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相信西方歌唱社會主義

諾貝爾委員會總有辦法為西方的“普世價值觀”打氣。在華爾街遭遇滑鐵盧之際，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卻獲得諾貝爾獎，這對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製是個絕妙的諷刺。一邊是彈冠相慶的蕭條經濟理論家，另一邊卻是搖搖欲墜的自由經濟體製。1976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是自由主義經濟大師米爾頓.弗裏德曼，之後五位獲獎者均出自“芝加哥學派”。32年後風水流轉，獲獎者克魯格曼卻是凱恩斯的信徒。

諾貝爾委員會在全球祭出國家幹預的法寶，目的是用一種與自由經濟理論相對的，但同樣源於西方的經濟理論來保住西方價值體係的壟斷地位。可惜為時過晚，因為這次金融危機對西方經濟學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其“普世價值”的核心理念已經陷入深度危機。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誰也不會相信克魯格曼的理論能夠救市。同凱恩斯相比，克魯格曼對政治等“非經濟”因素的理解要膚淺得多。凱恩斯是懂政治的，他明白國際貨幣體製，而不是國際貿易，才是展示大國政治關係消長的晴雨表。一個大國縱然有貿易赤字，隻要能夠控製國際金融體製，其經濟地位不會下降。他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最大貢獻是主持了英國對美的經濟談判，幫助建立了戰後國際金融體係的政治架構。當時的英國已麵臨破產，而凱恩斯的一個著名論斷是，“彼有錢袋，我有腦袋”，英國可以利用多年主導國際貨幣體係的經驗來與新手美國抗衡。時下，凱恩斯精心打造的那些國際經濟機構，特別是曾經風光無限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有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和經合組織，在這場金融風暴中早已集體失語，七國峰會也啞然無聲。全球對這個早已過時的體製開始喪失信心，大國關係即將發生重大變化毋庸置疑。

最近，西方政界和媒體頻頻在給中國戴高帽子，連保守的倫敦《金融時報》也開始大談“金融社會主義”，好像中國人堅持了多年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突然被西方人理解並接受了。但是，中國人千萬不能被西方忽悠了。西方領導人的種種言論表明，他們的眼光盯在中國的錢袋子上，要求中國兌現“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義務，而且一定會借助“彼有錢袋，我有腦袋”的體製優越心理，不遺餘力地逼迫中國就範。



美國麵臨“帝國貨幣”地位的終結，中國過早參與有害無益


可以預見，美元的帝國貨幣地位必然會在這場風波後發生根本變化。自二次大戰到今天，美元一直是主導貨幣，是具有霸權特征的“帝國貨幣”。所謂帝國貨幣是指一國的印鈔機便可以直接影響國際貨幣流通量的大小。如何操縱這部印鈔機是美國向全球征收“帝國稅”的關鍵所在。古羅馬帝國可以讓羅馬軍團向被保護區的人民直接征稅，而現今的美帝國卻可以操縱國際貨幣體製的運作向全球征收“間接稅”。如果說在60-70年代，西歐和日本幫助美國為越南戰爭集資，那麽今天的伊拉克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由中國埋單。 但是，如今美國在世界虛擬經濟中的霸權地位卻已經岌岌可危，以華爾街為主導的自由經濟價值係統也將隨之垮台。目前唯一能夠挑戰美元的是歐元。眼下，歐盟雖然支持政府集體挽救金融體製的舉措，但出發點與美國不盡相同。歐盟領導人的一個重要思路是借此機會施展歐洲的聯合力量，為今後的歐洲共同防務和外交政策打開通道。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歐盟領導人在集體出手的同時也呼籲對國際金融體係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美國對此十分緊張。

無獨有偶，60年代裏法國戴高樂總統同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製進行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今天，同樣是法國的薩科齊總統強烈要求世界金融體製改革。看來大西洋兩岸難免一場爭鬥。

歐盟理事會對外關係總司長庫珀認為, 世界格局需要30年的轉型期，那麽，在這一時期內，世界顯然存在著“群龍無首”的問題。國際體係沒有領導力量是難以穩定的。庫珀特別指出，曆史上的帝國時代已經結束，歐洲追求的是美國、歐洲和中國“集體領導”的方式治理世界。庫珀堪稱歐盟的第一思想家，但也是現實主義者。他說這些話是有底氣的。近年來歐元的崛起證明美元一超獨霸的戰略格局已經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美元遇到歐元這樣的新型世界性貨幣的挑戰，長期操縱利率的法寶就不再靈驗。一旦國際商務結算和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中歐元的數量大幅增加，一枝獨秀的“帝國貨幣時代”就開始走向盡頭。

但是，在筆者看來，在庫珀所說的“三強集體領導”體製尚未出現之前，中國對現存國際金融體製的危機過早參與有害無益。 光靠從西方“拿來”的一點經濟學知識就貿然決策，中國必然在海外金融投資中屢屢失手任何國際金融危機的背後都有深刻的國際政治背景，遠不是經濟學家所能加以解釋的。美國自70年代初以來出現貿易赤字，至今沒有翻紅，而且長期在雙赤字，即巨額財政和貿易赤字的雙重壓力下繼續發展經濟和引領科技創新，它的經濟動力究竟從何而來？美元的特殊地位是個關鍵因素。我們必須承認，在國際金融領域裏，中國還是新手，對百年以來國際貨幣體係的活動規律隻有膚淺的認識。光靠從西方“拿來”的一點經濟學知識就貿然決策，必然在海外金融投資中屢屢失手。

曆史上，中國對國際貿易並不陌生，而且是第一個全球市場的始作俑者。但我們對20世紀以來的以英美霸權經濟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很少接觸。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對二次大戰後出現的以美元一超獨霸的布雷頓森林體係隻有局外者的一點感知，對它的實際運作並未參與，更不理解這個體係的國際政治大背景。

如今，中國在這場金融風暴中暫時未傷元氣，主要並不是因為貿易順差產生的硬通貨盈餘，而是因為人民幣仍然遊離在“自由經濟體製”之外。盡管如此，我們的損失還是不小。以美國國債券為主的巨額貿易結餘已經大量縮水，今後我國對外貿易也將遭受巨大壓力。 西方向中國施壓的手段無非是幾招:貿易保護主義，逼迫人民幣自由兌換，或者直接指控中國對當前的危機負有責任。現實的對策隻能是:捂緊錢袋，把住口風，不出頭，不挑大梁。國際間如果達成協調政策，中國隻能強調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和責任有限，絕不能重彈“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論” 的老調，誤入他人精心預設的圈套。更不能財大氣粗，“上海取代華爾街”之類的豪言絕不可取，更不要相信西方媒體那些“社會主義好”的歌唱。克魯格曼對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批評甚烈，但是他並不能否認，中國經濟的穩定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作了巨大貢獻。