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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寄來的一份報告，引出了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裏，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裏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麵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裏麵，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那麽，怎樣才能找到讓幹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複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後，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於軍隊生產的範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裏，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係。這個體係，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於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誌：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隻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隻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麽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係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裏，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係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隻是初步的。他也隻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麽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在指示中還指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它成為“文化大革命”中辦學的方針，造成了教育製度和教學秩序的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