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中國人的病態民族主義

一個偉大民族和一個偉大的人一樣，都有堅強的心理素質，無論他或她曾經受過怎樣的傷害，都不會喪失愛的能力，也不會讓仇恨和報複主宰自己的心理。法國大作家大仲馬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記》，可以被當作一本心理學教科書來讀，其教義是：受害人心理發作，不僅不能實現公正，反而會在毀滅自己的所恨的同時，毀滅無辜和自己的所愛，陪葬的還有你本想實現的正義。

不久前登上暢銷書排行榜的《中國不高興》一書，像早春季節吹來的一股寒風，攜帶著“不高興”病毒，正在毒化我們民族的心理，易感染人群是那些心理還在脆弱期的未成年人，以及剛剛成年的年輕人。把青春期騷動發酵為國家人格憤懣，並發泄為暴力行為，我們在“文革”中曾經有過痛苦的經曆，被浪費和糟蹋的不僅是青春，還有國家的精血。

害怕被石頭絆倒的人是懦夫，但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的則是笨蛋。每代年輕人，都有不怕被石頭絆倒的勇氣；但作為中華民族，我們也有不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的智慧。

一，打武鬆的老虎

人有一種誇大並神聖化自我感受的衝動。

自己摔一跤，全世界都疼；自己亢奮得坐不下來，會認為那些能坐下來的人，必定患了小兒麻痹症，站起來困難；我為什麽不快樂？絕不是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美人愛我，而是有一個叫美國的國家想害中國，如此等等。詩人老巢對人性的這個弱點深有感悟，寫過一首反諷的詩《首都服從我的心情》：

“今天以我的病容亮相
灰蒙蒙的
能見度很低
出門的人普遍感到壓抑
不明白為什麽這個日子
首都服從我的心情
我不流淚
就沒有變天的可能”

現在有幾個人比老巢自我反諷的更誇張，他們要讓“中國服從我的心情”，自己心裏別扭，愣說是“中國不高興”，還用這個短語做題目出了本書。那麽，中國為什麽不高興呢？在他們看來，是因為中國還沒有做成世界老大。那本書的5名作者之一王小東說，“我們要領導這個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如果必須這樣，他們才高興，那他們的不高興就不是個情緒問題，而是個角色問題了：他們不高興的，是他們目前扮演的社會角色；要讓他們高興，就必須讓他們扮演領導中國，特別是領導中國的“四月青年”或“火炬一代”，以及“英雄集團”去“領導這個世界”的角色。

這讓我想起了1962年中國上演過的一部很有趣的動畫片，名字叫《沒頭腦和不高興》。在影片中，沒頭腦丟三落四忘東忘西，不高興愁眉苦臉怨天怨地。當旁人感慨他們長大後該怎麽辦時，兩人就想立刻長大做出一番事業給旁人瞧瞧。結果，一瞬間兩人真的長大成人，沒頭腦當了工程師，不高興成了演員。

沒頭腦設計的千層少年宮建成後，隻有九百九十九層，他少設計了一層。當小朋友們排著隊去少年宮看演出時，全都成了落湯雞，原來他把噴水池設計在了大廳中央，成了噴雨池。他還忘了把電梯畫進圖紙，小觀眾們要爬整整一個月的樓梯，才能進入頂層的演出大廳，看到演出。好戲終於開場，可扮演老虎的不高興很不高興演老虎，在演出時，老虎不但打不死，反而打起武鬆來。

人如果像老巢那樣，偶爾不高興，某個早晨醒來，“以病容亮相，灰蒙蒙的，能見度很低”，可能是身體有病（當然也可能是某個具體欲望暫時受阻）；如果像某個失業者那樣，在一段時間內不高興，那是生活有病，部分是社會生活病了（社會沒有能提供充分就業機會），部分是個人生活病了（自己缺乏適合社會需要的技能）；如果像“不高興”那樣，從小到大都不高興，那就是心理有病，甚至精神有病了。

心理抑鬱的人，他無論幹什麽都不會高興，除非他是一個施虐狂，隻有在對動物或人類實施虐待時，才會達到一種病態的亢奮。缺乏足夠的資料來診斷動畫片裏的“不高興”到底患了哪種心理疾病，但從他不願扮演挨打的老虎，做老虎也要打武鬆的情況看來，他應該不是受虐型抑鬱症患者。

