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感慨由來已久，但一直不知道如何表達。語言雖說是表達思想的，但其豐富性遠遠地落在思想後麵。把思想比作一個房間的話，語言隻是一隻書桌抽屜。一個人說出一段語言，並不保證另一個人也通過同樣的詞句，理解你的原意。不被理解，孤獨和自言自語，是獨立思考者的常態。
標題裏所說的激進，不是指某一個人，一群人或一派人，而是指大眾。可能涉及每一個人，所有人。而且，這裏指的是中國。至於其餘的國家，由於觀察閱讀得還不夠，不敢妄下斷論。
這種激進的大眾思潮，近一兩百年來，無論什麽人當政，奉行哪一種主義，它都像牛鼻子上的那條繩索，牽著中國朝著苦難的方向走。隻朝這一個方向，怎樣奔突也找不到出口。與激進思潮相悖的其它各種思潮，哪怕再有閃光和智慧，都毫無例外地被大潮卷走，衝擊得七零八落，無影無蹤。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種奇觀，卻一直未被人加以注意和研究。
如何用語言來描述我說的這個激進，確實有點難度。不過今天先開個頭，慢慢與有同感的朋友們討論切磋，假以時日，到了將來某一天，也許會有一定共識。
我想表達的激進，是一種希望快速變化，變得更正確，更先進，更高級，更美好的要求和衝動。而且，不容等待，必須越快越好，最好在一夜之間實現。用最少的功夫，最省的費用，不拖泥帶水和婆婆媽媽，快刀斬亂麻。衝動僅僅限於少數人或部分人還不要緊，隻要大多數人不跟著衝動，也無大礙。要命的是，在近兩百年間，幾乎沒有一個時代，中國不被激進的衝動占上風和主導。這種趨勢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依然如舊。這就是我在標題裏說的，激進當道。一般來說，激進使用的手段都是強力直至暴力。
初聽上去這很不錯啊，有什麽可非議的呢？人類不就是追求正確，少犯錯誤，朝著美好的方向前進的嗎？我希望也是這個邏輯，但事實證明相反。
先回顧一下曆史。
回到中國尚處在半封閉狀態的老大帝國清末。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門戶被另一個世界強行打開。這個世界對中國來說曾經是完全陌生的。從這時候開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思考應對之策。近代思想家鄭觀應是其中之一。他的傳世之作《盛世危言》，於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出版，封麵題為：“首為商戰鼓與呼”，內容包括了建設現代國家和解決當日危難的所有問題。明確提出仿照西方國家法律，設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指出國弱民窮根源乃在於專製政治。鄭觀應寫這本書，花了二十多年。裏麵的主張，我以為，哪怕在今天實行也不過時。結果呢，一百多年過去，中國人早把他的主張丟得精光。三個對近代史最有影響的此書崇拜者，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雖受過作者的啟示，卻用激烈主張，把方向引到更加專製。
雖然看起來康有為搞的是君主立憲，可謂鄭觀應的徒弟，但實際上他要的是殺人政變，結果激化了矛盾，終於失敗。孫中山顯然換了一套，不惜用十大起義來達到目的，可惜不是民主政治的目的，僅僅是改換朝代和自己當政。毛澤東同斯諾談話，兩次提到《盛世危言》給予他的影響：“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他用暴力革命奪取了中國政權，但書裏提到的要求基本上一樣都沒有實行過。這證明了激進思潮是如何戰勝漸進的，至少在這三個人身上表現如此。他們的政見流傳至今，比鄭觀應的影響力大不知多少倍。
