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寢室裏的聊天是方言雜燴的盛宴，我記得當年最開胃的一道小菜是討論那種冬日街頭
隨處可見、瞥一眼就心生暖意的小吃。“我最愛吃烤地瓜了，”山東同學喜滋滋地說。
“哦，我們那裏叫煨番薯，”廣東妹在終於弄明白那是什麽東西以後，恍然大悟。我也跟
著笑，用上海話告訴她們，從小，我隻知道把這甜甜軟軟的玩意喚作“烘山芋”。
烤地瓜，煨番薯，烘山芋，九個字裏沒有一個重複，構詞形式卻高度一致；偶爾交匯，仿
佛看見思維在穿透了語音的屏障之後相逢一笑、默契於心。方塊字的海洋邊，常常地，我
們都會在隔了千萬裏的灘塗上，拾到色彩迥異而形態同工的貝殼。
不過，細想下去，方言的獨特性還是會執拗地浮出水麵。就說這學名“甘薯”的“山芋”
吧，上海人在前頭輕輕巧巧加了個“洋”字，就直接拿來稱呼另一種植物（馬鈴薯）。同
樣的物件，到了北方就完全從其生長的特點出發，幹幹脆脆地叫它“土豆”。從“洋山
芋”的意義分析，顯然上海人吃到馬鈴薯要遠比接觸甘薯更晚，所以相對於同樣來自異域
（查資料，原產地是南美）的後者來說，前者就更具有舶來品的意味。我猜想，但凡上海
人當初跟廣東人一樣叫“番薯”，那麽，後來引進馬鈴薯時也會義無返顧地稱之為“洋番
薯”。至於“洋”和“番”到底是不是語意重疊，擱在一起是否顯得冗餘，是否還存在更
精簡的命名方式，那絕對不成問題——上海話曆來有這樣的寬容度。不信，你想想，時至
今日，阿拉上海人不是還把“洋番茄”叫得很順嗎？
上海話“疊羅漢”的雜耍工夫俯仰可見。滬語常以“頭”為名詞後綴，若譯成普通話，有
一部分是可以用“子”來代替的，比如“籃子”之於“籃頭”、“盒子”之於“盒頭”
（這兩種說法在滬語中並存）；但也有很多，是別處（至少是吳語區之外）鮮見的用法，
比如紙頭、布頭，更有甚者，小時侯喝豬肺湯，聽外婆一聲聲叫什麽“肺頭”，納悶了很
久。你如果硬逼著上海人講“一張紙”而不是“一張紙頭”，肯定會活活把他別扭死。
如果說上述前後綴還不能充分說明問題的話，那麽，下麵兩個例子是直觀到了極點的。昔
日上海人家多用鉛製的水桶，漸漸的幾乎所有的桶都給叫成了“鉛桶”。“一桶水”是沒
問題的，但“一隻桶”似乎就沒有“一隻鉛桶”叫得順溜。時移世變，塑料桶大行其道，
但時不時地，你還是可以聽到滿耳的“塑料鉛桶”，說得懇切、聽得自然，反正大家都曉
得在說什麽。以此類推，如果你習慣了“塑料鉛桶”，那麽，對於類似“洗（滬語念
‘打’音）腳麵盆”和“洗浴麵盆”，也就可以見怪不怪了。同理，如果有個上海人嚷嚷
著要“開窗門”，你大可不必令門戶洞開——須知，這個“門”字跟在“窗”後麵，功能
與“鉛桶”的“鉛”字相當，隻能讓音節更鏗鏘，並沒有表意的用處。
還有個更戲劇化的例子：初來上海者，大抵不曉得本地人在講“吃茶”的時候，杯子裏可
能飄著幾片茶葉，也可能隻是清清爽爽的白開水。這裏的“吃茶”，常常隻是飲水的代
稱。問題是，如果在某些語境中需要強調是真的要泡一杯茶喝，該怎麽辦呢？這可難不倒
上海人，他們會隨口說——“來，阿拉吃杯茶葉茶。”
母語這東西，早就融在血液裏循環不息，不必經過大腦，自然天天從舌頭裏蹦出來。但細
想來，上海話的拉雜、絮叨、疊床架屋，縱然上升不成嚴謹的語法規律，卻自有它緩和語
勢、增添情趣的家常妙用。僅舉一例：兩個人吵架，一方大吼一聲“滾”，那一定是出離
憤怒了；加一個字成“滾蛋”，則情緒已經有了微妙的變化；加三個字“滾儂格蛋”（滾
你的蛋），罵人的那位臉上沒準窺得見一絲笑影；地道的上海話還有一句最絕的：“滾儂
格五香茶葉蛋”，脆生生地喊出來，當真是色香味俱全的調笑乃至嬌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