根據精神分析學說，一個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上經受暴力或非暴力侵害事件，容易觸發當事人的“急性應激狀態”， 這一狀態會使人的心理產生許多負麵情緒，其表現形式主要有四種：一是閃回，當時的恐怖情景總在腦子裏浮現，揮之不去，控製不住；二是惡夢，總會夢到當時情形，重新經曆侵害情境，睡不穩覺，且容易被驚醒；三是易驚，一有動靜，就會瑟瑟發抖；四是回避，比如縮在家裏不敢出門（對於一個國家，就是閉關鎖國，不願打開國門），等等。這種急性應激狀態如果得不到及時消除，就會積澱成一種被稱為“受害人心理”的心理疾病，這樣的患者，感染的就是“不高興”心理病毒，恐懼，焦慮和抑鬱情緒可能伴隨終身。不過，這種情緒也可能通過施害或報複來尋找發泄，曾經被武鬆打的老虎，反過來要打武鬆。

“不高興”心理病毒可以感染一個人，也可以感染一個民族。最容易受感染的是那些曾經受異族侵略、掠奪和壓迫的民族。曆史上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意誌民族，不僅被戰敗，還被《凡爾賽條約》懲罰和侮辱：割地賠款，限製軍力，協約國企圖一勞永逸地廢掉德國武功。德意誌民族這隻老虎自然很不高興，在其潛意識裏，留下了受迫害的精神創傷。

另一個案例，就是曾經創造了四大文明之一和漢唐盛世的中華民族，近代以來落後挨打，備受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切割和淩辱。我上大學時永遠看不完的一本書，就是《中國近代史》，我真正痛飲到了被“不忍卒讀”這個漢語成語深深封藏的情感烈酒，痛苦和憤怒的熾烈衝動，每每讓我擲卷拍案而起。那時候我想，如果需要，即使我是隻蟲子，也要向任何一隻來犯的公雞堅定爬起，更不用說，假如我是隻老虎，我會對武鬆做什麽。


二，從“受害人心理”到“暴發戶心態”

正是這種被一個民族每個成員共同分擔的痛苦的心理創傷或曆史記憶，能夠在特定氣候和環境條件下，被發酵成一種稱之為“民族主義”的強大精神力量，推動這個民族自立或自利，自強或自戕。到底是前者還是後者，那要看被發酵出來的“民族主義”采取了哪種形式，宗教的還是保守的，自由主義的還是法西斯主義的，種族的還是平等的，財產保護的還是財產充公的，開放主義的還是保護主義的，整合的還分離的，領土收複主義的還是散居民族的，經濟主義的還是戰爭主義甚或恐怖主義的，如此等等。

民族主義的形式雖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健康的和病態的。健康的民族主義是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病態的民族主義是自戀的，和向後看的。東方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印度的甘地主義，以及埃及的納賽爾主義等等，基本上是健康的民族主義，主張本民族與過去的驕傲自大，閉關自守和盲目愚昧的狀態決裂。

而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歐洲大陸民族主義，則經常發著高燒，帶著痙攣，過分強調本民族曆史上的輝煌，領土在曆史上曾經達到的範圍，謀求最大限度地恢複這些領土。拿破侖主義、墨索裏尼主義和希特勒主義就是這種病態的民族主義。顯然，健康的民族主義是和平共處的、和平競爭的，病態的民族主義是自戀排他的、向後看的，暴力和侵略性的。曆史表明，健康的民族主義推動一個民族自強，病態的民族主義導致一個民族自戕。