激進思潮在甲午事變，庚子事變，直至後來的九一八事變，八一三事變，都得到充分顯現。總之，在中外衝突中，主戰的一方總是占上風，而主張暫緩一步，見機而行的人，一律落荒而逃。事實證明，在不該盡早投入戰爭的時候，倉促開戰，隻不過給了敵人更好的借口和機會。而自己不是完敗就是慘勝，完全不占便宜。在這方麵，獨立作者的曆史記載有很多，千萬不要隻讀兩黨文宣。
這裏主要提一下被視為抗戰英明領袖的蔣介石。有最新資料披露，蔣在對日本控製的遼東半島問題上，表現得過於激進。當年的遼東半島，有如1949後的香港。曆史積案的處理方法可有不同選擇，但要看準時機。蔣卻選擇了快速解決，刺激了關東軍的侵華野心。在放棄東北以後，又患得患失發動八一三上海事變，以挽回他的聲譽。事變後，日本內閣的主戰派立刻接掌權力，全麵發動侵華戰爭。俄國人同樣有與日本的領土爭端，可是卻一直在等待機會，並不斷挑動中日開戰，把戰火引向東方。直到抗戰晚期，他再出兵漁翁得利。比較起來，中國人激動有餘，理性不足。為什麽我們想不到讓日俄相爭，而本國從中得利呢？當然這都是後話。隻想說明，在曆史緊要關頭，激進總是最大程度地獲取民心。民眾如此，為取得民眾擁戴的領袖自然也不得不如此，或投其所好，沽名釣利。
中共建政本身就是激進思潮的產物，建政之後更加激進。在今天看來，一個資本主義尚未發展的國家，卻要用武力奪權來建設社會主義，激進得不可思議。而這種變態激進，卻得到了當時從精英到草根的大部認同。中共黨內有開明人士認為，該黨的曆史錯誤主要是左傾。但每當到了清算左傾的曆史關頭，政治運動都把方向推向更左。比如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六六年的文革。燃燒到全國的文革同大躍進一樣，使中國人激動和亢奮，似乎十分對胃口。文革失敗以後，應該有反思了吧？沒有。自那以來沒有過一次黨代大會把清左列為議題，對文革教訓的總結隻觸及皮毛，不了了之。接著而來的，卻是一次次在經濟上的激進，不惜任何代價發財致富。結果是殺雞取卵，到現在連多下一個蛋都困難了。
六四是一次嚴峻的考驗，考驗中國人的理性是否合格。結果不合格。八十年代在中國覺醒的自由民主要求順應潮流，極其自然。可是這個思潮很快就化為激進。在廣場上，本地和外地來的青年學生，用高聲呼喊投票，幾次否決了戰略撤退。似乎認為，中國的民主未來可以一蹴而成，一場民主革命就可以永久改變一個古老國家的千年麵貌。他們把機會拱手送給了投機家。這與“戊戌變法”的失敗如出一轍，一百年沒有進步。
前不久，在萬維博客上有一次芹泥領銜的討論，對比胡適和魯迅兩人的思想貢獻。這次討論還原的史實，更加印證了我的感慨。胡和魯兩人，一個是溫和的，一個是激進的，中國人卻給了他們完全不同的評價和機會。溫和的是“走狗”，而激進的是“旗手”。比如在“帝國主義”定義上，中國人完全不認同胡適的“帝國主義無須有”論，而哄抬“帝國主義害中國”論，直到至今。假設胡適還在世，繼續重複一遍“哪有什麽帝國主義”，一定會被網上的一片罵聲淹沒。
帝國主義是激進的馬克思主義繼承人列寧杜撰的概念，事實上從來沒有存在過。比如對內壟斷和對外擴張兩個特征，硬要去湊，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也許夠格，但也不完全。況且已經失敗了。今天中國人仍把英美稱為帝國主義，理由是幹涉國際事務。但那同擴張占據殖民地本質上毫無共同之處。這麽淺陋的認識卻這麽強勢，隻由於激進。因為不同意的立馬被打成“漢奸、走狗”。習近平很快要去訪美，這種激進會對他形成極大壓力。談妥協議嗎？那就成了“兒皇帝”，製造爭端嗎？何必多此一舉。為了取悅大眾，他或將不得不冒險激進，使訪問白費蠟，無功而返。
性格決定命運，幾百年間快速地原地兜圈，也許是中國人激進當道的最好結果。壞一點的就不說了，已經有人說過，“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用善良的願望鋪成的。”
2015-9-1
比如，我不知道博主的經曆，也不知道博主憑借的曆史事實和數據，是不是我也可以說，博主發表文章太快了，寫作態度太激進了？
我非常喜歡胡適，認為魯迅不過是眾多憤青的一員。所以，我提出這兩個大膽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