 他又出現了,  要我們好好的加油。.我們都料到他會是我們這一輩子可能遇到最負責任的老師了。

 

放榜了，我們考上好學校的,  第二天都不約而同的回學校了。老師好高興看到我們。 見到我直說我算是揚眉吐氣了。老師把他所有的月光香水牌的鉛筆, 筆記本, 當作獎品全獎勵了我們。畢業後, 第一年校慶，我們幾個考上建中的同學也都 很光榮的返校了。老師看到我們好知足，還一再對他的新一批學生, 誇獎我門當年都是最好的學生。我是最感到慚愧的了。 因為, 我之所以考上實在象老爸所說的”瞎貓碰著死老鼠, 傻人有傻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