那麽，用《中國可以說不》（下稱“說不”）和《中國不高興》（下稱“不高興”）兩本書來推銷的某些人的民族主義，身體狀況如何呢？讓我們來稍稍進行一番體檢。出版於1996年的“說不”，沒有任何核心概念和理論，沒有任何主張和綱領，也沒有任何章法和邏輯，發泄的隻是情緒，看幾眼目錄就知道了：“親美心態”，“親美的心理瘟疫何以蔓延”，“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變成以後，還很歡喜”，“拿開你肮髒的手：我們不要性騷擾”，“焚燒好萊塢”，“曖昧的日本”……這發泄的是什麽情緒？是一種用自大掩蓋自卑的受害人情緒。這種情緒很像是幾個進入叛逆期的孩子聚在一起控訴自己專橫的家長，大聲喊叫著：“我以後絕不聽你的！”“我要在一切方麵和你對著幹！”這種心理雖然病態，但還不能說危險，病態又危險的是剛剛出版的“不高興”這本書。它不再僅僅是情緒發泄，更像是行動動員。它有自己的信念——中國領導世界是“天命所歸”（第28，144頁）；有自己的“大目標”——外爭族權，做世界老大（第99，100，108頁）；有自己理想的領袖——“理工科”“摩西”（128—130頁，第65頁）；有自己的精神文化——與“文藝腔”對立的尚武精神（第61，102頁）；有自己依靠的力量——“火炬一代”加軍事“英雄集團”（第22，102頁）；有自己動員群眾的方式——“民間”或大或小規模的“凝聚”（第103頁）；有實現“大目標”的手段——“軍戰”+“商戰”，“我們強大了，我們就揍你”（第40，90，93頁）。

這樣一種民族主義有四個基本特征：

1，把傷疤當勳章。在“不高興”的5位作者之中，宋曉軍這方麵的情結更濃些，在他看來，“1840年以來的曆史痛苦”是“我們的財富”（第13頁），“2008年年輕人的反彈，實際上蘊含了1840鴉片戰爭以來曆代中國人的文化積累，……迸發出這種劇烈的能量……他們感覺到了如果再這麽對西方軟下去，他們自己的未來將被閹割和剝奪，這可以說是他們第一次將個人未來與國家的未來聯係在一起的一次迸發。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發現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是同生共進，並以一種激烈的方式表達時，這很難說不是一個時代轉換的信號。”（第11頁）這段傾訴讓人膽戰心驚的地方是，仇恨主義在演變成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在演變成國家主義。

2，自戀且排他。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民族，隻要不帶種族偏見的人，誰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但說我們民族偉大，並沒有比較其他民族的意思。不過，“不高興”的作者們可不這樣想，在他們看來，中國要做世界的老大，中華民族能不比別的民族，甚至比聲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優秀嗎？首先，中國民眾比美國民眾強：

“當中國的普通老百姓麵對危機的時候，他們的抗擊打能力、組織能力遠遠強過美國新奧爾良的民眾。新奧爾良出現了當街強奸、輪奸、搶劫，所以軍隊要拿著槍進去，見一群人圍著就認為是暴徒，就朝頭頂上方打，叫你趴下，作為預防措施。看到這樣的對比，你說到底是中國國民素質高還是美國國民素質高？在應對危機的時候，誰的力量更強？我（王小東——本文作者注）告訴你，絕對是中國的民眾力量要比美國新奧爾良的民眾強。”（第243頁）

基於這種認識，王小東當然有底氣這樣喝問：“美國憑什麽呀？誰是世界老大？從文明史角度來講，我們才是世界老大！”（第136頁）

不僅如此，中國人甚至比自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猶太人更優秀：“猶太人已經被其他民族反複打敗、反複征服，國家早就不在了，居然還能凝聚在一塊，還覺得自個兒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中國人在曆史上從來沒被打成這樣吧？從文明史上的實踐成績來看，中國人比猶太人好太多了”。（第143頁）

3，眼睛長在後腦勺上。他們口中的未來，不過是已經遠逝的中華帝國的背影，他們最推崇的是秦帝國：“我（還是王小東——本文作者注）曾經說過，秦國的戰鬥意誌連續保持了幾百年，太了不起了，所以最後由它來統一中國。……我覺得中國保持這樣的戰鬥意誌不用保持幾百年，隻要幾十年，中國的很多大事就全辦好了。我希望中國能回到祖先曾經走過的光輝道路上來。”（第145頁）

不知道王小東是不知道，還是裝著不知道，秦帝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也可能是世界曆史上最早的一個軍國主義國家，漢代大思想家賈誼在《過秦論》裏對秦帝國短命的教訓有過千古不刊的定論：“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毀，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樣沉痛的曆史教訓，到了王小東嘴裏變成了這樣：“當然統一之後它的戰鬥意誌就衰退了，很快就完了。”（第145頁）在他看來，秦帝國滅亡的原因不是不施仁義，而是殘暴得還不夠。

不僅如此，他們對中國一定能做世界老大的信念也來自於後腦勺上的眼睛：“為什麽我認為我們中國人‘天命所歸’，最有條件帶大家走一條新的路？這是有曆史依據的，我們在曆史上的成績是擺在這兒的。我在前麵說了，跟那些曆史上消亡了的相比較短暫的文明比，甚至跟確實也很了不起的歐洲文明比，我們在曆史上的表現是最好的。……我們現在評價一個人、一個國家，是不是要根據他過去的一貫表現？”（第145頁）這很像是“文革”中流行的“成分論”：未來是由你和你老爹的過去決定的。

4，好戰。通觀“不高興”全書，5位代表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不高興”的真正原因，並不是中國經濟表現不好，恰恰相反，中國的經濟表現是太好了：“我們現在巨大的貿易順差已經說明市場認可我們的管理效率高於世界其他國家……世界資源在中國人的手裏得到了更好的利用。”（第98-99頁）那他們為什麽不高興呢？第一，中國還沒有做成世界的老大；第二，中國還沒有為做世界老大準備打仗。“這個道理很簡單，很多喜歡軍事的年輕人都看出來了，就是著急，所以遇到這些事情就不高興，”（第90頁）宋曉軍這樣說。在宋曉軍看來，中國即使打一次敗仗也比不打仗好，為什麽呢？王小東為他解釋說，打了敗仗可以引入外部壓力，“淘汰掉內部的腐敗部分，或者腐敗的群體被整個淘汰掉。”（第24頁）

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特別懷念中國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戰分子，請看王小東為我們講的兩個故事：

“回想我們的先輩，比如說漢朝的陳湯，西域都護府副校尉，相當於邊疆軍區副司令員，腦瓜一熱，說把另外一個超級大國給端了吧。軍區司令員還不同意。陳湯說你要不同意我把你崩了，然後兩人一塊去了，把另外一個超級大國元首的一家人全都給殺了才回來。給朝廷的奏疏中，他留下了一句讓現代人都提氣的話：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再看唐朝的王玄策。他帶了一個使團去印度，當時那邊搞政變了，不認中國的使團了。王玄策就是帶著手下幾個人，從尼泊爾借了點兵，又從吐蕃借了點兵，打回去把印度的那個政變政府給端了，將印度國王阿羅順那披枷帶鎖押回長安獻俘。……我們今天就需要發揚這種精神。”（第103頁）

這種好戰和擴張精神今天為什麽這麽重要？因為在他們看來，當前擺在中華民族麵前的，“隻有兩種選擇：一是戰爭，二是讓中國這樣的大國繼續用血汗錢支付西方主導的現行發展模式。”（第96頁）簡單地說，不上戰場，就入豬圈。

如果說，1996年出版《中國可以說不》時，他們發泄的還是“受害人心理”的話，當下這本《中國不高興》讓世界看到的，則是某些人的“暴發戶心態”，中國經過30年經濟增長，已成為世界第3大經濟體，有些人就膨脹得不得了，想當世界的頭了。他們喜歡說美國用白條美元綁架了世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他們也想用中國人深入骨髓的愛國情愫來綁架整個民族，為他們“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動扳機，這樣病態的民族主義還不危險麽？


三，自由的民族主義

為了推銷自己的民族主義，“不高興”的作者們，一邊妖魔化西方，特別是美國，一邊妖魔化本民族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尤其是妖魔化被他們稱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們。

他們總能從中國精英身上聞到一股臭味：“精英階層日漸腐朽，”黃紀蘇說道，“勢不可擋的腐朽。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個金錢，一個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閘蟹似的。”（第27頁）但他沒有說，是不是要等到“我花開後百花殺”時，把這些大閘蟹統統捆到菊花台上蒸了下酒。

他們最痛恨的似乎還是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首先斥責這些倒黴蛋是“逢中必反”：

“永遠‘清醒’而對立的‘本土憤懣’，熱衷於以憤懣製造絕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憤恨的對象，把一切譴責的議題，引導向‘逢中必反’的決然對立”。（第49頁）

接著控訴他們“賣國”：

“自由主義者會說，他們也是有大目標的，這個大目標就是在中國實現民主製度。確實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義者反對他們的這個大目標，但我不反對他們的這個大目標，我確實認為他們的這個大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的。但是他們現在擺出的架勢是，要實現這個大目標就必須以美國利益為最高利益，說白了就是必須賣國”。（第99頁）

有沒有不能區分一個國家的體製和一個國家的利益的所謂的自由主義者？當然是有的。這樣的人因為反對中國的現行體製而反對中國的利益，比如他們曾經反對中國舉辦奧運會，反對中國加入WTO，等等；或者反過來，他們因為喜歡美國的製度而擁護美國的利益，比如1999年美國女足在世界杯上並不怎麽公正地擊敗中國女足後，有些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並不覺得惋惜，反而為美國高興。也有的學者，反對在任何意義上談論中國的國家利益，似乎當前的中國，隻有專製利益，沒有國家利益。

實際上，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並不反對民族主義，他主張的是自由的民族主義。他們可能批評中國現行製度缺陷，但絕對不會反對自己國家的利益，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國家的利益和自己同胞的利益不可能決然分開。就拿加入WTO來說，中國加入WTO，意味著中國加入了全球工人工資平均化過程，中國工人工資與發達國家工人工資扯平，發達國家的工會會反對，中國人為什麽要反對呢？反對自己國家利益的自由主義者，像耗子一樣，可能連自己家門前的街都上不了，上街就會挨打，還談什麽實現自己的主張？

自由的民族主義者，或者說民族的自由主義者，能夠明確地區分西方價值和西方利益，國內的遊戲規則和國際的遊戲規則。西方價值有普世的成分，可以為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世界各民族分享；西方利益就是西方利益，不會變成中國的利益。就像黃紀蘇所調侃的那樣，西方人自己燒石油，希望我們燒“天人合一”——就是燒了還能長的樹枝和樹葉。他們以前還燒我們的圓明園呢，還把搶走的東西拿回來高價賣給我們。學習西方的價值，維護中國的利益，這是中國自由民族主義者的基本立場。自由民族主義還能夠區分西方價值的國內部分和國際部分，國內部分更多用於維護各自國家內部的人權，國際部分則更多地用於維護各自國家的利益。國內可以是憲政政治的，所有的權力都可以得到限製；國際是無政府狀態的，誰製訂遊戲規則誰就可能獲取最大的國家利益。因此，西方國內人權價值可能是普世的，但國際遊戲規則則通常是國家化的。美國不簽訂東京議定書，不是說它不符合普世價值，而是因為它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美國不承認200海裏專署經濟區海洋公約，也不是因為它違反了什麽全球通則，而是因為它限製了美國海軍的活動範圍。

因此，在尊重現行國際遊戲規則的同時，為了維護中國國家利益，謀求遊戲規則朝著不損害，甚至有利於中國國家利益的方向修改，是中國自由民族主義者所讚成的。中國監視美國海軍測量船在中國南海專署經濟區的活動，就是想維護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的國際遊戲規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議將特別提款權(SDR)改造為國際結算與儲備貨幣，也是想修改國際金融的遊戲規則，讓貨幣權力與實體經濟對稱，改變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25%，而美元占世界儲備、結算和流通貨幣60%以上的不正常狀況。

我同意徐波和陳林在《全球化、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現實與悖論》一文裏表達的看法：“幾乎所有嚴肅而客觀的學者和政治家，都看到了民族主義所具有的雙刃劍的作用。”自由健康的民族主義，是偉大的美國獨立革命的主要動力之一，也是中國孫中山、印度甘地、土耳其凱末兒以及埃及納賽爾領導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精神動力之一；但狹隘和病態的民族主義，也種下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病根。病態的民族主義起源於一個民族病態的心理，一個民族的偉大精神和政治領袖不是利用自己民族的負麵心理為自己的狂想服務，而是要治療民族的心理創傷，讓她恢複自信、包容和愛的能力。

這正是我們拒絕“不高興”病毒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